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車來北京，在清華最老的建築“清華學堂”裡接受自主招生的麵試。麵試從早上持續到中午。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氣依稀可見，我卻從內往外冒著燥熱之九*九*藏*書*網氣，燥熱是因為覺得自己麵試得並不好。高三的我，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洗腦成了一個貧乏而絕望的考試機器，少年成名的驕傲已經全部消失褪去，我殘存的全部的內心世界，就是放在課桌左上角不鏽鋼杯子上貼的勵誌話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往校門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頓一頓、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學怎麼辦？來不了北京怎麼辦？完全喪失了寫作和思維能力怎麼辦？校園很大，路長得沒有頭。半年之後，我收到錄取通知書，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擺了酒席，和幾十桌我不熟識、以後也許不會再見的人碰杯，聽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無量”之類的話。不久之後，我收到《新周刊》雜誌從廣州寄來的聘書，聘我九九藏書網為特約記者，之後又成為主筆。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個投奔的去處。這一次，我躊躇滿誌又穩穩當當的。我爸說：“有幾個年輕人能有你這樣的機遇，要珍惜。”整理自己來北京的幾年，整理自己的光陰和作為，才覺得惶恐：不僅沒有顯示出任何“前途無量”的征兆來，應付瑣碎人事的時間多，耐得住寂寞的時間少，甚至愧對“珍惜”兩個字。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大家談論的內容不再是當下，而更多的是拚湊各種道聽途說的消息，傳遞對風雨欲來的預測與恐懼；於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也開始用宏大的詞彙說話，而不再隻關心文學及與之相關的；俗世的樂趣，不再是常態，而是暫時逃避的去處。而現在，寫作對我來說越來越困難了。自己的文章還是以批判為主。批判的對象，則是微博上那個水深火熱的社會，新聞裡聳人聽聞的中國，口口相傳的那個恐怖的怪獸。缺乏社會和生活經驗，讓我隻能去想象自己的敵人。作為批判者的寫作者，我陷入了魯迅那種尷尬的英勇的姿勢之中，一方麵肩住了黑暗的閘門，另一方麵，攻擊的對象卻縹緲虛妄，自己陷入鬼打牆一樣的“無物之陣”。而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複雜而多麵的。因此，當我寫下“中國”、“社會”、“時代”、“人民”之類的詞時，變得越來越心虛。我暫時放棄了對中國的總結，而去觀察個體，見微知著。我們每往前活一天，就進一步被遺留在“曆史”的墳塋裡，總有一日，都成標本。做標本的製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雖然這沒有浮誇的語言和意識形態的爭論來得吸引人，可不討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來下。我和一個同級的建築係同學聊天——我們高中時候就認識，那時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麼的，也會彼此感動和自我感動，他們理科生把這叫做“有人文情懷”。前兩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話觸動，他說：“這幾年，我覺得世界上要改變的事情越來越多，可我越來越明白，自己能改變的隻是一小件。”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裡胡哨投機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學一樣考入體製內的設計院。匈牙利作家喬治·康拉德把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階層為自己的權利和與之相伴的些許自由而奮鬥，拋棄簡鄙的宣傳語言，尊重現在，而不是恐懼或夢想明天。我聽到同學這樣說，腦海中浮現出賈島的句子：“舊國彆多日，故人無少年。”實際上，我從未離開過故國，隻是因為自己在長大，坐標在變化，坐標中的中國，也就隨之變化著。中國人擅長相忘，我和中國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