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空前絕後，全在於速度——所有舊的東西被快速摧毀，被新東西飛沙走石地席卷覆蓋。幾千年來，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最丟臉的事莫過於“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讓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恥和自我懷疑。他們懷疑自己那迂緩莊嚴的祖宗是錯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達爾文“進化論”理論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毀滅舊的，就會被淘汰而滅亡。到了民國，在短短幾十年內，所有重大的哲學問題被重新思考，個體的生活方式被神經質地更新換代，各種先進與激進齊齊衝出水麵，無所畏懼。李敖曾經列舉過民國的三大“文妖”：黎錦暉，他1927年寫了現代中國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詞裡因為有“小親親不要你的銀，奴奴呀隻要你的心”而被視為黃色歌曲；劉海粟，他第一個提出在教室裡公開進行人體寫生；張競生，他登報向大眾征集性經驗，編《性史》。除了這些姿勢前傾得過頭，以至於成為靶子的標誌性人物，民國還有許多如今也算得前衛的氣象。比如女權主義，以唐群英、沈佩貞為首的新女性為了女性參政議政，衝進南京臨時參議院的會場，砸爛玻璃門窗，在受挫後還暴打宋教仁；比如藝術風格，1935年在廣州成立的中華獨立美術協會，大力倡導“超現實主義”和“野獸主義”，畫作多似莫奈和畢加索。民國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裡，留洋的年輕人們看到西方的發展，深感與本國的時間差，於是急速地想彌補這個落差。雖然是前衛，卻是“浮遊的前衛”，還沒來得及紮實地真正發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黃的變局，消滅得幾乎蕩然無存。自此之後，中國人一個轉身，回到某個起跑線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國飛速奔跑累積的那些裡程數。張競生，1888年生於廣東省饒平縣，20世紀60年代失蹤於中國文學史。很多很多年之後，當我們的思維終於鉚足了一口氣，勇闖一些禁區時才發現：原來幾十年前，張先生就來過這兒。然而，張競生當年行至此處時，多半是被斥為瘋子、神經以及色情狂。第一個罵他“神經病”的是他的父親。張競生在中學結業後，渴望北上升學，父親卻讓他回鄉當鄉紳，張競生心生憤懣，就走了四十多裡的山路，到縣衙門告了父親“奪子之誌”，打了個驚世駭俗的官司，父親才撥款讓他北上。張競生在北京追隨孫中山革命，參與營救汪精衛，又擔任了南北議和團秘書，直到民國建立且袁世凱被推舉為大總統，決心與孫中山同進退的他才退出政壇，到法國留學。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攢到法國發作。他後來在《十年情場》等自傳詳細描述過這段時光，他留學八年，他大開眼界，他獵豔無數，他直白坦蕩，他回味無窮。那是與心平氣和的古中國完全不同的境況——情感滿天飛，滿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學的幾年讓張競生的重心和視野，從早年的“政治”，漸漸偏重到對“美”和“性”的研究。1920年，他學成回國，看到中國漫無節製地多生子女，就給當時的廣東省長兼督軍陳炯明上了一份條陳，主張節育，每對夫婦隻生兩個孩子，違反的就要處罰，他甚至連節育方法和節育器具都寫得很清楚。陳炯明認為“此人大概有神經病”。在此之前，從未有人提過“節育”。而在三十七年之後，曆史又選擇了另一位先知馬寅初，再次提出“隻生兩個”的新人口論。蔡元培把張競生聘到北大，和胡適並稱哲學係兩大最年輕的教授。他教的是邏輯學，在北大的講義出了兩本書，《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前者還尚且有模有樣，用了許多科學分析和藝術思想，去解釋美的構成和極端體驗。後者則更像張競生個人狂野的伊甸園烏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幾次，從國都到村的各級行政單位都進行“選後選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愛美院”，代替國家機器和法院，懲罰所有違背愛與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製代替婚姻製。他的這些構想引起的也不儘是冷嘲熱諷，社會帶著猶豫的驚疑打量著這個留法學者，並不知深淺，也並沒有貿然打壓，一向大力引進西方學說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說：“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裡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等的旗幟，大聲叱吒，這是何等痛快的事……”而真正使張競生身敗名裂的，則是他把“美”引申至“性”，火力全開，轟開那隱蔽的語境。他要編纂《性史》。1925年秋天，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征集性史的啟事，題目叫《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辦法》：“……算到今日曾與若乾人交媾？無或和誰？你一向的性量大小，興趣厚薄，次數多少。你喜歡那一樣的交媾法？從春宮圖看來，或由自己創造，請詳細寫出來。與你交媾的對手人性欲狀況、性好、性量、性趣等請代為詳細寫出來。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寫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詩家的滋味，有一樣的興趣與傳奇一般的動人。”來稿非常踴躍，短短的時間就有三百多封，張競生從中選取了七篇，附上按語，結集出版。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經曆》的作者“一舸女士”，後來成了張競生的妻子。她誠實地描述了自己的性啟蒙、初次性經曆和婚後的性生活。其他投稿也生猛勁爆，大大咧咧地涉及少女同性愛和婚外戀。張競生自稱個人性史平庸無奇，卻在點評裡給出了非常多具體、大膽而且富有想象力的辦法，來增加男女情趣。即使見怪不怪的現代人看了，恐怕也難免血脈賁張。此書出版四個月後，首先在南開中學遭到查禁，被老師從學生的枕頭底下抄出來，當眾燒毀；接下來天津警察局也張榜查禁，然後各個學校紛紛貼出禁令，結果反而促進了銷量，這本書迅速流傳。甚至連蕭乾在回憶自己的初中時代，也說自己白天乾農活兒，晚上如饑似渴地看書，其中就包括《性史》。這本書銷量如此好，市麵上出現了許多仿冒的續集，打著“張競生”的名號編些淫穢的故事裝訂出書。這時，社會對張競生再沒有聆聽，沒有寬容，甚至談不上熱烈的討論。對他的鞭撻是全方位的，不僅來源於道學家、學者，曾因為公開討論“性道德”而遭批評的周建人，毫不留情地批評張競生對“性”的科學一無所知，翻譯過《性心理學》的潘光旦冷嘲熱諷，而之前力挺張競生的周作人，也表示失望，說：“先前的張競生，還從法國帶得一道隱身符來，我們所見的不是他本人，他之前關於美的思想恐怕是東湊西和的法國舶來貨呢……他現在隻使人感到不堪的醜惡：真是醜的話，醜的行為。”1926年，張競生被迫離開北大，他在上海開辦了一個“美的書店”，隻收美女店員，隻賣自己編寫和翻譯的書，又遭到了無數諷刺。他去講學時，被浙江教育廳長蔣夢麟以“性宣傳罪”的罪名拘禁，又被驅逐出境，他隻好再次赴法遊學。1928年之後，張競生幾乎退出了所有風口浪尖的話題，翻譯出版了幾本盧梭，為賺錢寫了三本卡薩諾瓦式的情史回憶錄，“文革”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他的傳說。張競生重新被關注，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但始終沒有重量級的斬釘截鐵的評價。李敖曾說要寫《張競生傳》，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對他的評價，大多是斷章取義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魯迅的話：“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這被當做張競生觀念超前的證據，可仔細查證，發現這句話出現在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裡，緣由是魯迅班裡有五六個女學生，許廣平撒嬌打趣地勸他欣賞：“記得張競生之流發過一套偉論，說是人都提高程度，則對於一切，皆如鮮花美畫一般，欣賞之，願顯示於眾，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體驗一下？”而魯迅回應私有之念消除“大約是在二十五世紀”，用意不在說張競生，而是向許廣平表衷心，承諾自己一定目不斜視。遲來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詞，不過來源於一段書信輕飄的調情，說者並無心，這對張競生來說簡直和從文學史上的“被消失”一樣悲哀。無論如何，張競生終於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義。我們在回看曆史時，為了方便總會簡單地歸類“好人”與“壞人”，“偉岸”與“齷齪”。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畫片一樣無常輕率。而在我心目中，張競生真正超前、前衛、領先於我們好多年的地方，並不是他對人口的預見，對性的開明，而是他對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與圓融。在張競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寫下這樣的話：“怪惡在藝術上隻可視為偉大的彆名，或則為其陰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統屬而不是獨立。”這話即使放在幾十年後，也是他最有力的辯詞。有不負責任的陳年八卦，說是20世紀20年代，宋慶齡和孫中山從廣州到北平，fashion i宋慶齡擔心自己一直以來的上衣配裙裝太落伍，在借住外交官顧維鈞家的日子裡，她偷看了當時顧太太的衣櫥，因為那一定是最新的流行。後來北平的時光裡，她一直穿著旗袍，有人說她的時裝靈感就是借鑒了顧維鈞的太太。顧維鈞當時的太太是第三任，叫做黃蕙蘭。宋慶齡從她身上偷窺潮流趨勢並不奇怪，黃蕙蘭是豪門名媛，是社交名流，是時尚東方美的代表，是某年Vogue雜誌評出的“最佳著裝”中國女性。黃蕙蘭的父親是爪哇糖王黃仲涵，他有十八個得到承認的姨太太，有四十二個孩子，黃蕙蘭是他最受寵的女兒。她的自傳裡說自己在不到三歲的時候，媽媽就將一條帶有一顆八十克拉鑽石的金項鏈圍在頸上，鑽石和嬰兒拳頭一樣大。當她戴著，那大寶石就不斷敲打著她的胸口，而且在胸脯上留下一條難看的傷痕。這時她媽媽才意識到這鑽石大了些，要保姆收起來，等她大些再戴。黃蕙蘭說：“不過，當我長大時，我就不常戴它了，因為手頭總是有新的，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黃蕙蘭少女期在歐洲度過，結識了各種皇室和名流，卻沒有找到“正確的”丈夫，直到在巴黎結識了三十二歲雄心勃勃的顧維鈞。他們的結合是冷靜理性計算得出的合理搭配，旁人從此要稱她為“高貴的夫人”，他則可以用她的錢開展自己的事業。當時的政府為顧維鈞和黃蕙蘭在北京借了房子，那是吳三桂為陳圓圓建的，位於城內，十英畝兩百間房屋，黃蕙蘭因為不習慣住借的房子，就讓她的父親出錢買了下來。房子裡一共有四十個傭人，足夠黃蕙蘭頻繁的派對和宴客。黃蕙蘭的另一個樂趣，就是創造出新的時裝樣式，以看城中婦女爭相模仿為樂。民國婦女對“過時”這件事，比現在婦女的恐懼更甚。她們對最新潮流患得患失，亦步亦趨。這也許表明了時勢板滯，無可作為，人們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衣服的日新月異上。黃蕙蘭的時尚生涯中，最可誇耀的成就在於她對服裝材質的敏感。當時雅致的中國婦女看不上中國綢緞而愛好法國衣料，而黃蕙蘭就開始選用老式繡花和綢緞，做成繡花單衫和金絲軟緞長褲，這是外國電影裡神秘精巧的“中國風”，黃蕙蘭說自己出儘了風頭。香港有些人把老式古董繡花裙子遮在鋼琴上做裝飾，這種繡花幔子隻是為了擋灰，非常便宜。黃蕙蘭買了不少這樣老式的裙子，常在晚上穿著，後來在巴黎引起了轟動，把這種裙子的價格哄抬了幾百倍。黃蕙蘭自視為時尚帶領者，卻毫不掩飾對她追隨者的鄙夷，說她們隻是盲目的冒牌貨。她嘲笑著講了這樣的事，“有一年冬天我因為皮膚病不能穿襪子而光腳去了上海，我沒有告訴彆人為什麼，然而令我感到可笑的是上海的婦女接二連三在大冷的冬天也把襪子脫掉了，後來我的皮膚病好了，重新穿上襪子，她們一定很奇怪吧。”她一生的優越感似乎從未改變過，在外人眼裡，並不覺得這種對財富的炫耀是天真的，反而覺得她整個人的粗鄙。張學良口述的曆史裡，黃蕙蘭是個極不可愛的女人，張學良說她無所事事，婚後偷人，打牌偷牌，謊報自己的年紀，脾氣壞。有次為顧維鈞的外遇吃醋，就在他打麻將的時候，拿著茶水從他頭上嘩啦啦地澆下去，結果澆完了，顧維鈞還是淡定不動地打牌。他們在結婚三十六年後離婚，顧維鈞娶了前民國政府駐菲律賓的總領事楊光泩的遺孀嚴幼韻，直至終年對自己第四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讚不絕口。而在黃蕙蘭的自傳裡，她既沒有表示對少帥的不滿，甚至也沒有對丈夫的怨言，她更興致勃勃想要敘述的，是自己早年的奢華和風頭，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品味和膽量被所有時髦或不時髦婦女顫顫巍巍地仰視。國內外的名流對她驚奇溢美，法國瑪麗王後、摩納哥王妃、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妻子……到了晚年，她隱居紐約，眼前神話般的世界消失了，國內外的房子被一一接管。“職業夫人”發現自己身無長處，父親死後就隻能靠著銀行利息生活，她直到成為老太太才學會到郵局買郵票，生活對她來說是一次次探險。失落感最終還是會擒住她。有一次黃蕙蘭返回寓所時，一個女人認出了她，說：“我記得您當年是我見到的最漂亮的人，衣服時常變換。”她猜測自己聽了這話臉色一定變得很可怕，因為那女人趕緊補了一句：“當然，您現在還是那麼迷人，不過……”沒說出的話何必要殘忍地講明白，黃蕙蘭的自傳就叫做《沒有不散的筵席》。她有一段冷漠而傷感的自言自語，說：“我的孩子見過一些我以前的生活，但我覺得他們對過去有些厭煩。我的孫兒女對過去更是一無所知。因此，在記得我的世界的人都去世之前，在那個世界完全消失以前，我儘可能準確地把我的生平寫下來。”黃蕙蘭死於1993年，筵席散得早，她所在的那個世界完全消失了。附記：這篇文章是為《新周刊》的專題《民國範兒》所作。“人們有時候會逐漸討厭起他們生活的時代，不加分辨地熱愛和仰慕一段往昔的歲月。如果他們能夠選擇，簡直可以肯定，他們會想辦法往自己生活裡引入來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過去的某些習慣和做法，並批評今不如昔。”這是以賽亞·柏林文章《現實感》的開頭，也精準地描述了如今的我們對於民國的感受。民國真的那麼好？恐怕也不儘然。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把這個道理翻譯成一個簡單的寓言：來自現代社會的男主角，偶爾穿越回菲茨傑拉德、海明威所生活的“流動的盛宴”的年代，覺得萬分美好；那個時代的人卻抱怨著所處時代的粗鄙，說幾十年前的巴黎才叫好；於是又往前穿越，那時的人又說文藝複興才是燦爛的“從前”……黃金年代永遠在身後。無人能夠改變的是，時代的火車往前開——拉著那些願意的，拖著那些不願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