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雪豔總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遠的尹雪豔》開頭這樣寫。尹雪豔是昔日上海百樂門的交際花，解放後去了台灣，在自己的小公館裡造出了一個世外桃源，讓遺老遺少們樂不思蜀。她在哪兒，舊日的繁華便在哪兒就地複活。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歲的他出現在廣州方所書店講座，穿一身白色西裝西褲，緋紅臉龐，大眼睛，兩個笑盈盈的大酒窩，款款走上台，台下年輕人著魔一樣歡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頭。白先勇上次這樣密集地奔波、出鏡、做宣傳是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這回是為了宣傳他為父親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陪伴他做宣傳的出版社工作人員說，白先勇也像個將軍，指揮著一場場宣傳的調配，如指揮千軍萬馬，敵人是舟車勞頓和言語的重複。那幾天適逢廣州暴熱，白先勇在幾乎無休止的攝影和采訪間隙說：“如果是為了宣傳自己的書，絕不肯受這樣的折磨。但是這回是為了父親，那也算儘了孝道。”為父親著書立傳，正名於天下，成了白先勇這些年除了宣傳昆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幾年前，他就寫過長文《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講述白崇禧將軍與四平街之戰。四平街之戰，白崇禧擊敗林彪軍隊，蔣介石卻反對乘勝追擊，林彪軍隊因此有了喘息和壯大的機會，從而一舉反擊，成為國共勝負的轉折點。這場戰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台灣小島還念念不忘、杜鵑啼血一樣反複對兒女絮叨的一場戰役。耿耿於懷，是認為始終沒有被曆史所正名，是因為委屈。在國民黨官方曆史的描述裡，對蔣介石的指揮失誤含混敷衍；在共產黨官方曆史的敘述裡，林彪的潰敗是戰略性的撤退。白先勇替父親委屈：“曆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父親在兩邊的曆史裡，全都消失了。”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曾經為白崇禧做過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後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國共內戰還沒有講到，白崇禧將軍就已經走了，所以白先勇決定做父親的聲音，講完全部的故事。1911年，武昌起義，廣西人士群情激昂，組軍北伐。白崇禧參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學生敢死隊，隨軍北伐。白崇禧的母親知道他參加敢死隊的消息，命令他兩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門去守候攔截，沒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裝備托付給同學，自己輕裝從西門溜了出去，翻山越嶺和大部隊會合，那一年他才滿十八歲。這一次走出桂林西門，就是永遠地投入了中華民國曆史的滾滾洪流，命運隨之被裹挾起落。方所書店裡，白先勇身後的巨大投影裡，是白崇禧將軍騎馬馳騁的瀟灑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疊，方顯出他們五官很像，都是闊臉大眼。父親要硬朗些，兒子長得要柔圓一些，不知怎麼，顰笑間氣質就差之千裡。講座快要結束的時候，有觀眾起立發言：“白先生您說了這麼多您父親的豐功偉績，我覺得都很好，他打仗確實很厲害。可我覺得‘戰神’這個稱呼誇張了，而且國民黨最後還是敗了，您有沒有想過，戰爭中決定成敗的，其實是民心相背呢？”這位觀眾又拉拉雜雜了講了一堆國民黨黨內腐敗、民心儘失的觀點，其他觀眾忍不住噓聲四起——太符合官方曆史的政治正確了，說話間也太不禮貌了。白先勇卻仍然不惱，還是笑盈盈、軟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駁，贏得滿場的掌聲，因為他的風度。這就是修史者的尷尬，永遠會被人質疑動機。白先勇先生雖然反複強調：“我在寫我父親的時候，一點都沒有為尊者諱。”可仍然逃不過質疑和冷語。台灣作家張大春說：“白先勇在上海座談時表示：‘我父親白崇禧和蔣中正是瑜亮情結。’我實在憋不住，不得不說，這話說得有點兒人來瘋了。”在方所書店的講座裡，白先勇談到蔣介石時說：“我的父親和蔣介石的關係非常複雜，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書也講不完。”有觀眾問：“蔣介石是不是忌妒？”白先勇點頭，說：“他的心胸，十分……”話沒有說完，可是觀眾已經會意微笑。電視連續劇《桂係演義》臨近收尾之處，在國共內戰中備受蔣介石排擠的白崇禧曾經憤懣怒吼：“沒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蔣中正？”這句對白雖然是虛構，可足以見出兩人的不和。平心而論，僅僅用蔣介石的忌才之心來解釋兩人之間的暗湧和防備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產黨打仗，又和蔣介石打仗。白崇禧率領的桂係和蔣介石之間的戰爭，使雙方元氣大傷，北伐之後的中國失去了統一的機會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曆史從此改寫。“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存恭曾說：“大陸的淪陷蔣先生很氣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揮徐蚌會戰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擋不住共產黨。”1949年，國共雙方勝負已定，蔣介石敗逃台灣。據說當時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過一次擁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邊囑咐：“千萬不要去台灣。”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李宗仁去了美國，反而是白崇禧從海南島飛台灣。此時他從廣西帶出一路浴血的軍隊，已經不剩一兵一卒了。白先勇解釋父親為什麼還是要去台灣時說：“他放不下民國，他對民國有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灣，他沒有其他選擇。”到了台灣的白崇禧將軍，隻為了給曆史一個交代，卻賠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灣任職“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就是給何應欽等一些老將軍以虛職，對他們敷衍交差。閻錫山之類的老人每逢開會，就推說生病，不去開會，隻有白崇禧，每次按時正裝出席，認真聽會和記錄。白先勇說，白崇禧在台灣的將近二十年時光裡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工作，頂多就是為大學建造遊泳池、綠化之類的工程選址，可他還把這些瑣事當成大事，跑前跑後地去操勞。他最大的愛好一個是下圍棋，另外一個就是督促自己的兒女學習，以檢查他們的成績單為樂。白先勇在整理父親的照片時，看到一張照片讓他淚如雨下。白崇禧在台灣南部的某個小學，站在木箱上向小學生訓話，他當時嚴肅的神情，和當年指揮千軍萬馬北伐的時候毫無二致。“這大概是他維持尊嚴的一種方式。”白先勇說。即使隻有些閒職，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監視，外出永遠有一輛吉普跟隨。白崇禧寫信質問蔣介石，陳述自己一直忠於黨國，為何要被監控？“副總統”陳誠向他解釋：“便衣人員是保護你的，我也有人跟隨。”白崇禧說：“你是副總統，有這個必要。我沒有這個必要。”可這輛吉普，卻一直跟隨，直至他去世。漸漸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學會苦中作樂，白先勇的母親馬佩璋喜歡看戲，有一次全家去看戲，時逢大雨，那輛特務的吉普也跟在後麵，車裡三個人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馬佩璋看了一眼，歎道：“真是辛苦他們！”就讓白先勇去買了幾張票，請他們一起看戲。白先勇買票遞給他們，三個人開始是慌張不敢接，後來仍是接受，一同進戲院去看那出張正芬的《紅娘》。苦中作樂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灣的園子起名叫做退思園。丟掉大陸匹夫有責，他覺得自己責無旁貸。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聽說李宗仁從美國回到大陸，就提筆給當年的桂係主力黃旭初寫信，通篇都在分析時局和反攻大陸的可能性，結尾寫道：“弟待罪台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國軍何時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英雄遲暮比美人遲暮還要殘忍。美人老了，漸漸地，也就認命了。可英雄，既難耐寂寞和冷清，同時又沉湎於往日的輝煌當中，對於未來，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涼。章詒和曾問白先勇：“戰事結束，勝負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蔣。在毛與蔣之間，最後還是選擇了蔣。”白先勇說：“他沒有選擇毛，也沒有選擇蔣，他選擇的是國。”“國？”“國！中華民國。”而如今“國”隻是想象中的國，“隔江猶唱後庭花”和“將軍空老玉門關”都隻是一廂情願和自欺欺人罷了。張大春1975年寫過短篇名篇《將軍碑》，講一個國民黨的將軍，應該已經死了，有墳墓，有碑，卻好像總是活在現在，能夠隨時看到死後自己的家人和兒子怎麼看待他，又能看到過去自己戎馬生涯的歲月。他既瘋又神，像是神誌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過去，回到過去的沙場上，他恨自己無法扭轉曆史，回到未來的子女身邊；又恨他們開始學習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是對自己最徹底、最無情的背叛。張大春寫得刻薄：“將軍已經無視於時間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陽台，向滿院陰暗招搖的花木揮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黃昏時刻，他就舉起望遠鏡朝太平山一代掃視良久，推斷土共或日本鬼子宿營的據點。如果清晨沒有起霧和落雨的話，他總是穿戴整齊，從淡泊園南門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後，他的老部下們為他塑建的大理石紀念碑。”回看過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蒼涼，以及那片脆弱之極的美。而張大春，作為新一代台灣作家，看到的隻是環繞在這個小島上黏稠稠、濕漉漉、揮之不去的鄉愁。白先勇對父親的了解，大部分來自於他十四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和父親十一年的相處。十四歲那年，他第一次到台灣。他說：“台灣好醜，什麼都破破的，舊舊的，又熱，但是卻那麼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長得那麼高。”我問：“相對於大陸，台灣這些年來的變化其實挺小的吧。”“那是你們看來，在我看來，變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變得遊離，不知道飄到了什麼地方。他的記憶是一部龐雜、浮遊又不斷變化的曆史。他出生在廣西桂林，逃難的時候去過北平、上海、南京，還在香港讀過兩年書，在台灣生活過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時候都在美國。可他從來不認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認為台北是他的家，就連回到美國，也覺得沒什麼家的感覺了。記憶在飄忽，仿佛自己有靈魂一樣在遊園，偶爾驚夢。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複旦大學講學，看了昆劇團的《長生殿》，結束之後，邀請大家吃飯，上海飯館全都客滿，忽然有人提議去“越友餐廳”。那家餐廳在汾陽路150號，是他們從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時隔三十九年，請客居然請到自己家裡去，比戲還像戲。還是80年代，他重遊南京，南京大學宴請，選在了“美齡宮”——當年宋美齡的彆墅。大家談笑之間，白先勇越來越覺得周圍環境似曾相識，想起來應是1946年12月，宋慶齡開聖誕派對，母親帶著兄弟姐妹參加，就是在這裡。雖然同樣是短襖長裙的打扮，但是宋美齡黑緞子繡著醉紅海棠花的衣服就是比彆人好看。派對的高潮是老人分禮物，每個人得了一個裝著糖果的紅袋子。四十年後，白先勇重新回到這個地方，仍然是觥籌交錯歡聲笑語，宋美齡臥室的綠絨沙發甚至都保持著原樣，真讓人有徹底的時光錯亂感。在方所的講座結束，主辦方在廣州一處水上的餐廳宴請白先勇。白先勇打量著四周的廊橋與水畔，說：“這個地方，我從前好像來過……”他眯起眼睛，目光變得濕潤而遊離，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過了一會兒，他忽然疲憊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家，他對時空有種天然的抽離感，大腦溝壑如時光隧道，空間在其間穿梭和變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榮辱盛衰。他小時候曾經生過傳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絕在高樓上，唯一被允許的愛好，就是拿著望遠鏡往窗外看去。嘉陵江發大水，他拿著望遠鏡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沒，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腳亂，卻沒辦法，隻能乾著急捶床，眼看著許多生命消逝。人生就是無奈無常，無望無告，與無計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個時候體會到的。白先勇成績好，少年時抱著興修三峽大壩的念頭保送到成功大學水利係，讀了一年，雖然分數第一，卻始終覺得不適合自己，瞞著父母退學，考取了台灣大學外文係。在台大外文係，白先勇和陳若曦、歐陽子等同學組成了“南北社”，合辦了雜誌《現代文學》，白先勇任發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館。白先勇銘記父親所說的“做事要有始有終”，把雜誌艱難維持了很久，為了籌錢，去放高利貸，還賣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戶屬於他的房屋，自己出書也不領版稅，全部拿來辦雜誌。《現代文學》的創刊號介紹的是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卡夫卡，發刊詞叫做《致我們的子孫們》。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們，氣魄已經非常大。十六歲的三毛在《現代文學》上發表了第一篇《惑》，白先勇回憶第一次見她。她穿著蘋果綠的連衣裙，剪著一個赫本頭，在人群中顯得驚慌失措，需要保護。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轉角處的三毛，已經看他進進出出熱鬨的白家很多回，而羞於打招呼。在《現代文學》上發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歲，用筆已經淩厲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見到李昂時，她推著一輛舊腳踏車，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倔強少女模樣。誰知道她日後會寫震撼老辣的《殺夫》。捏著一摞《鬼·北風·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禎和臉上還全是羞澀，沒想到這篇文章很受張愛玲喜歡，到台灣來還專門去拜訪王禎和。王禎和後來回憶說：“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勺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那樣子是那麼悠閒、自在。二十五年過去了，那姿態我居然還記得那麼清晰，就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對那時候的白先勇來說，張愛玲並不是什麼文壇上的神，隻覺得她很瘦，臉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畫上走下來的人。白先勇也在寫作，大學畢業之前，已經寫了《我們看菊花去》《月夢》和《玉卿嫂》等短篇。大學畢業服兵役期間，他寫了《寂寞的十七歲》。結尾，苦悶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園裡被一個男人親吻雙手，“我沒有料到他會這樣子。我沒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來這一套。”白先勇曾經這樣形容同性戀在少年時候的痛苦：“當青春期如狂風暴雨侵蝕你的身體和內心時，你和其他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一樣，你渴望著另一個人的愛戀和撫慰，而你發覺你愛慕的對象，竟如你同一性彆，你一時驚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時期內能夠平複的。你無法告訴你的父母，也無法告訴你的兄弟，就連你最親近的朋友也許你都不肯讓他知道。因為你從小就聽過，從許多人的口中，對這份愛情的輕蔑與嘲笑……”《寂寞的十七歲》是《孽子》的前奏，是瘋狂前的迷惶和掙紮，是與道德鏖戰前的與欲望的鏖戰。白先勇隨即寫了《孽子》，講一群台灣同性戀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園為自己的黑暗王國。即使暫時逃避到擋風避雨的烏托邦——或是索多瑪城，仍然會有接觸現實的瞬間。《孽子》裡寫男主人公護送母親的骨灰回家，站在陰暗潮濕的客廳，看見父親的靠椅，“我突然感覺到窒息的壓迫，而興起一陣逃離的念頭。我要避開父親，因為我不敢正視他那張痛苦不堪灰白蒼老的麵容。”“《孽子》中的父親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麼？中的角色也曾經是國民黨高官。”我問。“怎麼可能，怎麼可能？”白先勇先生仰頭笑道。白先勇在五十五歲的時候坦誠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說在父親生前，他們並沒有談過這個話題，但他相信父親如果知道，也會接受，因為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讓孩子幸福。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愛人王國祥是在1954年，十七歲的白先勇和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著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這樣開始結識，來往相交。“異性戀要找的是一個異己，一個異體，一個other；同性戀呢，往往找尋的是自體、自己，在彆人身上找到自己，這是同、異性戀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說。白先勇和王國祥的合照裡，漂亮人兒，青春陽光，笑容如出一轍。十七歲其實並不寂寞吧。白先勇後來在紐約所寫的《Tea For Two》中，寫兩個男孩在初三參加童子軍夏令營時相愛，爬出帳篷連跑帶跳到湖邊，在草地上脫得精光——“整個湖都在翻騰”。中兩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後一起赴死。1962年，白先勇的母親去世，他按照回教儀式走了四十天的墳之後，第四十一天出國赴美，那天父親也來送行。白崇禧將軍戴著厚的毛線帽，麵目哀傷悲葸，和日常會在街頭巷尾遇到的老頭彆無二致，已經看不出曾經的叱吒風雲。送彆的時候，白先勇第一次見到父親哭泣。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白先勇去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研究創作，1965年獲碩士學位後旅居美國，在大學任教，後來遷入聖巴巴拉的“隱穀”，在隱蔽清幽之處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國祥去美國攻讀理論物理，兩人在住所園中種上各種草木，憧憬著金色前景。1989年，王國祥的“再生不良性貧血”複發，在三年的時間裡，白先勇到處打聽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莊、去北京、去杭州，求助於中醫、西醫、偏方、氣功，他說：“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1992年，白先勇儘所有力量，仍眼見摯友的生命一點一滴耗儘，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樹猶如此》中寫道：“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近幾年的采訪中，白先勇不斷被問起這段感情，他隻是溫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經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開場合談論他了，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隻有在中，他曾這樣描述過失去伴侶的痛苦：“頭一年，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注意力完全無法集中。我像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病人，腦中記憶庫裡的過去記錄，突然崩裂掉，我與親友完全斷絕了音訊。”王國祥死後，從未聽說白先勇身邊出現過新的伴侶，他的園子裡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樹死了一棵，剩下兩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也許天長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隻有那麼一刻，你全心投入去愛過一個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麼一段路，有一個人與你互相扶持，共禦風雨，那麼，那一段也就勝過終生了。”白先勇說。白先勇在美國寫99lib?作的生活是寂靜和清閒的，他教書的時候，係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來，所有的課都安排在下午。車子開到學校，停好車，關了車門，進教室，總共十三分鐘，算得準準的，輕鬆得很。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看報紙，然後用email回朋友的信，寫作倒是從來不用電腦。他不但用手寫稿，還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紙，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張的，筆則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筆，換了稿紙或是筆，就完全不會寫了。擔心斷炊，他在家裡儲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筆，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紙。寫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濃茶之後開始寫。回國倒是熱鬨，也奔波。這兩年都是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廣。湯顯祖當年剛寫完《牡丹亭》時，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女讀者瘋狂愛著湯顯祖，甚至要將自己奉獻給他。據說一位揚州女子對此劇極為著迷，以至於白天黑夜地讀它，並要求死後與它葬在一起；一個未能與愛人結婚的杭州女演員，極為強烈地認同杜麗娘，死於戲劇高潮時的舞台上。這種狂熱近乎魘，白先勇也像著了魔魘，一提到《牡丹亭》便從困乏中頓時蘇醒，兩眼放光，敘述著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說的話是：“美得不得了。”話畢還不斷在聽眾中尋找著認同：“美不美？美不美？”“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愛人王國祥死後托情於《牡丹亭》，或許也是從這種生死情夢中找到慰藉。《牡丹亭》的奇，不在於杜麗娘，反在於柳生。天下情癡女子如麗娘者不乏，而像柳生這樣把麗娘置於心中叫之拜之，開棺負屍而不駭，吃儘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傳奇的譜寫者。最讓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國際，在歐洲和美國的巡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劇評標題是《性感女鬼回頭仍是處女身》，美國劇評家斯蒂芬·韋恩說：“長達九個小時的《牡丹亭》竟然隻覺一晃而逝。兩百多套服飾，從金光燦爛，到密錦刺繡，本身就構成了敘事性的奇觀。”反觀國內，有如癡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觀者。京劇演員裴豔玲曾公開說過：“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門，入不得！演兩三百場怎麼了？能說明什麼問題？什麼也沒有！你說他這個好，如果你家有人學戲，你願意用他這個版本開蒙，還是願意用梅蘭芳的開蒙？道理很簡單嘛。”白先勇似乎並不怎麼氣餒，因為不被他宣揚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謝晉導演要把白先勇的《謫仙記》改編成為電影《最後的貴族》。白先勇找來蔡康永改劇本，白先生開始講青梅竹馬小伶人的故事，說到他們扮演《長生殿》的場麵，站起來演給蔡康永看。唱了兩句，蔡康永沒反應，白先勇停下來問：“咦，你不喜歡《長生殿》呀？”“不喜歡。”蔡康永老實回答，“唐明皇一個做皇帝的人，跟楊貴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翹著小指頭跳扇子舞，不喜歡。”“哎呀！”白先勇頓了一下腳，痛惜自己對牛彈琴，“那你喜歡昆曲《遊園驚夢》吧？”“也不喜歡。”蔡康永還是老實回答，“主角演睡覺，觀眾也睡覺。”“哎呀呀！”白先勇連頓兩下腳，“那你總喜歡《紅樓夢》吧？”他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不喜歡。他們老在吃飯。”蔡康永答道。“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腳重重頓了三記，“怎麼可以不喜歡《紅樓夢》……”搗著額頭，喃喃自語。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隻略有惱，讓人覺得他像是賈寶玉，自己在他麵前濁臭逼人。白先勇自稱由於家庭和父親和教育，成了一個國家主義者，他說：“我愛中國，愛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我們的國家政治上不能統一，文化上確實暫時可以統一的……”對昆曲的推廣，是一次美的實驗，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統一的實驗。此時的白先勇，堅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賈寶玉了，更像一個將軍。附記：這篇文章是為某雜誌采訪白先勇所作。我跟隨了白先勇兩天，那時他正宣傳為父親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業、和善、健談。但那於我，卻是一次很失敗的采訪。采訪之前，我讀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采訪，兩天的采訪，我卻發現自己得到的信息，並未超越我已知的內容。是我太年輕了，白先生經曆過的那些浮華而動蕩的歲月，對我來說是水中月、鏡中花，我愛慕欣羨，伸手一碰，它就碎了。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經將近二十年沒有寫過了，他一年之中隻有三個月待在台灣或大陸，接受各種采訪：回憶父親、回憶有一麵之緣的宋氏三姐妹、沈從文、張愛玲，對昆曲的熱愛。——永遠不必擔心沒有聽眾，一代又一代的年輕讀者會對那段傳說般的過去沉醉癡迷，年代越久，那段曆史就顯得越神秘而吸引人。白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美國，過極其靜謐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時間停止了流動，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紅自己這些回憶，鉤邊，上色，讓它們重新變得鮮豔而吸引人。生命的運轉，會在記憶裡稍微打個盹，但隨時會醒來。我聽說過一件事，齊邦媛先生為自己預簽拒絕心肺複蘇聲明，放在寫作的書桌上。白先勇見了，說：“啊，這我也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