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陽如絲如縷，照進袁宅後園，這袁家後園，沒有假山碧湖、亭台樓閣，很是簡陋，隻有一片草坪，零星的紅柳，以及沿牆的一排蝟菊，勉強算是裝飾。

而整個後園，就是一座校場，規模雖然不大，各項布置，有板有眼的，一切依照軍中條例來，這後園在近兩年也成為了袁宅禁地。

就是袁恪的妻妾，想要賞景遊玩，都隻能去莊外，到明湖之畔，抑或去定邊城。

“一！”

“二！”

操練的口號在後宅內回蕩，此時校場中有大約三十人，一眼便能看出，都是精悍之士，手裡拿著的也是精煉的鋼刀。

袁恪還屯有一批製式橫刀，不過，太過顯眼，袁恪也不敢給他的莊丁配上。朝廷對於軍事裝備的管控，並不包括刀劍這樣的輕裝備，而在鹽州這樣的邊遠地區，民間幾乎人手一刀，其中大部分，還是朝廷發放的，就是讓他們能有自保之力。

事實上，除了開國初年，朝廷資源匱乏，曾經從民間大規模收繳鐵器、銅器以鑄造兵器之外，後續隨著冶鐵技術及產量的提升，在鐵器使用方麵，是對民間大開放的。

朝廷掌控著鐵的開采、冶煉、運輸及售賣，但對於民間鐵器的冶煉鍛造卻是大力支持，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大漢民間已然密布鐵器、兵器作坊，大者如鐵器工場，小者如作坊，即便是基本的鄉村單位，也有一兩個鐵匠鋪。

而擅長冶鐵煉器的鐵匠，始終都是大漢民間最為吃香的職業之一，而、民間數量最多的學徒就是鐵匠學徒，雖然這行業辛苦，但確實屬於技術工種，學得手藝，出師之後，就基本不愁吃穿了。

而原本由朝廷經營的一些工場，也逐漸將一些普通鐵器、農具的生產給放棄了，因為民間已有足夠的替代者，並且，規模更大，產量更高，即便沒有朝廷工坊生產的那麼精致，但足用。

大漢武德充沛，其中有一點大概就體現在民間充足的兵器上，此所謂藏兵於民。但凡事總有利弊病，大漢地方治安之所以始終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隔幾年就要就行一次整治，也有這方麵的原因。

暴力武器往往是人的膽，小兒持刀，尚能殺人，民間一言不合，便動手殺人的情況，也實屬常見。

對於地方官府而言，單獨的殺人案，抑或強盜殺人越貨都不算什麼，最頭疼的，要屬鄉村之間的械鬥了。

雖然這是漢法嚴厲禁止的，但是每年總能發生那麼幾起，而一旦爆發，便是死傷慘重，因為他們用的械可不是扁擔鋤頭，而是“十八般武器”。

為此丟官的人不在少數，即便漢法明文規定，殺人者死，但在這種群體性事件上，也無法完全適用的。

漢法雖嚴，卻也沒嚴到秦法那個份上，若嚴格依法執法，連基本的取證都難以做到個人，再加上法不責眾這一條，最終往往隻是抓幾個典型殺了以震懾百姓。

至於完全的從嚴執法，除非涉及到謀反，否則不可能對普通民眾大加刑刀的。

曾有人言，朝廷殺官乾脆利落，官府殺人卻畏手畏腳，這裡的朝廷，當然指的是劉皇帝了。

有鑒於民間治安事件頻發，械鬥不止，盜匪猖獗，去年便有人認為，民間兵器不禁是治安不穩最大的原因，並向劉皇提議，希望能效仿國初之時，收繳民間兵器，並禁止普通百姓擁有刀劍弓槍武器。

隻不過，這則建議，經過劉皇帝稍加權衡就否決了。劉皇帝給出的道理很簡單，一把菜刀，一把鋤頭，乃至一根扁擔都能殺人，於民間禁兵，且不提其難度，就是真做到了，就能避免民間的流血嗎？

其根本原因，還在人身上，平民多缺乏教化，不知法，也難守法，出了問題，其過首在地方官吏。

朝廷用他們牧守地方，教育百姓，維護治安，本就是他們的職責，因此治安不穩，就把原因歸結到兵器上，是貪圖省便、畏難懶政的表現，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至於殺人者，罪責在人，不在殺人的刀劍，依律判刑即可處置即可。盜賊為患，自有捕役、官兵，這本是他們的職責，倘若地方盜匪不清，為害百姓，那首先要問罪的，還是地方的官員。

於是，緊隨其後，劉皇帝又讓政事堂製定項規定，那就是地方凡是出現械鬥，導致損傷者，首先問責主官；凡有盜匪為患，而不能肅清者，首先問責主官。

而不論是禦史還是武德司，在對地方的監控上，從此也多增加了一項，而這一項監察，並不困難。此政一下，廣布天下，頓起波瀾，不少人疾呼，官不聊生。

當然，關於民間武器，有些說法，也的確引起了不少官員的擔憂。那就是，藏兵於民卻有好處，但在太平時光，不需百姓保家衛國，民有凶器，就是禍亂之源，倘若用之以對抗朝廷呢？

誠然，百姓殺人犯法、持刀械鬥乃至嘯聚為匪，對朝廷而言，都不算什麼要緊事，朝廷自有應對機製，很難直接危及自身統治。

對統治階級的掠食者而言，蒼生如螻蟻，黎民如草芥，螻蟻之間的生死鬥爭，傷亡再多，損失再大，都不重要。

即便是那些為害作惡的盜賊土匪，從本質上而言，也隻是一顆顆韭菜罷了，他們頭上頂著大漢的天，那片天的名字姓劉，他們殺的人是漢民，搶的錢上印著“乾祐通寶”抑或“開寶通寶”。

但是恰如有一些官員的擔憂，倘若掌握了刀劍的賤民，用這些武器來反抗朝廷，這豈不是莫大的隱患？

就是劉皇帝，也被這種看法嚇了一跳，然而，劉皇帝終究不是被嚇大的，他想得也很清楚，朝廷掌握著最強大的暴力機器，要有鎮壓一切的實力與信心。

而更為關鍵的是，倘若帝國真到了，百姓群起而反的地步，那時候限不限兵器根本不重要，那意味著帝國該亡了。隻要朝廷不出問題，那就一切安好，而倘若出了問題，也絕不隻這一點。

事實上，由於眼界的關係，往往存在一些幸存者偏差，在有些人眼中，看到是兵器泛濫，是紛爭死傷。

然而，總體而言，大漢還是安寧的，尤其是內地那些大漢的核心統治地區，即便不禁武器，也不是家家帶劍，戶戶有刀，尋常百姓，菜刀、斧頭、砍柴刀就夠了，正經人誰去買把兵器備著，那價錢可不低，打一把犁頭、鋤頭不好嗎？

而相比於內地，邊地武器可就是切切實實的泛濫為患了，比如如今的鹽州，不帶把刀，都不敢出門，不論農民牧民，在勞作的過程中，腰間也是常備武器的。

過去，朝廷曾出台了一係列對漠北契丹的限製政策，鐵器是最要緊的一條，然而，一邊封禁，一邊又允許邊境百姓持有武器，這最終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即便大宗的貿易不存在，小規模的，小批量的交易，是絡繹不絕。

當然，由於劉皇帝態度的關係，對契丹的封鎖哪怕到開寶二十一年依舊存在，雙方仍舊處於敵對關係，然而，民間的交流，卻是越發頻繁。

邊境邊市上，願意冒險與契丹交易獲取暴利的人，可一點都不少。對此，有關部門也沒有窮追猛打，否則，走私的人沒了，要緝私職官何用？

甚至，如今漠北契丹部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日常使用的貨幣，就是大漢的通寶，金銀這樣的貴金屬，也是根據大漢的“彙率”來，可以說，大漢雖然始終難以從武力上征服漠北，但經濟上的影響，卻在悄然之間加深了。

倘若不是那則禁令在，放開了交流貿易，效果可能更佳，但誰教雙方結仇數十年，“仇深似海”呢？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袁恪的貿易對象中，就有契丹人，不過，由於距離太遠，風險太大，損失慘重。

而袁恪是不缺武器的，至少不缺刀劍這樣的普通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