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樓聚宴後，老皇帝又在江夏逗留了兩日。一天用來觀察這座華中商業大埠，八方輻輳，舟船相接，空前繁榮的商業情景與老皇帝預計相去弗遠，甚至猶有過之。

一天則用來體察民情，半天待在城內的魚行，沾了一身腥味，半天待在走貨通道，與門吏、稅吏一道，觀察他驗貨、收稅，默默地體會著江夏這座城市的發展，感受著它運轉的節奏。

這本不是座大城，而今卻是翻天覆地，進而容納十萬人，這是如何做到的！以當前大漢社會的生產力，每一座大城的供應，代價都是巨大的，江夏沒有政策優勢，上下都得考慮成本，是怎麼突破道道難關，一步步發展至如今。

仔細研究下來，根本原因，或許還是生產力的進步，過去幾十年，朝廷在民生上還是做了少事情的，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直道的修建就不提了，四通八達、連接各大中城市的道路，是大漢高效運轉的保障之一。

在衣食方麵，更是苦心孤詣，糧種的不斷改進，堆肥技術的改良，生產工具的大規模打造，畜力的大規模使用，占城稻的大規模引進與種植，海外資源的掠奪，等等，都大大提高著大漢的基礎物質水平。

至於棉花，從引進、培育、發展、改良，逐步擴大成為一項關乎國計民生的大產業，朝廷除了投資錢糧、人力、土地，還用數以十年計的時間來保駕護航，等待其發展成熟。

而對棉紡織技術的大力推進，不吝重賞，更是效果顯著，自南到北，各種本不應該出現在這個時代的紡織機冒了出來，對這方麵，老皇帝雖然不懂，但隻需要知道這些工具大大提高了棉紗、棉布的生產效率即可。

最早被盧多遜從西域帶回的兩個棉農，已然在大漢發展成了兩大棉花家族，改良棉紡工具、技術者也成為了棉紡貴族，都是犒勞他們在此行業中開天辟地般的功勞。

像進獻儋州改良紡織技術的周仁浚更是官運亨通，平步青雲，一路升遷，如今已是河東道布政使，河東那是什麼地方，不用多說了。

這些，都是老皇帝頒發的“生產力進步獎”。

全國範圍內，大修水利，鼓勵諸道州因地製宜，興修水庫，疏通溝渠，如黃淮地區，一些修修補補工作仍在斷斷續續進行，清淤排沙、植樹固堤更是每年的“必修課”。

各縣裡設立專事農牧生產技術的農所，鄉裡派駐農吏，指導生產，具體效果如何暫且不提，但都是朝廷有作為的證據

同樣開曆史之先河，科舉設立農科、工科，從根本上改變兩者的政治地位，而不再是名義上的“士農工商”。

隻不過，不管是出身工農，還是修習農工學問技術，當了官就基本脫離了原來的階層，並且越走越遠，並不能真的將其與普通農工一概而同。畢竟，自古以來在中央之國，隻有兩種人，權貴與其他。

但是，名義上的進步，那也是進步，有些事情，甭管事實如何，表麵功夫，就是該做足，並大力宣傳，能夠落實於製度，本身就具備積極意義。

總而言之，大漢朝廷在生產力的提升上，還是想方設法、費儘心機的，極大地豐富了大漢的物質基礎。

若沒有這些，單單靠放鬆的營商環境，靠商品的流通，大漢城鎮發展能夠到如今的地步，那也是癡人說夢。

於鄂州，或者說江夏而言，也正是趕上了一個治世，國家整體又處在一個昂揚向上的態勢，再兼地利人和，方才崛起了這麼一座長江大邑。

當然了，江夏這邊也不全是真善美，假惡醜同樣很多，陽光越豔麗，陰影也就更深重，繁榮往往也是罪惡的溫床。更深入的情況，老皇帝沒精力也沒心思去了解，但他能夠看到的，還是江夏的普通士民百姓，日子過得還忙碌而緊張。

不過老皇帝也不會同情心泛濫，在他如今的觀念裡，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人生在世，各安其位，既然是普通人，就要謹守普通人的本分，承受普通人的辛苦勞碌，這是整個社會運轉的一環。

身為下人，若是隻想著獲得上人的待遇，那既不切實際，也容易滋生問題，影響社會穩定。能夠給下人，保留一絲通過拚搏奮鬥躋身上人的可能，就已經是最大的公平了。

隻不過這一點，是目前朝廷做得並不算好的地方，畢竟，權貴們恨不能把所有的好處都薅到自己盤子裡，怎麼可能願意給下人留出空間，當然這就屬於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了。

體察了一番江夏的市場風貌，老皇帝也就結束了在此地的視察，至於他始終關心的農村狀況，卻沒抽時間去看。總歸，要比羅山縣那邊好吧，畢竟依靠著大江，魚米豐足。

下一站，自然是道治江陵，到了荊湖北道總得去首府看看，再有樊知古的親自邀請，若是不去，麵上既不好看，還容易引發一場不必要的政治風波，影響樊知古威望，給他治理湖北帶去麻煩。

彆看鄂州這些年發展不錯，崛起勢頭就像插了翅膀一樣，但若給荊湖北道諸州排個名次，那占據第一的仍舊是江陵府，鄂州勉強第二，其次嶽州，再次襄州，餘者就暫且不論了。

而江陵府，在事實上也從沒擔心過鄂州能威脅到自己地位，就一點，鄂州僻處湖北道東部，隻要朝廷不對湖北道州建置區劃做調整，鄂州發展得再好，也難以承擔起首府的職能。

鄂州逗留三日，即開拔江陵府。

從洛陽出發南來，一路都是車馬，老皇帝估計也膩了，於是這回西去江陵選擇坐船。龍舟是沒得坐了，一般江船、遊船又不放心，為策聖駕安全，從長江水師中選了一條主艦，作為皇帝座駕，並抽調一支水師溯流護駕。

在鄂州，也是常年駐泊有一支江防水師，規模並不大，編製兩千出頭，大小船五十來艘，唯一的一艘大艦也不過一千料，作為老皇帝西行的座駕。

出發前，老皇帝還親自對鄂州水師進行了一場檢閱，大異從前，這還是老皇帝此番出巡以來，第一次對地方軍隊進行檢閱訓話，完全不符他的行事風格。

江陵距離江夏陸路約三百來裡，水道蜿蜒曲折，則要更長，溯流而上，靠漿帆為動力，全力趕路，日行也不過四五十裡。加上沿途走走停停看看，前後仍花費了半個多月時間，方才抵達江陵，正好在江陵過中秋。

抵達當日的情況，與在鄂州的流程一般，歡迎儀式，衙司座談訓話，接見士民代表，並且，當夜還於江陵城內的太白樓上聚會，君臣民都儘興而歸。

不過，比起在鄂州的溫情脈脈，在江陵這邊，老皇帝便展露獠牙了。就在翌日，武德司吏卒出動，對湖北道下轄的兩支主力水師進行清理，目標明確，行動迅疾，為了策萬全，彈壓可能出現的騷亂，還有大內軍士配合，登船拿人。

誰也想不到，前一夜還載歌載舞，君臣儘歡，夜儘天明之後，便是雷霆霹靂。基本沒有什麼阻力，事實上，即便沒有大內軍配合，攜詔令去拿人，也不可能遭到反抗，天下人對於老皇帝的敬畏，恰恰屬中等階級最為深重。

於是，荊湖北道的水師，有半數的中高級軍官，都在此次行動中被捉拿，幾乎是一鍋端。搞出這麼大動靜，當然是師出有名的，細枝末節且不提，就參與走私這一條，就已經是死罪了！

經濟發展，商品流通，長江這條黃金水道裡，流淌著的財富，足以動搖人心。過去的三十來年，江上的走私活動很猖獗，很嚴重，嚴重到負責巡航、治安、剿匪的水師參與到其中的程度。

收受賄賂，批條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甚至都是小事，把水師艦船當作走私船，那就不隻是犯了政法，還犯了軍法，是概不能容忍的。

而根據荊湖北道水師內部舉報，以及武德司的調查，水師做的事，還遠不止於此！比如，惡意攔截商船，私收舟船稅，如果隻是收過路費也就罷了，謀財害命的情況也很多；更有甚者，豢養水匪，養寇自重

這一樁樁，一件件，擺到老皇帝麵前，引發的劇烈震動可想而知，又如何能忍住殺心，不對長江水師大力整頓。

長江水師，算是大漢內河水師的精華所在，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南平高氏時期，在原荊南水師的基礎上，進行擴張。後來，又糅合了一部分湖南水師以及後來居上的江南水師，多年發展下來，形成如今的長江水師。而長江水師，又與其他水係水軍，共同構成大漢內河水師。

而關於內河水師，最大的變革，要屬指揮權下放，分道、分段，下放給各道州指揮司，保持一定戰爭功能的同時，還負責治安、剿匪、緝私等事務，而樞密院那邊，直接統轄的，則是海軍。

但如今看來，水師權力的下放，卻成為了滋生腐敗的溫床，讓那些人更便利、更容易地與地方勢力勾結在一起。

湖北水師如此猖獗，肆無忌憚，糜爛至斯，顯然不可能隻是部分官兵上下勾結，上頭必有靠山，軍地必有結合，內外必有勾連。

一番驚天動地的行動下來，湖北水師半數的軍官被拿下，戰力基本算是廢了。與之同時展開行動的，是對荊湖北道司及蔣江陵府官場的清洗，重點放在司法、稅務、監察三大係統，一次性拿下了六十餘人。其中職級最高的，一個是荊湖北道副都指揮使、湖北水師都指揮使魏忠，一個則是江陵知府符昭壽。

後者什麼身份，也無需贅言，光看姓就知道了，皇親國戚，符皇後的弟弟，太子的親舅舅。至於前者，背景反而要複雜些，前長江水師都指揮使魏璘之子。

雖然沒有那麼大的名氣，但魏氏同孫家一般，同出南平高氏，也同樣是湖北望族，是荊湖北道最頂級的食利者。

在大漢，幾乎與孫家同時發跡，早年之時，不管是平楚、伐蜀，還是後來東進平定江南，都有魏璘率領水師奮戰的身影，在一統天下的大業中，有魏璘一份功績，同時也奠定了魏氏在荊湖北道的地位。而魏忠，則是如今魏氏的當家人，也是道司大吏。

這二者的被捕，對於湖北官場來說，可謂是一場大地震了，讓很多人都措手不及。自建置以來，三十餘年間，荊湖北道也經曆了大漢政治的變遷，固然因為各種爭鬥、運動、變革而受到影響，但整體而言，都是平穩渡過的，而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般，大清洗。

很多人都是無所適從的，誰都沒想到，但誰也都看得出來，老皇帝要下狠手了。抓了那麼多人，連小舅子都一並下獄了，總不是鬨著玩的。

於是，心懷恐懼下，很多人都找到布政使衙門，求到樊知古這兒，希望樊使君能夠出麵，帶領他們共度時艱，挽救湖北這場突如其來的官場危機。

事實上，對於此事，就連樊知古都大感愕然，畢竟事前一點征兆都沒有，一點風聲都沒流出，前一夜還在太白樓君臣同樂。然而，仔細想想，這也符合老皇帝的作風，不動則已，動則如雷霆。

冷靜下來之後，樊知古反而安下心來，沒有如一般湖北官僚那般驚慌失措。湖北之弊，不在他，他畢竟隻是個就任還不足兩年的布政使，事前沒有得到一丁點暗示，既可以看作是對他的一種保護，也是一項考驗。

同時，對湖北情況才熟悉，剛剛涉及一些深層次的東西，樊知古在心裡做過一番衡量後，得出結論，老皇帝施雷霆手段整治湖北官場，對他這個荊湖北道布政使來說，也未必就是件壞事。

終究是個外來者，還是寒門出身，與孫、魏等湖北望族根本上是有區彆的，難以真正尿到一個壺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