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十年夏五月，上海。

鬆江之畔，在一片讓人耳目一新的磚木混合建築群間，一座占地頗廣的五層“漢樓”拔地而起，新氏的磚木混合結構，糅合著傳統的雕飾風格，共同砌就了這樣一座威嚴大氣的樓廈。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大漢帝國方方麵麵都在發生變化，關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築行業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變化，大抵在於從傳統木製建築向磚木混合建築風格的轉變。

當然，這樣的變化，除了從外洋吹進來的風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建築材料上的大發展。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磚廠、瓦窯，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各種材質、各種造型的磚瓦被大漢的商人與工匠們研製而出，極大地豐富了基礎建材內容。

新理念與新材料的大發展，帶來從設計到施工的整體變化，再加上朝廷在背後的鼓勵支持，農村地區不敢說，但在城市之中，越來越多的新建築開始采用兼具美觀與實用的磚木混合結構，並且“含磚率”是越來越高。

而這種新氏磚木建築，也有新名稱，有人稱之為“洋樓”，而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商則稱之為“漢樓”，後者的流傳度顯然要高一些，也更容易為滿腹自豪感的大漢官民所接受，就連“宣報”這樣的官報上，時不時對磚木建築的宣傳中，都明確地提到諸如“漢樓”、“新樓”此類的字眼。

而矗立在鬆江之畔的這座五層建築，就是標標準準的漢樓，在建築設計上也格外用心，格局大氣，細節精致，突出一個堂皇威嚴，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棟“官樓”。

從動工築基開始，已經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落成的大樓，早已清晰地呈現在上海士民眼前，如今也隻差最後一步了。

這麼一個向陽的好天氣，一場揭幕儀式正在進行，場麵相當隆重，不隻是周遭州縣主要官長親自到場，在上海港經商謀生的大漢商民以及駐港使節、外商都雲集於此。

尤其是那些從事外貿、海貿的內外商人，更是麵露喜悅，兩眼放光，直勾勾地盯著正門前那道被紅綢遮蓋的牌坊，眼神中是幾乎溢出的熱切，恨不能親手將之揭開。

顯然，能夠引得整個上海都聞訊而動，絕不是簡單的一座官樓的投用儀式，更重要的是背後的東西。

一通敲鑼打鼓，一場舞獅助興，伴著一陣鞭炮齊鳴，隨著紅綢落下，這座漢樓終於露出最後的讓人期待已久的廬山真麵目：大漢海關江海稅務司。

這是一座海關大樓！

隨著江海關稅務總監王欽若一番熱情洋溢的發言，在熱烈歡聲中，大漢江海關大樓正式投入使用，也意味著大漢的對外貿易史，由此翻開了一頁嶄新的篇章。

關於大漢海關製度問題，實則一直都有討論，早在開寶年間，就已經有人提議了，隻不過既得利益者太過強大與頑固，改革的聲音被死死壓製著罷了。

然而，沿襲自大唐並在大漢帝國發展完善，並經曆了幾十年輝煌歲月的市舶製度，在大漢帝國主動走向海外，在世界風雲變幻莫測的局勢下，也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舊製度的廢除，緊接著誕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稅收管理製度。

相比於在大漢盛行了幾十年的市舶司製度，在新海關體係下，官府不再親自參與對外貿易買賣，而是全麵放開，向“專業化”發展，朝廷設立專司，專注海事及稅務管理工作。這樣的變化，對於全國內外從事外貿，吃海貿這碗飯的商民來說，不啻於一道福音。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市舶司製下的對外貿易，都是受到官府強力管控的，商品的進出口，都需經過各地市舶司進行轉手，而每一道轉手，市舶司當然能從中撈一筆轉手費，對內外商人來講，這是正稅之外的又一項成本。

發展到幾十年後的雍熙朝，隨著大漢對外拓殖的不斷深入，並且取得成果，海事貿易的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但幾乎所有人都察覺到，市舶司的製度已經對對外貿易產生了阻滯作用。

當然，那一套市舶製度，早在開寶後期就已經鬆動了，不斷膨脹的外貿規模，直接衝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鏈條上的饕餮們，也想方設法地鑽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導致走私、漏稅等等問題。

但即便問題重重，廢除舊市舶司，建立新海關製度，依舊走過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其中，不隻是依附於市舶製上那部分官商的拚命維護，最重要的還是大漢上層，準確得指財政司舍不得市舶司製下那豐厚的進項，壟斷的生意從來都是最賺錢的，也最讓人難以割舍。

因此，麵對裡裡外外的怨氣，以及層出不窮的問題，過去的這些年，“市舶派”一邊壓製改革的聲音，一邊遇漏補漏、彌合問題。然而，這終究隻是一種掙紮的表現，隻是延緩了市舶司製走向崩潰的速度罷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維護，根本問題在於，舊的市舶製度無法滿足日益壯大旺盛的海貿管理需求，這個根本矛盾不得到解決抑或緩解，新的問題隻會越積越多，發展到影響外貿的程度，問題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劉暘那裡從來不是問題，隻要有足夠說服他的理由。但倘若隻是國內的海商與外來的客商，即便他們喊破嗓子，隻怕也很難真正動搖那根深蒂固的製度，畢竟既得利益集體太過強大，財政司的邊上，還有少府。

但是，當南洋的封國王們，不斷向朝廷提出訴求，指出問題時，那影響就大了。對於舊市舶司製度，那些封國顯然也是深惡痛絕，他們要發展，也離不開與大漢的貿易，而在過去十多年的貿易過程中，自然也深刻地體會到內外海商們被剝削的痛苦。

作為封國，向朝廷提出訴求是習慣性的事情，作為大漢皇室後裔，世祖皇帝的子孫，他們又能直接上達天聽

於是，當各種改革的聲音傳入皇帝劉暘的耳朵，又經過多方的調查研究之後，對市舶司製度的改革，依舊開啟了。這仍舊不是個快速的過程，前前後後拉扯了好幾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製。

為滿足對外貿易、口岸、稅收、緝私等事務管理，進一步促進海貿發展，加強與封國、外國之間的聯係，大漢出台了《海關管理條製》。

在沿海地區，一共設立了五大海關，自南至北，分彆為粵海關、閩海關、江海關、東海關、渤海關，各大海關設總監一職，從三品，海關下分設口岸，進行綜合管理。海關直屬於財政司，總監及下屬各口岸關長由朝廷安排，並配備專門的海關部隊進行檢查、治安、緝私等活動

新海關製度，或許並不是那麼地完善，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或許還會爆出更多新的問題，但這種應時順勢的改革，卻有其重要意義，這也是整個雍熙時代下積極向好求變的積極風貌的展現。

而在當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鬆江沿岸上，僅僅看那些圍觀江海關大樓揭幕儀式的內外商賈的欣喜表情，聽到那震耳欲聾的掌聲，就可知在此項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榮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依舊在持續，人口進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萬人的大都邑，吸引著江海所及之處所有客商的到來，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當然，最大的變化在於，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漢帝國也能名正言順地稱之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這片曾經不名一文的鄉下小漁村，成為了大漢第一座“計劃單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於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動，當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過皇帝的麵授機宜，到任之後，王玄真對上海、蘇、秀二州之間的情況，又進行了一場深入徹底的了解。

最終經過他上呈中樞，決議將上海這座因對外貿易而勃興的港口城市單獨列出，成為直屬江南道司管理的“市”，而“市長”也成為大漢地方行政體係中的一個新職銜，直接定級三品。稅收上則由中央與江南道共享，采取“二八分成”原則。

至此，為鬆江、港口貿易之利，你爭我奪，爭得麵紅耳赤、頭破血流的蘇秀二州，最後啥也沒落下。

不隻沒搶到嘴裡，原本護在盤子裡的東西還得倒掏出來，經濟實力+政治地位結合到一起的新上海，腰杆賊硬，畢竟有中央與道司背書。

於是，在王玄真的支持下，又對上海市轄區進行了一番調整，基本上囊括了蘇秀二州東部的整個鬆江下遊地區，都成為了上海地界，曾經蘇秀二州爭執不下的東西，都被上海一口吞下。

這樣的結果，顯然不是二州能夠接受，最推動過程中，反對、抱怨之聲，直達天聽，但都沒用。在中央權威正隆的情況下，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對抗，那是真要掉腦袋的，雖然皇帝劉暘一直在推動法治建設，但帝國的本治依舊是人治，連稅改、吏改都能轟轟烈烈地推廣開來，一個地方的建製區劃，能夠反抗的餘地實在不多，也太無力。

何況，還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以及上海牽扯到的一係列新利益群體，他對於“上海建市”顯然也是持樂意見之的態度。

於是，長江三角洲下遊地區迎來了一個新格局，一顆麵向大海、擁抱未來的東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

而這個過程中，最受傷的，毫無疑問是秀州，丟了“上海縣”這個聚寶盆，幾乎砍掉了一隻胳膊，雖然還有棉紡這個拳頭產業，但被閹割之後那淡淡悲傷始終縈繞在秀州官吏們的心頭。

相比之下，同樣遭遇損失的蘇州就要好過多了，比起秀州，蘇州的家底顯然要殷實得多，沒了上海，它還有長江之利，境內還有太湖、陽城湖，還有常熟塘、至和塘、白茆浦、七鴉浦等水港可以利用，比起去爭上海，似乎開發自身優越條件才是正途。

而在江海關下屬的各海關口岸中，蘇州一地就占了三處，可見蘇州的“強勢”。

不管出現了多少波折，也不論引發了多少利益的角逐，上海建市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對大漢的城市發展來說，也是一樁曆史性的標誌事件，這是一種全新的模式，涉及到一種全新的央地關係，沒有參考可言，卻在事實上代表著一種新時代下的發展潮流，在大漢城市發展史上也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建市，到五大海關的設立，兩者兼具的上海，自然也成為了大漢最獨樹一幟的城市，全國道州，隻此一例。

關於上海模式，朝中當然避免不了討論，畢竟太新鮮了，而新鮮的事物也往往不那麼容易被人接受，何況，還是在王玄真這麼個“鷹犬”鼓搗出來的玩意兒。

一日是鷹犬，終生是鷹犬，雖然已經表現出足夠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王玄真依舊不為政壇主流所接納。當然，如今的王玄真，已經放棄了融入那乾功臣勳貴與文人官僚的群體中去，隻要受皇帝認可，做個雍熙乾臣，足矣。

五大海關，基本囊括了帝國本土所有沿海地區的外貿管理，設立之初，也曾有官員建議，都如上海一般，單獨列市。

但這件事，最終沒能成行，上海特殊就特殊在，依托著已經足夠富饒、開發程度足夠高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長江與運河所及的所有道州府縣的商品資源都能彙聚此處，這是其他海關城市並不具備的條件。而單獨建市，除了加強管理之外，本質上還是朝廷要更大程度地參與分利，朝廷多吃多占，地方自然是虧的。

就拿閩海關所在的泉州來說吧，福建布政使周印銓就曾上表朝廷，說閩地百姓生計艱苦，唯有靠著海貿，方得勉強度日，福州與泉州乃是閩地發展的兩條腿，失了任何一條，就得瘸著走路一番訴苦，實則就是福建道司，對泉州單獨列市的抗拒。

閩海關是朝廷播種，由福建道孵出來的一顆金雞蛋，朝廷已經占大頭了，若是連下蛋的母雞也要拿走，那就太過分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江南道，也不是所有布政使都叫王玄真。

與泉州相類的，自然是廣州府了，粵海關的駐地。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廣州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大漢排名前列的大型城市，萬國貿易港，至少在雍熙十年，其規模都數倍於上海。

然而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整個嶺南地區，除了一個廣州府，還能拿出哪個城市來？仔細盤算一陣，還真拿不出能打的。因此，廣州府的存在，還起著成都府在西南地區的作用，需要援濟周遭的窮兄弟，“帶動後富”，為整個地區的穩定做貢獻。

至於北麵的東海、渤海二關，則主要針對東北地區及高麗、日本二國，首先從規模上就有局限性，很多二國商人寧肯遠航到上海貿易，另一方麵，保守氛圍也更濃厚，暫時也沒有推行單獨列市的必要。

因此，至少在雍熙十年，上海成為了整個大漢帝國最特殊的城市，從建築風格，到思想理念，從經商環境，到管理模式，都是開曆史之先河，就是在大漢帝國，這座城市也越發魔幻炫麗，讓人難以預測最終會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