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元年（1007年），隨著乾元殿上一場盛大的登基典禮落幕，大漢帝國至少從法理大義上完成了帝位的傳承，權力的交接。

當還未徹底擺脫稚氣的劉文澎坐在那方至尊寶座上，接受皇室宗親、公卿百官以及諸邦各國使節朝拜時，即便事前經過無數次的排練準備，到這一刻真正降臨，麵對這浩大的場麵，這個少年依舊打心裡感到局促、緊張。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這一刻，他還沒有真正享受到皇帝至尊的權勢與威望，卻感受到江山社稷壓肩的萬鈞之重，讓人喘不過氣來。

國無長君，對整個帝國上層而言，都是一件“新奇”的事，畢竟已經有差不多六十年沒出現過這樣的狀況了。

當劉文澎端坐於帝座時，幾乎所有的公卿臣僚都瞪大了眼睛，觀察著這位新君，固然是萬眾矚目，但諸多的目光中也難免帶有好奇、審視乃至懷疑，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個年輕的天子能給大漢帝國帶來什麼，又能否承擔起領導帝國的重任。

就是功臣勳貴、雍熙老臣們，對這個少年天子，同樣呈一種謹慎的態度，他們早已習慣頭頂有個權威隆重的皇帝，強勢也好，寬和也罷，英明也好，任性也罷，但總有一根主心骨，能夠最後拍板。

這冷不丁，換成一個看不清深淺、摸不清脈搏的年輕皇帝，一時間總是難以讓人適應的。進入平康時代後，這新君臣關係如何相處，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一個值得深刻鑽研的課題。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六十年，整個帝國都是君權重於臣權，並且一步步走上皇權巔峰的一個過程，但可以預見的是，從新君登基伊始，這種情況將發生變化了。

乾元殿上的登基大典，僅僅是向全天下宣告新皇繼位的一個儀式，一場表演，那些五體投地、恭敬禮拜的功臣勳貴、帝國高官們，也並不會因為雙膝著地，就對新皇心悅誠服，連太宗皇帝繼位之初都沒做到，何況劉文澎這一少年。

他們拜的，是帝國皇帝，是世祖、太宗兩代帝王六十載時間構造完善的一個將所有人囊括其中的製度與共識，隻要身處這個體製當中，隻要這套機製還在正常運轉，那麼不管誰坐在那個位置上，都將得到眾臣朝拜，否則就將遭受整個體製與國家意識的排斥。

同是少年天子，新皇劉文澎顯然要比他的祖父世祖皇帝繼位之初要輕鬆得多，至少，他不用披肝瀝膽地去爭搶權力，不用宵衣旰食地經營國家，更不用日夜憂憚生死存亡的問題。

正常情況下，他隻需垂拱而治，整個天下就在他腳下，即便是無為而治，無功而終，或許也能得個“賢明”天子的好名聲。

而劉文澎最幸運的一點，或許就是他爹乃太宗皇帝。他爹在生前，用十四年的時間，匡正了開寶中後期一係列問題，極大地緩解了建國以後積攢了各種社會矛盾，留給他的，則是一個外部安全、內部穩定的泱泱天朝。

而在帝國的傳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慮得更加周全，在駕崩前幾乎把所有的後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無疑問是輔政大臣的安排。

張齊賢、慕容德豐、李沆、李繼隆（高瓊去世後接任樞密使）、向德明、寇準（安南封國後調任尚書右丞）、王玄真，再兼趙王劉昉、魯王劉曖、燕王劉昭三宗王坐鎮。這樣一套輔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協力，隻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調一致，那麼就足以彈壓朝廷上下、帝國內外。

也正因為一切都有太宗遺詔作為指導，在新皇登基前後，朝廷內部方才保持著基本的穩定，相對的平衡。而不是像劉暘繼位時那般爛事一堆。

當年，畢竟情況特殊，世祖崩於外，又無遺詔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駕崩之於太宗駕崩，雖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帶給人的震撼已經帶來思想上的混亂，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而經過太宗劉暘在製度上十數年如一日的堅持匡正完善，大漢帝國的政治已然足夠成熟穩定，趨於理性。

從曆史的角度來說，由太宗劉暘主導的雍熙時代，就是大漢帝國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階段。

在劉暘嘔心瀝血、勵精圖治下，大漢帝國度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安定、清平、繁榮與富強，在一乾雍熙名臣的輔佐下，太宗皇帝親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輝煌的曆史畫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親手創造的一個偉大的、波瀾壯闊的武功盛世，其下啟者，則猶待少年天子劉文澎及帝國上層的當權者們去開啟，而打開那扇門的背後，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輪盛世，還是治世，乃至亂世，也有待時間的檢驗。

時間進入到平康時代，皇帝變了，年號改了，曆史翻開了一頁新的篇章。與此同時，帝國上層階級沒變，政事堂掌握大權的那些公卿重臣們沒變，沿襲自雍熙時代的政風也沒變。

至少可以說，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個大漢帝國，似乎除換了一個皇帝之外，一切仍舊按照雍熙時代的成例，憑借慣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軍事、經濟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規矩與製度，依舊長久地指導著新朝的君臣，也約束著體製內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頭打破這種慣性與平衡

少年天子劉文澎，既沒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鐘，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積累、堅忍不拔，實事求是地講，他並沒有把控大漢帝國這艘巨輪的穩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繼位之初，他不具備這樣的手段與實力。

因此，他無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動積極且迅速地樹立自己的權威，在帝國上層注入自己的意誌與理念。

蕭規曹隨，垂拱而治，做一個太平天子，未嘗不是一條“康莊大道”。然而，那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漢帝國的君主專製體製中，皇帝擁有太強的主導權了，而帝國的政治生態中，也早已注入了“強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溫文爾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國權力的角鬥場中廝殺起來，那也是張牙舞爪，猙獰可怖。

因此，平康時代的平靜，隻維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這半年時間裡，小皇帝劉文澎高居寶座，學著、試著怎麼做一個皇帝的同時，並不能完全享受作為大漢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全部權力，軍國大事皆有雍熙輔臣操持，國家政令悉由政事堂發布，用那些輔臣的話來講，天子年幼，還需讀書明理識政，至於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遺詔操持。

且不提皇帝劉文澎對此作何感想，繼位不久，權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對帝國那套運轉成熟的機製，實則並不能發揮太大的作用。處於一種空擁寶器，而不知運用法門的狀態。

而對這種臣權蓋過君權的情勢，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發作的，乃是升格為太後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後，親手打破了太宗皇帝為劉文澎構建的保駕護航的帝國上層權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後與尚書左丞慕容德豐的合謀下（實則為太後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豐不得不從），糾集一乾朝臣，討論“封國王就國製”的問題。

提出此議，除了針對奔喪結束後仍舊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劉文渙、林邑王劉曙、安東王劉文淵之外，最主要的，則是高居宰堂的趙、魯二王。

這兩胞弟，兩皇叔，一個是十五年的中書令，一個是太傅、參知政事，在軍政之間都擁有莫大的影響力，尤其是趙王劉昉，那是連太宗皇帝都一度忌憚不已的人物，何況慕容氏。

在慕容氏眼中，那些外臣掌權，都可暫時忍讓，唯獨不能讓二王久居中樞，否則對劉文澎的皇位就是莫大威脅。而發起“就國製”的討論，則因為二王都是有一塊封地的。

劉昉的北廷王位雖然傳給了世子劉文共，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仍舊是第一代的北廷王，那可是世祖皇帝封的，誰也奪不去。至於魯王劉曖的封地，則是雍熙十年太宗皇帝再次啟動分封，將世祖諸子都分封在南海群島（菲律賓）、渤泥島（加裡曼丹）等新南洋商民新拓殖的地區。

隻不過，封了地，沒有強行趕他們出海就國，親自經營罷了。而慕容太後要的，顯然就是想將由世祖定下、太宗完善的“就國製”落實執行。

此議一出，自然引得滿朝震動，都是有“法理”支撐的東西，自然各執己見。幾個早早就國的封王們，雖然很想在洛陽看看熱鬨，但未免殃及池魚，於當年秋便向小皇帝告辭離京了。

而作為太後主要針對對象的趙魯二王，則在滿朝的輿論壓力中，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劉昉是主動上表請辭告老，不過北廷王他早已讓給長子了，因此請求去邙山，給世祖守陵。

魯王劉曖，則抱病，既然病了，那政事堂的差事與權柄也就讓出來了，他那遠在南海島的封國也可以暫時不去。至此，慕容太後才基本滿意。

平心而論，僅靠慕容太後與慕容德豐，是很難徹底壓製住二王的，畢竟二王也不是泥捏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下場的勢力並不少。

根本原因在於，對二王，尤其是對趙王劉昉心懷疑慮的人並不在少數。這可是世祖皇帝駕下的“四大皇子”，這個光環隔多少年拿出來說道，都是閃亮的，進入到平康時代後，就更彌足珍貴了。

這樣一個身份尊貴、功勳卓著、資曆深厚、名望隆重的皇叔，與公卿大臣們一起輔弼少主，帶給旁人的壓力也是巨大的。

正是由於這種潛在的共識，聲勢大起來的時候，方使劉昉有種滿朝共棄的感。示弱退卻不是劉昉的個性，隻是他也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也無意與人爭，為了朝廷的安定，退一步也算是他顧全大局的選擇了。

相比之下，魯王劉曖就多少有那麼一絲不不甘，隻是輿情被帶起來後，四哥劉昉又不肯帶頭出擊，他也同樣隻能選擇忍一時之氣，韜光養晦。

慕容太後排黜二王的動機可以理解，手段不算高明，但終究成功了，但就此事的結果而言，一並沒有讓小皇帝真正掌握權柄，大漢的權力依舊由雍熙輔臣們分享著。

二則是得罪了以趙、魯二王為首的宗室封王們。他們雖然被封得很遠，但根還在大漢，他們還姓劉，是世祖皇帝的子孫，但卻被視為“外人”，這顯然容易讓人離心。

而這兩個結果，後者慕容太後還顧及不上，前者則有促使他進行著下一步的動作，乾政成功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平康元年的下半年，慕容太後以皇帝名義，對慕容家族的一些子弟大加封賞提拔，基本按照年紀和輩分來授官，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很粗糙且吃相難看的手段。

且不提慕容太後在朝中安插慕容氏子弟、門生的行為，能否真正加強皇權，鞏固劉文澎的帝位，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粗暴的乾政行為，也激怒了雍熙老臣們，在朝中引發諸多非議與不滿。

而這種不滿，在慕容太後打算罷免張齊賢尚書令之職，推慕容德豐上位時，堆積到最高點。反噬，也由此而來。

輔臣們的反抗，可也是有法理依據的，太後之舉，乾政之事另說，但其言其行，完全是在挑戰太宗皇帝定下的輔政之製。雖然張齊賢論才德、威望、資曆，都不足以完全壓服一眾公卿老臣，但他卻是太宗定下的輔臣核心，如今這套機製還沒運轉滿一年，就有人想換核心。

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太宗皇帝的威嚴豈容區區一婦人挑釁！當然了，根本原因，還是權力之爭。

來自輔臣的反擊發生在平康二年仲春，以宰相、尚書右丞、慕容氏中最清醒、最具才乾的慕容德豐病逝為契機。

生前，慕容德豐死死地維係著朝廷內部的穩定，彌合著太後與雍熙輔臣之間的矛盾，然而就在他死後不久，一場針對太後乾政的政治行動展開了。

當然，不管慕容太後此前做法有多少非議，即便抨擊一個“牝雞司晨”，她至少也是打著皇帝的名義，正統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時，以臣犯後，可是大不韙之事，對於雍熙輔臣而言，這個決定也不容易下，這個萬難的行動還得由一個更為合適人來發起。

有人想到了趙王，可惜劉昉根本不搭理，最終由“病愈”魯王劉曖率一眾群臣上表，進行了一場“移宮”請（逼）願（迫）。

一直到平康二年，慕容太後仍舊居住在坤明殿，而劉曖等人要達成的目的，就是請太後讓出“鳳殿”，使中宮（皇後楊氏，楊業孫女）正位，至於太後則依成例移居慈明殿。

當然，這絕不隻是的移居一座寢殿那麼簡單，更為重要的是，斬斷太後乾政的手，斷絕其與外朝的聯係，當魯王劉曖代表宗室出麵，公卿百官聯合起來的時候，一個弱勢的少年天子，並不能的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而移宮成功，阻止慕容太後橫加乾涉朝政的背後，也無形削弱了一層皇帝的權威。可以想見的是，太後說話不管用了，由她提拔起來的新晉慕容氏子弟、門生們，也在後續遭到清算，被一個個趕出朝堂。

結果則是，大漢帝國的權柄，徹底操之於魯王劉曖以及張齊賢、李沆等雍熙輔臣構合的一個輔臣集團中。這個集團，未必有多牢固，但在一段時間內，也確實是由他們掌舵著大漢帝國前進的方向。而經過此前的風波，皇帝對於輔臣們的影響力一度近乎於零。

平康元年秋到二年春發生在帝國中樞上層的整場政治風波中，天子劉文澎基本隻是冷眼旁觀，實在是無力乾預。

但與此同時，小皇帝的內心中也悄然積攢著越來越多的不滿，至少，皇叔與宰相們不該那般欺負、逼迫皇太後，那是他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