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不誠實？美國人的誠信度是不是在下滑？如果我們引誘誠實的人欺騙或偷竊，他們會做嗎？如果給你機會，你會考試舞弊嗎？從旅館房間裡偷一條毛巾的收益與被抓的成本各是多少？用《聖經》可以杜絕不誠實的現象嗎？對道德規範做出承諾會保證人的誠實嗎？糾正不誠實的更好方法強製推行誠實的外部措施就說這些。有些情況下可能有效，但其他情況下則沒有作用。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糾正不誠實現象呢？實驗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詳細地講述一個實驗，它對這一問題做了充分的證明。幾年前，我和尼娜、奧恩帶領一些參與者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個實驗室，讓他們做一個簡單的數學測驗，一共有20道很容易的試題，每道題都給了一組數字，讓他們從中找出相加等於10的兩個數（例題如下）。測驗的時間是5分鐘，做得越多越好，然後讓他們抽簽。中簽的可以按本人的成績，每答對一道題就有10美元的獎勵。就像我們在哈佛商學院的實驗一樣，一部分學生直接把卷子交給實驗主持人，這是受到嚴格控製的一組。另外一組人把自己答對了多少寫在答卷紙上交給監考人，把考題紙撕掉——很明顯這一組人有作弊的機會。這樣，有了機會，這些參與者會作弊嗎？正如你所預料到的，他們的確作弊了（但是，並不嚴重）。在下麵給出的數字中，儘快找出兩個，二者相加之和必須正好等於10。你用了多長時間？1.69 1.82 2.914.67 4.81 3.055.82 5.06 4.286.36 5.19 4.57到這裡為止，我說的沒有什麼新東西。但是關鍵的一招是在實驗開始之前。參與者們到達實驗室以後，我們要求一部分人寫出他們高中時讀過的10本書名，其餘的則要求寫出《聖經》十誡的內容，記得多少寫多少。做完了實驗的這一部分，我們才讓他們去做數學題。實驗的這種設置，就是讓一部分人回憶高中時代讀過的10本書，然後引誘他們作弊；另一部分人則是回憶《聖經》十誡以後再引誘他們作弊。哪些人可能作弊多一些？在沒有作弊機會的條件下，參與者們平均答對了3.1道題。②在有作弊機會的條件下，回憶高中時代10本書的參與者平均答對了4.1道題（或者說比那些沒有作弊機會的高出33%）。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另外一組的結果——學生們先寫下《聖經》十誡，然後做題，再撕掉試題稿紙。就像體育比賽解說員說的，這一組才值得看。他們會作弊嗎——或者《聖經》十誡會對他們的操守產生影響嗎？結果連我們也感到驚訝：回憶過《聖經》十誡的學生根本就沒有作弊！他們的平均成績和那些沒有作弊機會的一組相同，比那些回憶高中10本書而有作弊機會的學生少答對一道題。那天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寫下10本書名的那一組作了弊，但不嚴重，就一點點——到了這一點上，他們內心的獎賞機製（伏隔核和超我）搖醒了他們，命令他們趕快停止。但是《聖經》十誡卻創造出這般的奇跡！我們根本沒有告訴參與者十誡的內容是什麼——僅僅是要求他們每個人回想一下（他們沒有幾個人能把十條完全寫出來）。我們希望這個練習能在他們心中喚起誠實的意識。事實真的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弄不明白，這一切的意義究竟在哪裡。我們用了好幾個星期才得出幾個結論。一個結論是，或許我們可以把聖經帶回公眾生活中來。如果我們隻是要減少不誠實行為，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但是，有人會反對，聖經意味著對某一宗教的支持，或者就是把宗教與商業和世俗社會混同起來。但是另外一種性質的誓言會解決這個問題。有關《聖經》十誡的實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十條中隻能記得一兩條的學生和那些十條差不多全記得的都會受到影響。這就是說鼓勵人們誠實的並不是十誡的條文本身，而是出於對某種道德準則的深思。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可以用非宗教的道德準則來提高大眾的誠實水平。例如，像醫生、律師和其他一些高級職業人士宣誓用的誓言——或者曾經用過的誓言？職業誓言能起這個作用嗎？英文“職業”一詞來源於拉丁文“professus”，意思是“為公眾認可”。高級職業很久以前起源於宗教後來又傳播、擴大到了醫學和法律方麵。據說，掌握了秘不外傳的高深知識的人，不僅僅壟斷了該知識的應用，同時還負有明智地、誠實地使用該種知識的責任。誓言——口頭的，經常是書麵的——是對執業者行為自律的提醒，同時演化出一係列必須奉行的規則，讓他們按照高級職業的要求擔負起應儘的責任。上帝能發揮提醒作用嗎?怎麼辦？假如說，無需借助《聖經》十誡，我們可以形成在某種世俗保證下簽名的習慣——與高級職業宣誓近似——來提醒我們對誠實的承諾，那麼，這種簡單的誓詞能夠和《聖經》十誡一樣發揮重要作用嗎？我們必須搞清楚——於是我們又進行了實驗。實驗我們再一次招募了參與者，這次是在麻省理工學院。這一次的實驗裡，第一組人做了數學測驗，把答卷交給坐在房間前麵的實驗主持人（他計算了答對的數目並按這個數目付給他們錢）。第二組也做了測驗，但要求他們把答卷折起來自己保留，到房間前麵告訴實驗主持人自己答對了幾道。主持人根據他們說的付錢，他們離開實驗室。這次實驗的新內容出現在第三組。測驗開始以前，我們要求參與者們在試卷的上方這樣的一則聲明後麵簽名：“我知曉並允許本次實驗結果進入麻省理工學院道德規範記錄”。簽名後，他們開始做題。測驗時間到了，他們把試卷放進口袋，走到房間的一頭，告訴實驗主持人自己答對了幾道題，拿到自己的錢。上述實驗結果怎麼樣呢？嚴格控製下的一組不可能作弊，參與者平均答對了3道題。第二種情況下，參與者可以把答卷放進自己的口袋，他們平均答對了5.5道題。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種情況——參與者們也把答卷放進了口袋，但他們事先簽過道德規範聲明。他們在這一條件下，平均答對的題數，也是3道——與嚴格控製的一組完全相同。這一結果與我們采用《聖經》十誡的那種情況相似，這就是簽署道德規範聲明的效力。特彆要考慮的是，麻省理工學院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項道德規範！由此我們了解學生們會在有機會的情況下作弊，但並不是肆無忌憚。不僅如此，一旦他們意識到了誠實——不管是《聖經》十誡還是簽一項簡單的聲明——他們就會完全停止作弊。換言之，如果我們沒有了一切道德規範的意識，就會滑向不誠實一邊。但是如果在受到誘惑的瞬間得到有關道德的提醒，我們可能保持誠實。目前，有些州的律師公會和高級職業組織正在倉促地尋求支撐他們職業倫理規範的方法。有的給大學生和研究生增加有關道德課程，有的要求舉辦倫理方麵的職業培訓班。在法律專業裡，馬裡蘭州霍華德縣巡回法庭大法官丹尼斯?M?斯維尼發表了他的著作《律師法庭行為守則》，其中寫道：“這裡麵的大多數規則，其實從我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說過，她教導我們，懂禮貌有教養的人應該做到這些。既然我們的（還有你們的）母親有彆的重要事情要做，不能親臨我們州的每一個法庭，那我就把這些規則再對你們說一次。”這樣的普通措施有效嗎？我們記得律師們獲得執業資格時宣過誓，醫生們從業前也宣過誓。但是偶爾宣一次誓，偶爾保證一下要遵守章則遠遠不夠。我們的實驗清楚表明，回想誓詞和規則隻能在受到誘惑時，或者就在誘惑之前那一刻才會有效。還有，我們要儘快解決這些問題，拖得越久，越難解決。就像我在第四章裡說的，當社會規範與市場規範發生碰撞時，社會規範退出，市場規範取而代之。儘管拿到這裡做簡單的類推不儘確切，但是誠實問題給了我們一個相關的教訓：一旦職業道德（社會規範）衰落，要想重建可就不那麼容易了。誠實為什麼重要？一個理由是，我們彆忘記美國在當今世界上占據經濟強國的地位，就是因為（起碼我們認為），在企業管製標準上，它是世界上最誠實的國家之一。2002年，根據一項調查，美國的誠信度居世界第12位。但就是在這一調查結果麵前，我都懷疑那些與美國做生意的人能否感覺他們得到公平對待。但是實際上，2000年美國的排位是第14，從那以後公司醜聞此起彼伏，美國各大報紙的商業版麵簡直是警察局的每日辦案記錄。我們正在沿著一條光溜溜的下坡往下滑，而不是向上走，這樣下去，從長遠來看我們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亞當?斯密告誡我們凡事誠實為上，特彆是做生意。我們隻要看一眼與此相反的現實——一個缺乏誠實的社會——你可以看一下這麼幾個國家。拉丁美洲到處是實行家族管理，給親戚放貸的壟斷企業（即使貸款人壞賬也不中止貸款）。麻省理工學院一個來自伊朗的學生對我說，他的國家做生意缺乏一個信任平台。因此，沒有人會預付貨款，沒有人放貸，大家都不敢冒險。人們隻從自己家族雇人，家族裡還多少有些信任。你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嗎？當心，沒有了誠實我們很快就會下滑到那樣的程度，快得讓你難以想象。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國家保持誠實呢？我們也許可以讀《聖經》，讀《古蘭經》，或者其他反映我們價值的一切。我們可以重建職業道德標準，我們可以在履行準則的保證上簽名。另一條途徑是，當自己處在某種條件下，個人利益與道德標準發生對立，我們容易向現實“屈服”，以一己之私去看待世界，從而變得不誠實——這時我們能保持清醒，至少認識到這種可能。那麼，答案是什麼？如果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弱點，就可以防患於未然，儘力避免這種情形的發生。我們可以禁止醫生通過給病人做不必要的檢查項目從中獲利的行為；我們可以禁止公司的會計人員和審計人員兼任該公司的財務顧問；我們可以禁止國會議員自己給自己製定工資標準，等等。不過，有關不誠實的問題還沒講完。下麵的第十二章，我將進一步闡述不誠實的其他表現，以及我對於如何同它鬥爭的一些理解。——為什麼現金能使我們更誠實？敢偷可樂的人為什麼不敢偷現金？什麼才算偷竊呢？你會濫用因公出差的報銷權力嗎？大公司會怎樣應用它的“最終解釋權”？銀行的信用卡利息在跟你耍什麼花招？什麼因素允許我們在非金錢問題上舞弊，又阻止我們在金錢上作弊？隻要有機會，人人都會弄虛作假嗎？偷可樂的人為什麼不偷現金？實驗麻省理工學院的很多宿舍樓裡都有公共使用的區域，擺放著各種式樣大小不一的電冰箱供附近房間的學生使用。一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大多數學生都在上課，我溜了進去，在宿舍樓中逐層徜徉遊蕩，徘徊於這些公用冰箱之間。每當看到一台公用電冰箱，我就一點點靠近，小心環視一下周圍，確信沒有人看見，我就把冰箱門悄悄打開，偷偷塞進一包半打裝的可口可樂，躡手躡腳迅速逃離現場。走出一段距離以後，我才站住躲在一個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地方，趕快把放入可樂的冰箱的位置和放入時間記錄下來。幾天以後，我回去檢查我放下的可樂的數量，每天詳細記錄冰箱裡剩餘可樂數量的變化。你可以預料到，大學宿舍裡可樂待在冰箱中的時間不會太長，所有可樂在72小時內全部不見了。但是我放下的不光是可樂，還放了一個盤子，裡麵是總共6美元的幾張紙幣。這些紙幣會不會比可樂消失得還快呢？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先問你一個吧。你在班上，妻子打電話給你，說女兒明天上學需要一支紅鉛筆，“你能帶一支回來嗎？”於是你就從辦公室裡給女兒拿了一支紅鉛筆。做完這事，你感覺怎樣——舒服嗎？非常不舒服？或者有點不舒服？還是非常舒服？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假如辦公室裡沒有現成的紅鉛筆，但是你可以從樓下小鋪裡花一毛錢買一支。碰巧你辦公室裡存放零用錢的盒子開著，屋裡又沒有彆人。你會從盒子裡拿10美分去買紅鉛筆嗎？假如你沒有零錢，恰巧需要10美分用，你會心安理得地從裡麵拿嗎？你覺得這樣做可以嗎？我不知道你怎麼想，不過我覺得拿一支鉛筆比較容易，但是去拿現金就非常困難。（我很慶幸現在還不曾麵臨這一問題，我女兒還沒上學呢。）實驗的結果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對於拿現金的態度也不同於拿可樂。正像我說的，可樂在72小時內統統不見了，一罐也沒剩，但是錢就完全不同了：盤子裡的紙幣72個小時沒有人動過，直到我從冰箱裡取回來。這是怎麼回事呢？關於不誠實的實驗我們看一下周圍生活中的不誠實現象，就會發現多數作弊行為離現金還有一步之遙。公司企業作弊是在賬目上玩花樣；公司主管作弊是在股票期權日期上倒簽；院外說客作弊是讓政客們參加第三者付款的宴會和娛樂；製藥公司作弊是給醫生夫婦安排豪華度假遊。事實上，這些人很少（個彆情況除外）用赤裸裸的現金作弊。這就是我的觀點：離現金一步之遙的作弊最容易發生。你認為導致安然大廈倒塌的“建築師”——肯尼斯?萊、傑弗裡?斯基林和安德魯?法斯托——會從一個老婦人的錢包裡偷錢嗎？不錯，他們從許許多多老婦人的養老金裡拿走了數百萬、數千萬美元。不過你認為他們會拿著鐵棍把一個老婦人打倒，搶走她手中的錢嗎？說出來你也許不同意，但我還是認為他們不大可能這樣做。到底是什麼因素允許我們在非金錢事物上作弊，又是什麼阻止我們在金錢上作弊呢？這種非理性的衝動是怎樣起作用的？因為我們擅長於把自己細微的不誠實想法和做法合理化，所以我們通常很難清楚地確定非金錢事物對作弊的影響。例如，拿一支鉛筆，我們可能推斷辦公用品是對員工的一部分補助，或者拿一兩支鉛筆之類的事人人都會乾。我們會說，偶爾從公用電冰箱裡拿一罐可樂不算什麼，因為，有時我們自己的可樂也會被彆人拿呀。可能萊、斯基林和法斯托等人認為篡改一下安然的賬目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那隻不過是一種權宜措施，以後生意好轉，再改回來也就行了。誰知道呢？那麼，要確定不誠實的本質，我們需要設計出一種巧妙的實驗方法，要能夠儘量排除例外情況的乾擾。我們做了多方考慮。我們用撲克遊戲的籌碼怎麼樣？它既不是現金，也不像可口可樂或者鉛筆那樣有背景和曆史沿革。它能幫我們深入了解作弊的過程嗎？我們不敢確定，但采用籌碼好像有道理。於是幾年前，我和尼娜、奧恩決定試試看。實驗實驗是這樣的：麻省理工學院的餐廳裡，學生們剛吃完午飯，我們進去問是否有人自願參加一個五分鐘的小實驗。我們解釋說，他們隻需要做20道非常簡單的數學題（找出兩個相加等於10的數字）。他們每答對一道題可以得到50美分的獎勵。各組的實驗開頭大致相同，但是以三種不同形式結束。第一組參與者做完試題，把答卷紙交給實驗主持人，主持人當麵計算他們的成績，每答對一道給50美分。第二組參與者則要求他們撕掉答卷紙，放進口袋或者背包，直接告訴主持人做對了幾道。實驗到此與第十一章裡關於誠實的測驗基本相同。但是最後一組參與者得到的指示與其他兩組有很大的不同。我們要求他們和第二組一樣，撕掉答卷，直接告訴主持人答對了幾道題。但這一次，主持人給他們的不是現金，而是每答對一道題給一個撲克遊戲籌碼。學生們需要走上12英尺到房間的另一頭，另外一個主持人每個籌碼兌換給他們50美分。你明白我們在乾什麼了吧？把一枚撲克遊戲籌碼——本身沒有任何價值的非現金貨幣——安插到交易中間，這會對學生們的誠實有影響嗎？與那些直接拿到現金的學生相比，撲克遊戲籌碼會降低學生們誠實度，使他們多報自己的成績嗎？如果多報，會多多少呢？我們自己對實驗結果也感到吃驚：第一組參與者（他們沒有作弊條件）平均答對了3.5道題（這是嚴格控製的一組）。第二組的參與者撕掉了答卷紙，根據他們自己說的，平均答對了6.2道題。既然我們可以斷定撕掉答卷不可能使他們變得更聰明，那麼可以把他們平均多出來的2.7道題歸結為作弊。但是說到厚顏無恥的不誠實，冠軍非第三組參與者莫屬了。他們的腦瓜不比前兩組聰明，根據他們自己報告的成績，這一組平均答對了9.4道題——比嚴格控製的那組高出5.9道，比隻是撕掉答卷的那組高出3.2道！這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有機會，學生們會平均作弊2.7道題。但是在非現金條件下，有同樣的作弊機會，他們平均作弊5.9道題，作弊的幾率高出兩倍還多。現金條件下的作弊和離現金一步之遙條件下的作弊，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彆！如果你感到驚訝，聽我往下說。我們的誠實實驗（第十一章裡描寫的那些）總共2000個參與者中，隻有4個人聲稱20道題全部答對。換言之，“完全作弊”的幾率是4比2000。但是在安插進非現金貨幣（撲克遊戲籌碼）的實驗裡，450個參與者中有24人“完全作弊”。這24名完全作弊者在現金條件和象征貨幣條件下的各自分布情況怎樣呢？他們全來自象征貨幣條件下的那些組（象征貨幣條件下的參與者共150人，徹底作弊者24人；由此可以折算在全部參與者中的幾率為320比2000）。也就是說，象征貨幣不僅能給人們的某些道德約束“鬆綁”，還能使相當一部分人“鬆綁”得非常徹底，竟然到了肆意作弊，毫無顧忌的地步。作弊到了這種程度當然是壞事，但恐怕還不隻如此呢。彆忘了在我們的實驗裡，把撲克遊戲籌碼換成現金隻不過是幾秒鐘的事。如果象征貨幣轉換成現金需要幾天、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例如，股票期權），不誠實的幾率又會是多少？是否作弊的人更多，作弊的程度更嚴重呢？我們了解到，隻要有機會，人們就會作弊。但奇怪的是我們多數人對此並無察覺。我們在另一個實驗裡讓學生們預測，人們是否用現金時作弊多，用象征貨幣時作弊少，他們說不對，兩種情況下作弊程度應該相同。他們解釋說，歸根結底，象征貨幣代表的是錢——而且要把它兌換成現金也就是幾秒鐘的事。因此，他們預測，參與者們會把籌碼與現金同等對待。但是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沒看到隻要離開現金一步遠，我們就會多麼快地給自己的不誠實行為找出合理的借口。當然了，他們的盲區也是我們的盲區。可能這也就是為什麼作弊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的原因。可能這也就是前安然CEO傑夫?斯基林、前世通（World）CEO伯尼克?埃伯斯，以及最近幾年被起訴的一大批公司高管聽任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公司沿著這條下坡路一直滑了下去的原因。人人都是脆弱的當然，麵對這一共同弱點，我們人人都是脆弱的。想一下屢見不鮮的保險造假現象，據估計，投保人報告他們的家庭財產和汽車損失時，總是編造理由多報大約10%。（當然了，保險公司一旦發現多報，立即會提高你的保費，如此一報還一報）。與此相對照，憑空捏造詐保騙保的案例並不是很多。通常是，很多失主丟的是27英寸電視機卻當做32英寸來報；丟了32英寸電視機卻當做36英寸來報，諸如此類。同時，這些人不大可能直接去偷保險公司的錢（儘管這種誘惑有時是存在的），但是報告他們丟失的東西時，僅僅是把尺寸和價值誇大一點，道德上的負擔就會更容易承受。還有另外一些有意思的做法呢。你聽說過“商店當衣櫥”這種行為嗎？這是指買一件衣服，把它穿到店家不能不退的程度，回商店退貨，全額拿回貨款，但是商家拿回去的衣服，卻又無法按原價再賣了。消費者把商店當衣櫥，他們不是直接從商店偷錢，但他們在購買與退貨的邊緣上跳舞，牽涉到多次界限不清的交易。這種做法帶來一個非常清楚的後果——服裝業估計每年因為“商店當衣櫥”行為的損失高達160億美元（大約等於每年入室盜竊和汽車盜竊兩項犯罪的涉案總值相加之和）。企業費用報銷情況又怎樣呢？人們因公出差，他們應該了解各項開銷的規定，但費用報銷也是離現金也是有一步或是幾步之遙。在一項研究裡，我和尼娜發現，從人們為開銷舉出正當理由的能力來看，費用報銷情況各有不同。例如，花5美元為一個漂亮的異性買個杯子很明顯是不行的，但是在酒吧裡給她買一杯8美元的飲料就很容易找出正當理由。問題不在於東西的價格，或者害怕被查出，而在於人們自己是否能夠把這筆開銷理所當然地納入合法的業務費用中。對業務費用開支的另外一些調查也發現相似的借口。在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當人們把開支收據通過公司主管的助理上報審核時，他們離不誠實就隻有一步之遙，他們很容易在裡麵夾進一些有問題的收據。另一項研究裡，我們發現家住紐約的商界人員，如果在舊金山機場（或者其他離家較遠的地方）給孩子買禮物作為費用報銷，比在紐約機場買或者從機場回家的路上買，更覺得心安理得。這一切在邏輯上都說不通，但是一旦交換介質是非貨幣的，我們為自己行為做出合理化解釋的能力就會突飛猛進。幾年前，我本人也親身經曆過不誠實行為。有人非法進入了我的Skype賬戶（很棒的在線電話軟件）並假冒我的名義從我的貝寶（Paypal）賬戶裡盜用了幾百美元電話費。我認為做這事的人並不是毫無良知的罪犯。從一個罪犯的角度來看，既然他有智慧有能力突破Skype，那麼闖進我的賬戶行竊就純屬浪費才能和時間，他完全可以進入亞馬遜、戴爾，或者某個信用卡賬戶，用同樣的時間獲取更多的價值。我倒把他想象成一個聰明的孩子，闖入了我的賬戶，利用軟件隨便“免費”打電話找人閒聊神侃，直到後來我設法重新控製了賬戶。他可能僅僅把這件事當做對自己科技能力的測試——或者他是我的學生，我給過他低分，他決定用這樣的方式羞辱我，小小地報複一下。這個孩子會在沒有人發覺的情況下從我的錢包裡拿錢嗎？有可能，但我猜他不會。但是Skype軟件的某些設計和我的賬戶設置方式“幫助”他這樣做了而且不感到道德上有負擔：第一，他偷的是通話時間，而不是錢；第二，他從這一交易中沒有得到有形的物品；第三，他偷的是網絡上的Skype，而不須直接從我手中偷；第四，他可能想象，這一天下來，最終要替他承擔費用的是Skype，而不是我；第五，通話費是通過我的貝寶自動轉付的。於是我們在這一過程中離現金又遠了一步，在最終由誰付通話費這一問題上更加模糊不清。（如果你還是不明白，我就說得清楚一點，從那以後我就取消了與貝寶的直接聯網）。這個人偷了我的東西了嗎？當然偷了，但是很多因素使這一偷竊行為變得界限不清。我覺得他不會自認為是不誠實的人。他偷錢了嗎？沒有。有人受到傷害了嗎？也沒有。但是這種考慮問題的方法令人擔心。如果說我在Skype上遇到的問題確實是由於它的交易屬於非貨幣性質，那麼存在風險的事情還有很多，程度還會更大，包括內容相當廣泛的網上服務，可能還有貸記卡和借記卡服務。所有的電子交易都不通過有形的貨幣易手而實現，這更容易使人們不誠實——對自己的不道德行為，人們無須捫心自問，有的甚至乾脆不承認有這回事了。我從這些實驗中還得到了另外一種不好的印象。在我們的實驗中，參與者都是聰明、有愛心、正直的人，他們絕大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對於非現金的貨幣例如撲克籌碼，也能把持住作弊的程度和界限。他們中大多數的意識中有一個臨界點，呼喚他們停止作弊，他們也就停下了。因九九藏書此，我們實驗中看到的不誠實現象或許接近了人類不誠實的底線：所謂的“好人”——那些講道德並且自認為有操守的人們所不想逾越的不誠實界限。一個可怕的想法是，如果說我們關於非貨幣的實驗所用的媒介不是立即可以兌換現金的撲克籌碼，或者參與者不那麼在乎自己是否誠實，或者他們的行為不那麼容易觀察，就很可能會出現更多更嚴重的不誠實行為。換言之，現實世界中實際發生的欺騙現象比我們在實驗中所觀察到的要嚴重很多。假設有一家公司或者部門的領導者是電影《華爾街》中的戈登?蓋科那樣的人物，他宣稱“貪欲就是美德”；假設他用非貨幣工具鼓勵不誠實行為，你就能看出這樣一個無賴會怎麼樣改變人們的心誌。這些人原本誠實而且想誠實處世，但同時也想保住自己的職位，事業有所成就。在這樣的狀態下非現金的貨幣可能使他們迷失方向，引導他們繞過自己的意識，自由自在、毫無顧忌地去撈取不誠實帶來的利益。對現實的觀察令人擔心。我們希望自己周圍都是心地善良、遵守道德的人，但我們必須現實一些。即使是好人也難免被自己的思維所蒙蔽，他們可能采取行動，在通往金錢報酬的道路上繞開道德準則。從根本上來說，動機帶來的刺激可能愚弄我們，不管我們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奉行道德準則。正如作家、記者厄普頓?辛克萊爾曾經指出的：“如果一個人就是靠不理解某些事情才能掙錢，讓他理解這些事情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現在可以引申為：如果一個人與非現金貨幣打交道，讓他理解某些事情就更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