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蘇撫李鴻章抵戶17天，即 4月25日就奉命署理江蘇巡撫，僅僅過了7個月，又由署理而實授江蘇巡撫。“從此隆隆直上”，幾與恩師曾國藩“雙峰對峙”。李鴻章所以能夠從一個遺缺道而驟膺封疆重寄，主要是由於他手握重兵和曾國藩舉薦的緣故。清廷既欲借重李鴻章的淮軍絞殺蘇南太平軍，又要依靠曾國藩集團保全東南大局。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國藩就在《查複江浙撫臣及金安清參款折》中，指責江蘇巡撫薛煥“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童任”，並附片奏保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遊，保衛一方。”②清廷自然懂得曾氏用意，而李鴻章也十分清楚個中奧秘，於是致書曾國藩說：十月二十五日（1862年12月16日）………戌刻接奉廷寄，十二日（12月3日）奉旨補授蘇撫，恩綸獎勵，非分寵榮。自顧何人，愧悚無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積年訓植，隨事裁成，俾治軍臨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塗轍，不速顛覆，……實不知所以為報，伏乞遠賜箴砭，免叢愆咎。③當時清廷任命薛煥為通商大臣，專辦交涉事宜。但隻過兩月，清廷就調薛煥赴京簡候，而令李鴻章署理通商大臣。這樣，李鴻章就成為手握重兵、身兼巡撫和通商大臣要職的江蘇實權人物。當時年僅40、肩負重任的李鴻章，麵臨著嚴峻局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島人疑謗，屬吏蒙混，逆眾撲竄，內優外侮，相逼而來”④。他深知殲滅太平軍、保住上海進而奪取蘇常，是轉危為安的關鍵所在，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妥善解決“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他標榜以“不要錢，不伯死”六字“刻刻自訟”，臥薪嘗膽，不敢苟慕榮利，少聆逸樂，決心衝破“險阻艱危”，闖出一個新局麵，以“仰酬君國，遠對友朋”。因此，他“日處營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辦，心不輟息。”幾乎無暇與四方友朋交遊和書信來往，隻同曾國藩保持通訊聯係。他使出渾身解數，力圖儘快扼殺農民起義。同全國一樣，江蘇“吏治浮偽，民生凋瘵，劫運甚重”，李鴻章“夙夜兢兢，惟懼顛複。”②他認為曾任江蘇按察使、布政使而後升任巡撫的王有齡（字雪軒）是造成江蘇吏治敗壞的禍首。他說：吳中官場素習浮靡，自王雪軒當事，專用便捷、圓滑、貪利、無恥一流，禍延兩省，靦然不知綱常廉節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絕。③當時吳煦身為蘇鬆太道④管理海關，並署理江蘇布政使。他出務“錢穀猾幕”，而其“用人則是王雪軒宗派，滬吏十有七八係浙人勾結把持，直是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第43頁。② 《清史列傳》，卷45，第18頁。③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37頁。④ 李鴻章：《複李 堂方伯》，《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槁，卷1，第59頁。 李鴻章：《複孫省齋觀察》，《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槁，卷2，第35頁。② 李鴻章：《致王子懷工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28頁。③ 李鴻章：《複吳仲仙漕帥》，《李文忠公書》，朋僚函稿，卷1，第18頁。④ “蘇鬆太道者，轄蘇州、鬆江、太倉二府一州者也。然於三屬公事畫諾而已，實專駐鬆江所屬之上海縣，而為東西各邦交涉之樞紐。故世俗相呼，輒曰上海道。上海道得人則天下治，不得人則天下不治。”（俞榴：《春在堂雜文六編補遺》，卷3，第14—15頁）從下手。”⑤楊坊“以通事奸商起家”，時任蘇鬆糧儲道，綜理“夷務”。吳、楊沆瀣一氣，“挾夷自重”，控製上海的人事、財政和外交大權。他們手下有一幫搜括能手，金鴻保、俞斌、閡釗就是三個典型人物。1861年秋在上海道署門前有人畫一大龜，以俞斌為首，金鴻保為背，閡釗為心腹。18九*九*藏*書*網62年李鴻章也指出：“滬中十年來發公家財，惟吳、楊、俞三人，遠近皆知。”他雖然有意“澄清”“吏治”，但又深感力不從心，無法“另起爐灶”，隻得采取所謂“節取而懲勸之”法。他上奏說，“蘇省吏治凋敝，監司大員必須有文武乾濟之才、廉正敦慤之品為之表率，庶可漸挽頹風。”②他的真實意圖是想把那些盤踞要津、控製實權的“貪詐朋比”之輩撤下去，換上所謂“親近仁賢，匡所不逮”，以便把人事、財政和外交大權抓到自己的手中。因此，吳煦、楊坊之流就成了李鴻章打擊的首要目標。早在李鴻章離皖赴滬之時，曾國藩就曾叮囑說：“不去煦，政權不一，滬事未可理也。”③李鴻章抵滬後，便向吳煦及其同黨開刀。他首先“疏劾道府數人，去煦羽翼”；接著采取關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與吳煦“明定章程”，海關仍由吳氏經理，另派薛書常管理厘捐總局。1862年11 月又免去吳的蘇鬆太道（即關道）一職，委派黃芳接替。黃芳（號鶴汀）是長沙人，當過上海縣令，“熟諳夷情，才能肆應，善於籌餉”④。李鴻章在奏準黃芳署理關道的同時，薦舉劉郇膏兼理布政使。劉郇膏（字鬆）是河南太康人，道光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初到任時，即對神發誓不苟取一文，紳民呼為“劉青天”。李鴻章抵滬後，鑒於郇膏“誠慤廉正”，並為丁未同年，便從知府相繼薦舉為署理按察使、布政使。李鴻章對曾園藩說：“劉、黃才雖較短而無絲毫欺蒙，滬中吏治漸有返樸還醇之象。”⑤李鴻章對楊坊也深惡痛絕，必欲罷之而後快。楊坊效法吳煦玩弄以退為進的伎倆，於 1862年5月“稟請開蘇糧道”，李鴻章將計就計，“照例出奏”，並附片密薦郭嵩傑，讚揚他“學識閡通，誌行堅卓”，建議擢授江蘇司道實缺。他致函曾國藩說：“鴻章亟需幫手，冒昧將筠仙附薦，臬司糧道兩缺或得其一。敬懇我師切致筠公速來”。李鴻章所以特彆推崇郭嵩燾，除了他倆是丁未科同年、政治見解相似外，還由於郭嵩燾能夠起到密切曾、李關係的作用。曾國藩與郭嵩燾既是親密朋友，又是兒女姻親，曾國藩四女紀純許配給郭的長子剛基。郭嵩秦起初不願屈就丁未同年的司道屬員，後經李鴻章的懇切請求、曾國藩兄弟的再三勸駕，才赴滬接任蘇鬆糧道。按清製，郭嵩燾不能在兒女姻親曾國藩兩江總瞥轄區任職，例應回避。1862年11 月李鴻章以江蘇軍務正殷、需才孔亟為由，奏準郭嵩燾勿庸回避，即以蘇鬆糧道襄辦軍務。隨後又函告曾國藩：“筠仙到滬後，眾望交孚，其才識遠過凡庸，運、藩二篆均可見委，惟至親避嫌，鴻章以襄辦營務入告，似尚大方。擬仍九-九-藏-書-網令兼管捐厘總局，以資曆練。”不到半年，李鴻章就函請曾國藩奏保郭嵩燾為兩⑤ 李鴻章：《上曾相》，《李丈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第10—11頁。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第39頁。② 李鴻章，《奏保郭嵩燾片》，《李文忠公全書屠》奏稿，卷1，第7頁。③ 薛福成：《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庸盒文續編》，卷下，第18頁。④ 曾國荃：《與李少泉》，《曾忠襄公書劄》，卷3，第21頁。⑤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36頁。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第25頁。淮鹽運使，還擬薦舉他兼任江蘇按察使。這樣，李鴻章就逐漸以郭嵩燾、劉郇膏和黃芳取代了吳煦、楊坊，並於1863年1月以常勝軍統領白齊文劫餉毆官而吳、楊辦理不善的罪名，奏準將吳、楊暫行革職，趕下政治舞台。李鴻章自從創辦淮軍和就任江蘇巡撫以後，就效法曾國藩開設幕府，延攬人才，救時匡國。他既是幕府製度的產兒，又是幕府製度的熟練運用者，他個人的職位、財富和品性，成為他的幕府賴以存在的三大支柱。李幕以統帥李鴻章為中心，肩負著軍機、刑名、錢穀、文案等重任。幕府人物重要者多由奏調，或從屬吏中特委兼辦；次要者或函招，或劄委，或自來投效，或輾轉推薦，均以統帥為禮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統帥分配督導，其地位既為私人賓席，又可隨時因功奏保升涉，授以實缺；其薪給不儘為修金，大半由所屬局所或軍營供給，雖非官俸，亦非出自統帥的私囊。李幕雖然效法曾幕，但在幕賓的選擇上卻有明顯區彆。“滿量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這是李鴻章吹噓曾幕人才薈萃的詩句。曾幕確實聚集了一大批雖然動機不同但卻具有各種才乾99csw.的人物，其中有精通數學、天文、機器製造的科學家，有譜習律令、會計的刑名、錢穀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學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學侍從，有懂得軍機韜略的參謀人員。但是，李鴻章用人卻“取瑰異俶儻，其拘守文墨無短長者非熹。”②他從實際需要出發，把能力置於道德之上，注重羅致經世致用、精明練達之士，而很少聘請道學先生和文學恃從。他對應聘入幕的人員，多能量才而用，發揮專長。比如，他延攬被譽為“操行貞篤，條理精密”的錢鼎銘、“精思卓識，講求經濟”的馮桂芬襄辦營務；招致號稱“學識軼倫，熟悉洋務”的淩煥、“才識宏遠，沈毅有為”的周馥辦理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由於斷定“洋軍火及捐厘，尤為敝軍命脈所係”，因而在征收厘捐和購製洋軍火兩方麵，網羅和動員的幕僚就比其他部門為多，其中著名人物有先後主持江蘇牙厘總局和鬆滬厘局的薛書常、王大經、郭柏蔭、陳慶長、王凱泰，主持後路糧台的陳鼐，主持軍火購製的丁日昌、馮焌光等。李鴻章對這些幕賓格外器重，讚譽薛書常“廉慤明斡”，王大經“操守廉介”，郭柏蔭“老成雅望”，陳慶長“精核廉敏”，王凱泰“開明精細”，陳鼎“學養深這”，丁日昌“才猷卓特”，馮焌光“才氣開展”。從李鴻章的評語中，可以看出這些幕賓具有廉潔、精明和乾練等特點，其中丁日昌、王凱泰、郭柏蔭三人更富於典型性。他們與李鴻章誌同道合，聲氣相求，既依靠李氏而爬上督撫寶座，又憑借個人才智為淮係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丁日昌（字雨生）係貢生出身，作過江西縣令和曾國藩幕僚。李鴻章賞識其才，早在援滬之初，就曾“求之幕府相助”而未果。1862年丁日昌奉命至廣東提督昆壽軍營“協助籌劃戰守，督辦火器”。但是李鴻章並未氣餒，先向粵省吝調被拒，繼而於1863年專折奏準來滬，經理軍械火藥購置與製造。從此丁日昌扶搖直上，1864年升署蘇鬆太道，後曆摧兩淮鹽運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四年四遷，後曾任福建巡撫、船政大臣。王凱泰（字補帆）是江蘇寶應人，道光三十年進士，1863 年經李鴻章奏準襄辦營務處、江蘇牙厘局，後升任福建巡撫。郭柏蔭（字遠堂）也是道光進士，1863年李鴻章以僚屬調用，先後署理江蘇按察使和布政使，兼辦厘務，繼而升任湖北巡撫，並一度兼署湖廣總督。 李鴻章，《酒體六章》，《李文忠公遺集》，卷6，第13頁。② 金天嗣：《皖誌列傳稿》，卷7，第4頁。李鴻章依靠這個班底，確實基本上解決了購製軍火和捐厘脅餉問題。先拿捐厘助飽來說，李鴻章自從采取關厘分途、以厘濟餉政策以後，就置“商怨沸騰”於不顧，“百計搜剔，無孔不入”。他雖然承認“各省厘捐之重，無如上海”，但仍不斷下令加征。及至督軍挺進蘇南以後，每侵占一地，“即酌添卡局，以濟軍餉”，結果“分卡之密，近於煩苛”。當時江楚各省厘金每年不過百數十萬，而蘇鬆2百餘裡內卻歲收厘捐近3百萬。常熟柯悟遲抨擊道：“關卡重重，抽厘疊疊”，“實在有益於軍餉者不少，竭膏血於小民者亦多。”②1867 年曾國藩供認：“蘇南厘金之弊，怨默繁興。”“餉源所恃，僅在厘金，征斂百端，民窮財儘，此大亂之道，已在眉睫。”但因蘇省厘金皆為李鴻章“之所設施，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徒呼奈何。李鴻章為了給“怨默繁興”的捐厘助餉辯解，公然說“與其病農，莫如病商，猶得古人重本抑末之義。”當然，李鴻章著眼於“捐厘助餉”，並非不想染指關稅。江海關關稅，循例應解戶部。但從太平天國與清朝之間的戰火漫延到長江下遊以後，就改為“儘所收厘捐關稅抵放軍需”。及至李鴻章就任蘇撫，江海關關稅除了按照中英、中怯北京條約的規定，扣還英、法兩國賠款共計4成外，其餘6成主要用於籌還代征的漢口、九江兩關稅款、支付鎮江防軍、常勝軍、上海中外會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陸各軍購製洋槍火藥費用。其中購製洋槍火藥一項，淮軍因係上海水陸中消費軍火的首戶，所以受益最大。根據李鴻章“恭呈禦覽”的清單，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從淮軍抵滬到湘軍攻陷天京這段時間），蘇滬軍需款項，入款總數為庫平銀 9，480，207兩，其中厘金收入6，439，000 餘兩，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為第一位，關稅為第二位；支出列為常勝軍報銷項下的有江海關洋稅、捕盜局經費和蘇藩庫， 而列為以淮軍為主體的蘇滬駐軍報銷項下的則主要是蘇滬厘金和軍餉捐，當然常勝軍也支用些厘金，蘇滬駐軍也並非絲毫不支用關稅。據推算，“如在全部人款中，剔除常勝軍等五項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總數中，剔除常勝軍等所支用的厘金，則厘金所占蘇滬諸軍用款應為百分之六十四。”②曾國藩薦舉李鴻章率領淮軍援滬的目的之一，是守上海以保餉源。李鴻章剛剛抵滬，曾國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餉，先儘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歡乃及敝處。”李鴻章起初采取臨時協濟方式，抵滬半年，就兩次協濟湘軍9萬兩。但是曾國藩並不滿足，要求“每月酌提四萬，萬不可減。”李鴻章於1863年春特地為湘軍籌定專款，以上海所收九江茶捐指撥金陵大營，以加收上海厘金1成指撥安慶大營，兩項合計大約每月3萬兩，另外加上原有的一些船捐。曾國藩預感到每月從上海酌提4萬，“恐不免大有爭論”。果然不出所料，李鴻章“意甚不平”，在寫給曾國荃的書信中“牢騷滿紙，至有‘東門黃犬，其可得乎’之語”②。 李鴻章：《複薛世香觀察》，《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4，第31頁。② 《漏網偶魚集》，第97頁。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412，413頁。② 王爾敏：《準軍誌》，第268—269頁。 曾國藩：《夏李少荃》，《曾文正公書劄》，卷18，第16頁。② 《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綢簡輯》，第3冊，第293頁。李鴻章憑藉手中的軍政大權，橫征暴斂，既基本上解決了淮軍的餉需問題，又以大批金錢和物資支援了湘軍在西線進行的戰爭。李鴻章在撫蘇期間，還與趙家締姻，完成了再婚這柱終身大事。他的原配夫人周氏，生有二女，名曰鏡蓉、瓊芝，因膝下無子，其弟昭慶便把經方過繼給他。1861年夏李鴻章在重返曾幕路經萬年（江西饒州府）時，曾賦詩寄懷，詩雲：半生失計從軍易，四海為家行路難。惟有嬌癡小兒女，幾時望月淚能乾。阿爺他日卸戎裝，圍坐燈前問字忙。天使詩人臥泉石，端教道韞勝才郵。③他以生動的筆觸，抒發了投筆從戎、前路崎嶇的感慨和思念女兒的骨肉之情，反映了渴望早日結束戰亂、重享天倫之樂和嬌女成長為像東晉女詩人謝道祖那樣”詠絮才”的心聲，情真意切，淒楚動人。不料，是年9月周氏去世，兩個女兒失去了母親，愛妻去矣，嬌女孤，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李鴻章肝腸憂煎，感傷不已。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裡，由於戎馬倥傯，使李鴻章無暇顧及個人婚事。1863年12 月李鴻章在奪取並移駐蘇州之後，認為蘇南戰事即將勝利結束，重建家庭的時機已經到來，因而便於1864年，1月迎娶趙氏為繼室。趙夫人（1838—1892），名蓮兒，籍隸安徽太湖縣，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趙畇，道光進士，是李文安的好友，李鴻章回籍辦團練時的同事。李瀚章為之請媒求婚，趙畇欣然許之。李鴻章特地請長妹陪同老母前來主持婚禮，在完婚之後，長妹又調和於婆媳之間。李鴻章說：“繼室未諳姑起居，頗慮不得吾母意，妹左右導迎之，婦姑相待尤歡。”趙夫人比李鴻章小 15歲，生三男一女，即經述、經遠、經邁和菊耦。她是一位深受封建禮教薰陶的賢妻良母型的女性，李鴻章對之寵愛有加，讚揚她“奉侍慈闈，經理家政，禮法秩然，賢明之稱，中外無間”，使自己“藉免內顧之憂”。③ 李鴻章：《萬年道中寄鏡蓉瓊芝二並示靜芳侄女》，《李文忠公遺集》，卷6，第11頁。 李鴻章，《誥封一品夫人亡妹張夫人家傳》,《李文忠公遺集》卷4，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