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理江督節製兩湖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陷天京，標誌著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運動開始退潮，清朝封建統治渡過難關而趨向穩定。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北方的撚軍以及西北的少數民族起義雖然繼續堅持數年之久，但已經無力扭轉乾坤了。經過農民運動風暴的掃蕩，愛新覺羅氏皇權趨於衰落，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地主官僚嶄露頭角。漢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軍取代了經製軍八旗兵和綠營兵的地位，許許多多湘淮軍將領一躍而成為督撫、提鎮等地方軍政大員，中央政府對武裝力量和地方政權的控製大大削弱。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對曾、左、李等漢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撐危局，又鰓鰓然限製其坐大以防範內輕外重之患。在湘軍攻陷天京之後，曾國藩與清廷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統治的最大威脅並不是太平夭國餘波，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當時曾國藩總督兩江，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他所創建的湘軍已增至30萬眾，他直接指揮的湘軍包括其嫡係曾國荃部在內亦多達 12萬人。他還控製著皖、贛等省厘金和數省協餉。他因“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選者震驚，近者疑忌”。而權勢遠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鴻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則降到次要地位。清廷為了防止曾國藩的權勢繼續膨脹而同自己分庭抗禮，便采取了壓抑曾國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與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軍攻陷天京尚不到4個月的時候，清廷突然命令曾國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其迅速前進，勿少延緩”，而改派李鴻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趙烈文為此發出“殊咄咄可怪”的驚呼，曾國藩本人也“意殊寥落”。雖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舉卻是明顯的楊李抑曾。長期浮沉宦海的曾國藩，鑒於“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凶於國而害於家”的慘痛教訓，認識到“遠權避謗”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對曾國荃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則漸漸可以收場耳。”②裁湘留淮就是他“以退讓二字保全晚節”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認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忌，又能借助淮軍“以濟湘勇之窮”，穩操兵權，從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他致書李鴻章說：“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製撚，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早持此議，幸閣下為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李鴻章既窺見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國藩的真實意圖，因而決定投雙方之所好，坐收漁人之利。他深知在專製製度下“兵製尤關天下大計”，淮軍興衰關乎個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國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決策，說“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始”，淮軍“改隸彆部，難收速效”，“惟師門若有征調，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②由於曾、李達成默契，所 曾國傷：《複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書劄》，卷23，第34頁。② 曾國藩：《致沅弟》，《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926頁。 曾國藩：《致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24，第17頁。②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5，第35頁。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當時曾國藩直接指揮的12萬湘軍中，已有4萬掌握在閩浙總督左宗棠手中，3萬多先後撥歸江西巡撫沈葆楨管轄，尚有5 萬是由曾國荃統帶的嫡係部隊。曾國藩深知清廷最為疑懼的武裝力量，正是曾國荃部湘軍。為了消除清廷疑懼，他一麵陳請曾國荃因病開缺，回籍調養：一麵陸續遣撤曾國荃所部湘軍。而擁有 7 萬水陸之眾的淮軍則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僅僅裁撤數乾了事。當然，淮軍得以保留，還同所謂“粵匪殘焰猶張，中上邊疆傳烽正盛”③的國內形勢有關。長驅河洛的撚軍，於1865年5月在山東曹州擊斃被清廷倚為長城的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皇室控製的嫡係精銳武裝僧軍的覆滅，迫使清廷把絞殺撚軍的希望寄托在湘淮軍身上。鑒於湘軍業已大量裁撤，清廷隻得借助淮軍以濟急，這就給淮軍的保存並向北方擴展勢力以可乘之機。5月23日清廷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赴山東督軍“剿撚”，以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江蘇布政使劉郇膏暫護巡撫。曾國藩接到命令後，“為之吒歎憂憤！”李鴻章卻為曾國藩被推上剿撚前線，兩江軍政實權落到自己手中而拍手稱快。他一麵致函曾國藩勸慰說：“上意專倚吾師，保障北方，收拾殘燼。事機緊迫，物望叢積，自屬義無可辭。”一麵冠冕堂皇地向清廷表示“臣籍隸安徽，該省係總督兼轄，例須迥避”，惟時勢危迫，“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誤事機，擬即料理交卸，馳赴金陵，暫行接任。”②李鴻章署理江督之後，奉清廷之命，在調兵、集餉兩個方麵支持曾國藩剿撚活動。李鴻章深知湘軍“已成強弩之末”，曾國藩剿撚必須借助淮軍，因而主動提出調撥銘（劉銘傳）、樹（張樹聲）、盛（周盛波）3軍共33營近1.7萬人，歸曾氏指揮。同時還調其弟李鶴章隨侍旌麾，“聯絡諸將”。當時清廷命令李鴻章派得力鎮將統帶勁旅北援，以防範撚軍威逼京畿。據悉清廷“盼開花炮及洋槍隊甚急”，李鴻章遂奏派潘鼎新率鼎軍10營（包括開花炮隊一營）航海赴津，準備轉進景州、德州，護衛畿輔。可李鴻章又擔心這支“精整可靠”的勁旅落入滿洲親貴之手，因而懇請曾國藩將其調赴前敵，“不令久留直境，致有為難。”③曾國藩環顧左右，發現“金陵楚勇裁撤殆儘，僅存三千人，作為護衛親兵，此外惟調劉鬆山寧國一軍”④，隻得借助淮軍遠征。於是，他一麵函告李鴻章，表示將把銘、盛、樹、鼎等軍“資為乾城腹心”；一麵上奏清廷，說這4軍“皆係淮勇，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已調甘涼道李鶴章辦理行營營務處，請旨準開甘涼道缺，並令李鴻章之季弟李昭慶赴營差遣。”⑤獸國藩還設法招致淮將劉秉璋以為己用。李鴻章雖不情願，但因無正當理由，隻得同意劉秉璋率10營移剿中原。曾國藩“剿撚”，先後調集8萬湘淮軍，其中湘軍2萬人，是大量裁撤以後留下的精銳；淮軍6萬人，裝備洋槍洋炮，並有獨立的炮兵隊伍，粗具近代陸軍規模。然而湘淮門戶甚深。淮軍雖由湘出，但卻隻尊其長李鴻章， 而不聽曾國藩調度，6萬淮軍形式上撥歸曾國藩指揮，而實杈仍操諸李鴻章之手。由於李乾預掣時，貽③ 李鴻章：《複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1—2頁。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20頁。② 李鴻章：《署理總督大概情形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第74頁。③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劄》，第23頁。④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卷10，第202頁。誤戰機，曾國藩曾宣言批評道：目下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 凡向尊處私有請求，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須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勇，或休息假歸， 皆敝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經此波折，李鴻章雖然有所收斂，但並沒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國藩批評後，致函潘鼎新說：“湘軍將帥，藐視一切淮部。如後生小子亦思與先輩爭雄，惟有決數死戰稍張門戶。”②怨恨之情，溢於言表。李鴻章在調兵的同時，還以後路籌餉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軍剿撚的曾國藩實收餉銀11069802兩，報請核銷總數則為11026452兩，結餘43350兩。這筆巨款主要是由李鴻章負責在江蘇籌集的。當時兵餉“根本在吳”，而厘金為其大宗。李鴻章認為蘇省瘡痍之後，農田荒廢，錢漕多請蠲緩，“正項既不足以養兵，必須厘金濟餉”。當時隻有商業尚未減色，抽厘助餉，各省皆然，何況江海通衢，“利無钜於此者”。李鴻章依仗權勢，橫征暴斂，引起江蘇士紳的強烈不滿和嚴厲彈劾。1865年7月江蘇吳江人、內閣中書殷兆鏞和江蘇常熟人、給事中王憲成先後上書抨擊李鴻章在江蘇“霸術治民”，“恃功朘民”，“不聞德政，惟聞厚斂”，歲人厘捐達4000萬兩，罪不容誅。清廷據奏諭今“李鴻章將不肖委員嚴加裁汰，厘卡仍以歸並為主，俟軍務肅清，再行次第裁撤”，並將江蘇厘捐收支情況“造冊報部核銷”。這可以說是李鴻章躋身封疆之後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機，因而“愴惘”不已。曾國藩也憂心忡忡，致書規勸：“惟末世氣象，醜正惡直，波瀾撞激， 仍有尋隙報複之慮。苟非極有關係，如糞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問。……總宜處處多留餘地，以延無窮之佑。”但是，李鴻章卻深知問題的嚴重性，決意不顧“合詬忍尤”的師訓，以攻為守。他致函友人說：自殷兆鏞奏稿發鈔，知者鹹為不平，不知者藉以嚇製， 而吳人或因此造謠抗鬨，鄙人彆無他計，做一日官，帶一日兵，即辦一日厘捐，與其病農，不如病商，況非真病也。如有旨離任督剿，必請責成後來者為辦厘餉，否則必另撥有著之餉，否則棄軍撤官可也。②李鴻章首先安定僚屬，說“我輩所爭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勢”，其咎與怨皆鴻章一人任之，惟賴諸公隨時確查弊端，就近整頓，以匡不逮。隨即複奏辯駁，指責王憲成“不識時務”，殷兆鏞“意存傾陷”，聲稱“殷兆鏞以蘇屬巨紳，為貴近之臣，不以國家大局為念，乃倡為浮議，肆口詆誣，上以眩惑朝廷之聽，下以鼓動愚民之氣，遠近傳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後官斯土者，更無所措手。”③李鴻章所以敢於抗疏辯護，是因為他自信前此有功於清廷，並看準清廷有賴於自己籌劃剿撚的調兵、集餉事宜。他抓住時機，全力反擊，“聊表心跡， 以觀上意之從 《曾文正公書劄》，卷25，第37頁。②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劄》，第33頁。 曾國藩：《複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24，第39頁。② 李鴻章：《複陳子奉觀察》，《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27頁。③ 李鴻章：《複奏殷兆鏞等條陳江蘇厘捐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5頁。違為進退耳。”清廷從維護自身統治的大局出發，對於李鴻章及其淮軍，既想操縱之以為己用，又要抑製之以防不測，因而敷衍了此公案，雖然詔責殷、王等假公濟私，要譽鄉黨， 但又以宏開言路為由，對殷、王等免於嚴譴。這種結局，李鴻章竟然以為“怨謗”“已蒙昭雪”，說詔旨“以厘卡斷不可裁，殷王騰謗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②。李鴻章以江督身份駐節的南京，原為六代繁華的江南名城。湘軍攻占南京後，秉承曾國荃意旨，對所謂“從賊者殺無赦”，“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於湘軍”。曾國荃手下乾將蕭浮泗從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結果“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③移督兩江的李鴻章交織著憂憤與悲傷之情供認：金陵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後無從著手，節相（曾國藩）以蕭[何]曹[參]清靜治之。何貞翁過此雲：誼竟廢棄一切，另移督署於揚州。”雖似奇創，實則無屋無人無錢，管（仲）葛（諸葛亮）居此，亦當束手。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複舊也。④麵對這種“無屋無人無錢”的慘景和“婦孺怨詛”的局蟄，李鴻章采取了某些恢複生產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的措施。封建士大夫們把這些措施吹噓成所謂“尊主庇民”的“惠政”。直至李鴻章死後，兩江總督劉坤一還在《江寧奏建專祠疏》中進行讚譽。李鴻章署理江督，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地位不穩，時間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剛滿5個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顧山陝門戶，以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清廷此舉，用心險惡。從軍事上說，時值撚軍主力從安徽轉進河南，向西運動，而曾國藩則側重東路，無力西顧，清廷擬調李鴻章督帶號稱洋槍精整為淮軍之冠的楊鼎勳等部馳往河南、山西、陝西三省邊境，“備回剿撚”，以防止撚軍和西北回民義軍聯合抗清。從政治上說，“江督天下大缺，樞廷部臣衣食所擊（係）”，豈能讓曾、李久居？清廷陰謀一石二鳥：通過獨立於湘淮集團的吳棠奪取李鴻章手中的兩江地方實權，利用淮係李鴻章牽製湘係曾國藩，以防“內輕外重”。曾國藩、李鴻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堅決抵製的態度。曾國藩接奉廷寄，認為“措置太驟，竟日為之不怡”。他未經與李鴻章協商，就上疏抗爭，聲言“目下賊勢趨重東路”，清軍“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彆無可調之師”，“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認為李宗羲“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難勝其職②。李鴻章接奉廷寄，“反複籌思，似難儘妥”。他在《複方比部》中說： 李鴻章：《複劉鬆 護撫》，《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2頁。② 李鴻章：《複劉鬆 護撫》，《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2頁。③ 何紹基：《金陵雜述四十絕》，《東州草堂詩鈔》。卷26。④ 李鴻章：《複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4頁。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四年九月十日。② 曾國藩：《奉旨複陳近日軍情折》，《曾文正公奏稿》，卷4，第727頁。此間疊奉批諭，督師河洛，自為秦晉門戶起見，不知撚逆大股儘竄東徐，其張總愚一支留南陽者，尚非悍眾，豫楚諸軍當足製之。鄙人於西北形勢生疏，而所部各軍儘調歸爵相四鎮之內，冒昧前去，非特遷地弗良，豈忍奪爵相已成之局，諸將聞弟視師，必皆舍彼就此，一軍兩帥，牽製殊多， 況餉源全恃吳中，付托非人，轉運接濟終必匱乏，恐於前敵無甚裨助，而東南全局先自動搖。由此可見，李鴻章之所以拒絕視師河洛，是因為撚軍主力業已揮師東指，同時擔心“一軍兩帥，牽製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對協源重地兩江實權的控製。他致函曾國藩，先後提出兩種應付方略。11月2日，即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懇請曾國藩對於兩江的人事安排“熟籌密陳”。他認為倘若自己視師河洛，吳棠必爭江督一席，而吳棠“滿腹牢騷，用人行政必多變局”。吳棠（字仲宣）是安徽盱眙（今屬江蘇）人，曾任南河、桃源、清河知縣，署邳州知州，1861年升江寧布政使，兼署漕運總督。他早年曾有德於貧窮未達的葉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簾聽政後，“聖眷頗隆”。李鴻章雖然恭維吳棠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慮到吳棠既是慈禧親信，又被曾國藩貶為“殊憒憒”，因而從派係利益出發，反對吳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彆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聲，建議調李瀚章為蘇撫兼通商，而以丁日昌為蘇藩，或調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蘇撫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務既熟”，又與淮軍“息息相關”。在他看來，隻有他們才能穩定東南大局。他勸告曾國藩在擇人問題上，“不可一味隱忍，此尤關係至要者。”11月4日他再次致函曾國藩，表示最好是維持現狀，否則就彼此對調。所謂對調之說，是李宗裁提出的。李宗羲（字雨亭）深得曾國藩信賴，1858年調充營務處，1865年薦擺江寧布政使。他從湘係利益出發，提議曾、李對調。李鴻章對曾國藩說：頃於雨亭專差遞函，附呈鈞察。師門回任，此間亦多此議。鴻章深以為然。惟前次叩送時，奉諭決不回任，故不敢擬議及之。若朝廷即照目前局麵，勿急更調最好。而鴻章恐貽貪位避難之譏，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擬，請以鴻章代吾師剿賊，如尊意肯俯徇眾望，回駐金陵，則後路大局，滿盤俱活，不致掣動，此必待請示而後敢行，伏乞明訓。曾國藩既然早有“決不回任”的表示，至今就隻好主張維持現狀了。因而，李鴻章便於11月25日複奏，婉轉要挾清廷，說視師河洛，有“兵難遠分，餉難專恃，軍火難常接濟三端”。清廷鑒於曾、李的這種態度，不敢強製，隻得下諭：“該大臣等均能詳察縷陳，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實為有見，現在賊勢趨重禹城，張樹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陽僅止張總愚一股，自不必再為更張”②。但是，這場政治風波平息剛滿一年，曾國藩就因被撚軍打得狼狽不堪，而愧懼交加，稱病請求開缺。清廷深知隻有換馬，才能消滅撚軍，因而於1866年12月7日命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授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專辦“剿撚”事宜。李鴻章對母親說：“曾夫子自謂剿撚無功，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屢請罷斥，當蒙聖上照準，命曾夫子回兩江總督任，授男欽差大臣，專辦剿撚事宜。”③翌年2月15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撚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46頁。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47頁。② 周世澄：《淮軍平撚記》，卷1，第14頁。③ 《李鴻章尺牘》，第32頁。事宜，調湖南巡撫李瀚章為江蘇巡撫，命署理湖廣總督，以李鴻章的僚屬郭柏蔭、丁日昌分彆署理江蘇巡撫和出任江蘇布政使，又以曾國藩的至友劉崐為湖南巡撫。這種人事安排，目的在於安撫湘淮兩係，使三江、兩湖連為一體，便於籌措剿撚軍餉和穩定後方基地的政治軍事局麵。著名學者俞樾致函李鴻章表示祝賀：“曆觀載籍，無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而這也正是李鴻章努力籌謀的戰略大計。他早就指出，欲圖中原，東路以江蘇為根本，西路以湘鄂為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計。”現在由於三江、兩湖的地方實權落入湘淮之手，李鴻章終於如願以償了。 《俞曲園書劄》，第3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