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師“剿撚”從1866年底開始，李鴻章在繼續推進“自強”活動的同時，披掛上陣，取代曾國藩肩負起督師剿撚的重任，公然把“自強”與“剿撚”緊密地結合起來。太平天國失敗後，撚軍成了反抗清朝統治的主力。1864年12 月撚軍與太平軍遵王賴文光部會合，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賴文光為統帥，“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賴文光按照太平軍的兵製、紀律和訓練方法，整編了撚軍，並把“披霜蹈雪，以期複國於指日”作為奮鬥目標。賴文光根據撚軍精騎善走的特點，創造出一套步騎結合、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戰術，出奇製勝，擊斃僧格林沁，打敗曾國藩。但是，由於全國革命形勢低落，賴文光深感“獨立難持，孤立難久”。1866年10 月撚軍在河南杞縣、陳留附近決定分為東西兩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的一支，繼續在山東和中原一帶堅持鬥爭，稱為東撚軍；由張宗禹率領的一支，“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稱為西撚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走上了剿撚前線。曾國藩成了撚軍的手下敗將，而李鴻章卻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撚軍投入血泊之中，這除了撚軍內部的消極因素起著作用之外，主要是因為李鴻章妥善地解決了糧餉供應問題和靈活地實施了“劃河圈地”、“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李鴻章深知糧餉與用兵的關係。他在奉命督師剿撚之初，就上疏聲稱：“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按濟。”②他賴以剿撚的糧餉軍火，主要是依靠曾國藩在兩江籌措的。當時後路有四大糧台，即設於祁州的“山內糧台”，設於安慶的“江外糧合”，設於南京的“金陵糧台”和“北征糧台”，全為兩江總督一手統轄。在兩江地區，江蘇最為重要，“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③。李鴻章屬僚郭柏蔭署理江蘇巡撫，丁日昌出任布政使專理餉務，頗為得力。從個人關係看，曾國藩並不喜歡丁日昌等人，但他從籌餉以支持剿撚軍務著想：對其采取寬容態度，而不加掣肘。至於餉源，除各地厘金為大宗外，江海關稅亦屬可觀要項。原先撥歸淮軍的江海關洋稅為一成，1867年由曾國藩奏準增至兩成（其中一成直接濟軍，一成撥歸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曾國藩向李鴻章報喜說：“兩成洋稅奉旨諭允，今歲餉事似不至誤。”李鴻章聞訊大為感奮，立即複信道謝，說“前敵淮軍月餉，經吾師竭力經營，洋稅兩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複函動色相戒，茲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鑒忠誠，亦疏稿剴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早趕解。”②當時黃淮地區“枯旱至數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種，河北麥已乾死”。在這種所謂“亂機漸長”的情勢下，曾國藩在後方籌措糧餉支援前敵，事體至關緊要。李鴻章在剿撚中，還根據戰爭態勢的變化，靈活地實施了曾國藩所製定的戰略方針。曾國藩剿撚方略的基本原則是“以靜製動”。在以前鎮壓太平 《賴文光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63頁。② 周世澄：《淮軍平撚記》，卷 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撚軍》（以下簡稱《撚軍》），第 1冊，第 139—142頁。③ 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1，《撚軍》，第1冊，第29頁。 曾國藩：《複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26，第9頁。②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頁。天國的戰爭中，“以靜製動”是作為戰術原則為“以上製下”的戰略方針服務的。及至與撚軍作戰，情況就有所不同，撚軍沒有象太平天國那樣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單純的流動的軍事鬥爭，“以走製敵”，為撚軍的最大特點。李鴻章說”撚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為所乘，輜重或為所掠。又彼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迨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百裡”③。湘淮軍恰恰相反。曾國藩嘗說：湘軍“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裡或二三十裡。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④麵對這種情況，曾國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針，確定了“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在具體部署上，有所謂“四鎮六遊”之說。他以安徽臨淮、江蘇徐州、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四處為“老營”，“各駐大兵，多蓄糧草子藥，為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並增設了六路“遊擊之師”，負責“追剿”，所謂“六遊分進，梭織不斷”。在此基礎上，他又東在運河、西在豫東的沙河和賈魯河設立“河防”，力圖圈製撚軍。在地方上則“查辦民圩”，加強堅壁清野和治安防範，割斷撚軍與人民群眾的聯係，“以清根本”。曾國藩意在以湘淮軍之長，克撚軍之短，應該說是極為毒辣的。但是，對於這種部署，特彆是沿河堤築牆設防，“聞者皆笑其迂”②。時在後方的李鴻章也不以為然，致書襄辦曾國藩軍務並建河防之策的劉秉璋諷刺說：“古有萬裡長城，今有萬裡長牆，不知秦始皇千年後遇公等知音。”③然而，當他掛帥剿撚後，揆情度勢，才體察到曾國藩戰略部署的深意。縱觀李鴻章剿撚戰略的實施，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間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掛帥剿撚之初，隻是提出了“用謀設間，徐圖製賊”的原則性設想。而當時東撚軍在突破曾國藩的賈魯河、沙河防線後，迅速進入湖北，企圖“長驅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荊關，合張宗禹攻陝西”④。東撚軍集給在湖北鐘祥臼口一帶，擁眾10餘萬。李鴻章認定這是聚殲撚軍的好機會，於是調動湘淮軍7萬餘人“分路並進”，其中包括湖北巡撫曾國荃的新湘軍。1867年1月撚軍先在安陸府羅家集擊敗鬆字營，重傷統領郭鬆林。半個月後，又在德安府楊家河殲滅樹字營，陣斬悍將張樹珊。2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府尹隆河進行決戰。清軍主力一是劉銘傳所部銘字淮軍，一是鮑超所部霆字湘軍。本來，鮑、劉約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兩軍發起會攻。但兩人向存嫌隙，鮑輕劉後起之輩，劉賤鮑無謀匹夫。劉銘傳為了搶奪頭功，違約於卯時單獨發起進攻。撚軍先用流動戰術與之周旋，繼而在尹隆河設伏敗之。劉銘傳“衣冠失落”，與各營官幕僚被困待死。鮑超部按預定時間從撚軍背後發動突然襲擊，撚軍轉勝為敗，折損2萬餘人。鮑超救了劉銘傳，但劉銘傳卻以怨報德，反誣鮑超部誤期致敗。李鴻章一味③ 李鴻章：《複鮑花曇學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4頁。④ 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1，《撚軍》，第1冊，第15頁。 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1，《撚軍》，第1冊，第18—20頁。② 王定安：《湘軍記》，平撚篇，第261頁。③ 劉體智：《異辭錄》，卷1，第45頁。④ 張仲炘等編：《湖北通誌》，《撚軍》，第3冊，第187頁。回護銘軍，不顧事實，按劉銘傳口徑上奏，鮑超被嚴旨斥責虛冒戰功，應負銘軍致敗之咎。而湘係大員因鮑超並非曾國藩嫡係，不但不為其開脫，反而迎合李鴻章落井下石。曾國荃奏稱接戰撚軍為南北兩隊，北強南弱，而銘軍敵北，霆軍敵南，故戰績不同。鮑超憂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32營以遣散了之。霆軍重要將領唐仁廉，挑其精壯，由李鴻章“酌立營製，重整規模”，立仁字營，成為淮軍的一支，從而削弱了湘軍，增強了淮軍的實力。3 月東撚軍又在蘄水殲滅湘軍彭毓橘所部，陣斬彭毓橘，至此曾國荃新湘軍主力全部覆沒。這一階段李鴻章實行的主要是陸路蹙圍，但並未能有效地扼製住撚軍的流動。第二階段從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實施運河、膠萊河之防，主戰場在魯東地區。東撚軍乘湘淮軍齊集湖北之際，跳出包圍圈，進入河南，因鑒於陝西就食困難，四川路途遙遠，遂放棄原定西進川陝的計劃，改向山東挺進，於 6月在魯軍防守的戴廟附近突破運河防線，直趨膠東半島。山東巡撫丁寶楨疏於運防，奉旨交部嚴加議處。一時言路洶洶。曾國藩認定“大局日壞”，擔心言路不僅糾彈丁寶楨，也可能波及李鴻章，致書勸其忍辱負重，徐徐圖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其實，東撚軍進入運東，正是一大戰略失策，給了李鴻章利用河防蹙之於絕地以良機。劉銘傳、潘鼎新等淮軍將領，一致提出“倒守運河”（即由原來自東岸設防移至西岸設防）之策，李鴻章經過慎重研究決定采納。李鴻章鑒於撚軍深入膠萊一帶，不但部署倒守運河，而且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縮小兜剿圈，企圖把撚軍聚殲於膠萊海隅，萬一撚軍突破膠萊防線，還有運河防線以資保障。在膠萊河防線上，他安置了劉銘傳、沈宏富、董鳳高、潘鼎新四軍46營和魯軍31營，分段防守，每營防地三裡多長。另外還設有機動的後援部隊，全部兵力近5萬人。運河防線則由淮軍周盛波、劉秉璋、楊鼎勳、李昭慶等部和豫軍張曜部、皖軍黃秉鈞、程文炳部負責。為了保障運、膠防線，李鴻章還奏準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隸總督劉長佑率軍防守黃河，由漕運總督張之萬率軍防守蘇北六塘河。這樣，東西南北四麵就各以河為險構成了一個包圍圈。但是，東撚軍卻於8月在膠萊防線北端海神廟一帶魯軍防地衝破防線，渡過濰河，使得李鴻章苦心經營的膠萊防線告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其轄境變為戰場，對李鴻章的方案虛應故事，甚至蓄意破壞。開始，李鴻章調魯軍31營布防膠萊河，丁寶楨隻答應給11營；李鴻章意在嚴防膠萊河西岸，而丁寶楨卻率軍深入膠東蓄意驅撚出魯；同時丁寶楨還對淮軍進行糧草封鎖，淮軍所到之處，“城寨俱閉”，“辦糧不出”。膠萊防潰後，李鴻章和丁寶楨為了推卸責任，“騰章相詆”，清廷一麵進行調解，一麵切責李鴻章“詢私諉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縱賊誤事”②，飭令交部議處。是時言路糾彈，清廷惑於群議，認為“河防不可恃”，曾國藩也勸李鴻章“早思變計”。凡此種種，使李鴻章陷於頗為困窘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一麵主動致書丁寶楨“講好”，一麵堅持既定方略。他特彆加固運防，親自駐守台兒莊就近督導，並先後設立四支由淮軍精 曾國藩：《致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26，第11頁。② 周世澄：《淮軍平撚記》卷6，《撚軍》，第1冊，第170頁。銳組成的“遊擊”之師，計有戰馬8千匹，以騎敵騎，追擊撚軍。這樣，就使東撚軍陷入危殆的處境：它雖然突破了膠萊防線，但仍被困於黃河、運河、六塘河、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以走製敵”的特長無法施展，屢屢受挫。11 月任化邦在蘇北贛榆戰敗被殺。12 月東撚軍在壽光海濱一戰折損 3 萬餘人，精銳喪失殆儘。1868年1月賴文光雖然率餘部突過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傷被俘，在揚州被害。東撚軍終於被李鴻章鎮壓下去。這一結局表明，李鴻章的戰略指導是基本正確的。第三階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撚軍作最後決戰。東撚軍在危厄之際，曾向在陝西與左宗棠部對戰的西撚軍緊急求接，西撚軍聞訊即決定離陝東進。張宗禹等原擬率部南出潼關，由豫入魯，後來又考慮到清軍聚集山東，河北空虛，遂決定進軍直隸，威脅京畿，逼迫清軍回救根本，從而達到解救東撚軍的目的。西撚軍經山西、河南進入直隸，於 1868年2月抵達保定一帶。清廷大震，急忙調兵遣將防衛京畿。時東撚軍已經敗亡，清軍便得以集結直、東（直隸、山東）戰場與西撚軍展開戰略決戰。清廷特派恭親王奕出麵節製，調集欽差大臣李鴻章、左宗棠、都興阿、直隸總督官文、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所部和京營、天津洋槍隊等10餘萬眾。當時駐在山東濟寧的李鴻章，遇到兩個棘手問題，一是淮軍將領劉銘傳、郭鬆林、潘鼎新、劉秉璋等紛紛求退，“聚訟不休”，使李鴻章徒呼“奈何”而無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世職的處分；二是與左宗棠積不相能，此次受罰不啻火上澆油。李鴻章憤憤不已，聲稱“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若使辦賊者獲罪，何以激勸將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歸去，斷不以目前榮辱介懷。”然而，他迫於所謂“大義”，從維護清朝統治的大局出發，不惜“吃苦受氣”，“再與左公議和，但勿相犯，決不失敬。”淮軍“諸將雖野，尚知尊親”②，在嚴旨催迫和主帥勸勉下，除劉銘傳“浩然回裡”外，餘“皆投袂而起”。2月13日李鴻章自濟寧啟程，督師北援。李鴻章有了攻滅東撚軍的成功經驗，在直東戰場基本上是“抄襲舊稿”，使用“圈製”故伎。但是，在直東戰場實施“就地圈製”戰略，卻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第一，西撚軍鑒於東撚軍的覆轍，有了較高的警惕性，“一聞圍紮”，立即“死力衝突”，“飆疾如風，一瞬即失”，李鴻章“初意擬蹙之懷、衛之間，繼欲扼之衛、黃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③，使得李鴻章無法從容布置。第二，所謂“就地圈製”重在利用地利，但“黃河以北，平坦千裡，網羅難使”，雖說“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然而戰線漫長，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為險”，“設防全恃兵力”，但就當時直東戰場的清軍兵力而言，“有守無戰”，難以攻滅西撚軍。麵對這種局勢，李鴻章認為“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剿為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且久有覆軍疲師之憂”④，與其這樣，還不如暫且以守待變。但左宗棠卻不以為然，他力主“追剿”。李鴻章寫信給沈葆楨，批評常以諸葛亮自比的左宗 李鴻章：《複李子和中丞》，《李文忠公生書》，朋僚函稿，卷8，第3頁。②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2頁。③ 周世澄：《淮軍平撚記》，卷8，《撚軍》，第1冊，第202頁。④ 周世澄：《淮軍平虹撚記》，卷9，《撚軍》，第1冊，第204頁。棠說：“諸葛公提偏師從諸將後，到處尋賊，吾謂非計”，“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⑤。事實上，當時李、左等人的戰略都失之偏頗。李鴻章看來“穩慎”，而實則陷於消極被動；左宗棠主觀上積極主動，但實際上卻不免魯莽操切，這同樣是對撚軍胸無良策的表現。正當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不意天公幫了他們大忙，形勢頓現轉機。5 月上旬，漳、衛上遊，山洪暴發，運河水位陡漲至一丈五六尺。這使清軍在運河防線北段有了水險可恃，並且通過滄州以南的捷地壩將運河水灌入減河，從而增加了自捷地壩至海濱牧豬港全長百餘裡的北麵一條水上防線。接著5月中旬“黃水陡漲數尺”，這既使清軍黃河防線得到加強，又使清軍得以在張秋開壩引黃入運，使原來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裡乾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飛，直逼德、景”。此後，“黃水複暴漲，自運河以洎馬頰諸河，無不盈堤拍岸，橫溢四出，流潦縱橫，於是運河一線，遂為金城巨防”。這樣就形成了南以黃河、西以運河、北以減河為憑藉的包圍圈，使撚軍受到致命的威脅。這種條件也為李、左二人戰略主張趨於統一提供了物質前提。自從5月上旬運水陡漲以後，左宗棠看到“圈製”有了地利保障，就轉而表示讚同，他致函李鴻章解釋說：“圈製一策，實製撚良圖，惟從前減河未注水時，地段太長，需時又久，弟不能無疑。見（現）在捷地閘開，工程既省，自興濟以南東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築堤自保，而以官軍協守，騰出各軍剿賊”。左宗棠在同意“圈製”的同時，仍然主張騰出一定的兵力用於“追剿”。李鴻章也憑藉地利條件，壓縮河防兵力而用之於“追剿”。這樣，李、左二人的意見便趨於一致。李鴻章在寫給官文的信中說：關於“圈製”之策，今“季帥俯查眾議，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園會見，“晤商甚為投契”。李、左意見的統一，對於直東戰場指揮權的統一，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在直東戰場的清軍中，以李、左所部為兩大主力，其他大員實際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後。李、左二人意見的統一、行動的配合，也就決定了戰略大勢，其他大員隻得附而從之。象官文、丁寶楨、英翰等人都明確表示讚同李鴻章的戰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長圍之說”，但清廷卻不以為然，上諭明確肯定李、左的意見，令其“酌度籌辦”。由於實施了“劃河圈地”、“且防且剿”戰略，使清軍在直東戰場取得戰略主動。撚軍試圖突破清軍河防不果，而在包圍圈內又無法擺脫清軍圍追堵截，隻好被動地奔突，最後進入山東北部。李鴻章不失時機地“縮地圍紮”，在馬頰河與徒駭河布防，把撚軍壓迫在其間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帶的狹長地帶，並配合地方當局“查圩”，致使撚軍陷入絕境。8 月張宗禹率部突圍，南下到達山東茌平境內，不料徒駭河水陡漲，猝遇清軍阻擊，全軍覆沒，張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論剿撚功，李鴻章赫然居首，賞加太子太保銜，並榮升協辦大學士。曾國藩聞訊，頗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鴻章，表示熱烈祝賀，並大肆吹捧李鴻章的所謂忍性和德力，說“自去秋以來，波瀾迭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為可敬！”然而，左宗棠的反應卻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撚之功，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⑤ 李鴻章：《複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8頁。 周世澄：《淮軍平撚記》，卷10，《撚軍》，第1冊，第221頁。 曾國藩：《複李中堂》，《曾文正公書劄》，卷26，第38頁。處。但他忌恨李鴻章，“不以淮軍殲賊為然，多方搜剔”②，既為從陝西進援京畿的部將劉鬆山爭功，“伸秦師而抑淮勇”③；又懷疑李鴻章關於張宗禹投水自殺的說法，督軍四出搜捕。左宗棠的所作所為，觸怒了李鴻章，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李鴻章致函曾國藩，公然以所謂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說“此次張撚之滅，天時地利人和實兼有之，祗一左公齕到底。……阿瞞本色，於此畢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當日何以如許推重也。”② 李鴻章：《複馬穀山製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0頁。③ 曾國藩：《複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書劄》，卷26，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