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閒京師“生歸困讒，威脫權劫”，這是李鴻章從日本議和歸來後政治遭遇的真實寫照。李鴻章曾說自己“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但甲午戰爭卻使他從權力頂峰上滾落下來，奉旨入閣辦事。所謂入閣辦事，就是僅僅保留文華殿大學士頭銜，以全勳臣臉麵。正像倫敦《特報》所評論的那樣：“和議既定，入閣辦事，非尊之也；問之疾視中堂者，聲勢正複赫奕，借此以奪其柄，所謂飛鳥儘而良弓藏也。”李鴻章在北京沒有房產，隻得借住在賢良寺。位於東安門外冰盞胡同的賢良寺，是由雍正時怡賢親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築宏壯，層甍雲構，地極幽敞，爐煙儘靜，閒院飛花，不僅環境優雅，而且近鄰禁城，封疆大吏入覲者，多在此下榻。李鴻章“終歲僦居賢良寺”，既不能預聞朝政，又時受政敵攻擊，他的門生故吏，也紛紛叛離。他為了保證自身安全和伺機東山再起，采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他很少外出訪親拜友，也不喜歡接待來訪客人，“因而門戶亦甚冷落”。從“坐鎮北洋，遙執朝政”，一變而被投閒置散，猶如從雲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麼能夠平靜呢？他感受到世態炎涼，憂讒畏譏，苦悶無聊。李鴻章即使身處逆境，也仍然注意“養生之術”，保持在軍營中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6、7點鐘起床，少許吃些早點後，就開始批閱公文，辦理公務，公餘則隨意看書和練字。他常常翻閱《資治通鑒》和《莊子》，前者意在從曆代治亂興亡中取得借鑒，後者企圖從道家經典中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以期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從失勢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他曾從曾國藩學習書法，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書法，此間每天臨摹唐僧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碑帖，臨過之後，細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間飯量頗大，無非山珍海味之類。飯後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兒再飲一盅以人參、黃芩等藥物配製的鐵水，然後就脫去長衫，短衣負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嚴寒冰雪，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並令一個仆人在一旁記數，當仆人大聲稟報“夠矣！”時，九九藏書就掀簾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飲一盅鐵酒，閉目養神，一個仆人給他按摩兩腿，很久才慢慢睜開眼睛，對守候在一邊的幕僚和仆人說：“請諸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隨即上床午睡1、2小時。當仆人通報“中堂已起”之後，幕僚連忙入室，同他說古道今。晚餐食量較少，飯後讓幕僚自便，“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這種生活規律，“凡曆數十百日，皆無一更變”。當時在清朝統治層中疾視李鴻章的，主要是帝黨官僚，時翁同龢“當國，尤百計齕之”。翁、李矛盾，不僅涉及政見之爭，而且還含有私怨成分。1862年翁氏哥哥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內被曾國藩上疏嚴劾，受到遠戍新疆的懲處，據說曾氏上疏，是由李鴻章立稿的，出語驚人，無懈可擊。翁同龢懷恨在心，他以帝師之尊而為樞府大員，借機壓製李鴻章，因而李鴻章“怨之頗切”。翁氏雖然位尊權重，但卻一直未能入閣拜相。因當時無缺可補，他便產生了覬覦李鴻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凱投其所好，甘願為翁氏火中取栗。袁世凱是個“小人”，起初追隨李鴻章往上爬，及至李鴻章失勢，就立即改 蔡爾康、林樂知：《李鴻章曆聘歐美記》，第19頁。換門庭，竭力攀援李鴻藻、翁同龢、榮祿等達官顯貴，以為進身之階。一天，袁世凱登門拜訪李鴻章，稍作寒暄之後，就開門見山他說：中堂再造元勳，功高汗馬。而現在朝廷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跡同旅寄，殊未免過於不合。不如暫時告歸，養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鼓鼙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征馳，安車就道，方足見老成聲價耳。李鴻章越聽越生氣，未等袁世凱把話講完，就大聲喝止，痛加訓斥說：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 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乾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儘瘁，死而後已”，兩句話我也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為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袁世凱碰了釘子，“隻得俯首謝過，諾諾而退”。袁世凱走後，李鴻章還餘怒未消，特向親信幕僚傾吐心聲：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夭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布？我當麵訓斥他，免得再囉唕。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翁同龢有意把李鴻章趕出北京，以便“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但結果以失敗而告終。李鴻章所以未被”放歸田裡”，主觀上得益於曾國藩的“秘傳心法”——“挺經”，絕不奏請開缺休致；客觀上則憑借於權勢者們的支持，慈禧、奕“眷念鴻章舊勞，始終欲保全之。”②李鴻章雖被投閒置散，但每盱衡時勢，既為自己洋務事業的破產而撫膺歎息，又因無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憂心忡忡。他對自己“一生事業”進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鑒曆史經驗探尋出路。他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慨歎：“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他環顧左右，終於選定吳永作為宣說的對象。吳永（字漁川，浙江吳興人）是曾國藩孫女婿，時在李幕，被李鴻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幾逾一載”。李鴻章經常與吳永枯坐庭院，“隨意談論”。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濃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濃，然究竟決不定裡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原來被引以為自豪的北洋梅陸軍，在甲午戰爭中一觸即潰的嚴酷現實，使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辦之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外強中乾。這種不幸結局，導源於“內外牽掣”，不能“放手辦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隻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 永：《庚子西狩叢談》，卷4，第114頁。② 金夭羽：《安徽通誌稿》，李鴻章傳。不可收拾”，怎好不從“破星”本身尋找原因，反而歸咎於“裱糊匠”呢！李鴻章對那些“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的“言官”，深惡痛絕，每當說及，即“以足頓地，若猶有餘怒者。”他認為“言官製度，最是壞事”，明朝之亡，就亡於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進”，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現在辦事，舉步維艱，動輒得咎，大臣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斃，常常苦心孤詣，想出“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官以為有機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複有進步之可冀？”李鴻章抨擊“言官”並不是偶然的，他與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彈糾”的最多、最厲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認為自己所倡導的“和戎”與“變法”之所以難於奏效，“言官”的阻撓破壞是一個重要因素。“言官”問題，關鍵不在於個人，而在於製度。當然他全盤否定“言官製度”，意氣多於冷靜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過於人。“言官”雖有“摭拾浮詞”、“肆口妄言”、“黨同伐異”、“受人請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時政從實直陳者，對糾正失謬頗有裨益。李鴻章曾批評曾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公開為戀棧苟安、爭權奪勢的思想行徑辯解。他說：“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這表明李鴻章並不甘心久居散地，熱中於爭取清廷的信任，東山再起，重遊宦海。正如時人所說的：“李鴻章疊經參劾之後，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權，圖度數月”。②1896年2月陷於窮途末路的李鴻章接受了出訪歐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發了絕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說：某當辭華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於此已作一大結束。……所謂“山窮水儘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誠為某今日詠矣。③ 吳永：《賡子西狩叢談》，卷4，第112頁。② 李宗侗：《光緒中俄密約之交涉與簽訂》，《傳記文學》，第36卷，第5期。③ 蔡爾康、林樂知：《李鴻章曆聘歐美記》，第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