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光返照“未預機要”，“杜門卻掃”，這是李鴻章對自己退出總署、仕途受挫之後政治境況的扼要概括，蘊含著無限滄桑、淒涼、哀怨的情思。李鴻章茫然若失，11月13 日忽奉慈禧懿旨為勘河大臣，會同東河總督任道鎔、山東巡撫丁汝梅履勘山東黃河工程。黃河自1855年銅瓦廂改道以後， 屢有潰溢，地處最下遊的山東，災害尤甚。每當黃河決口之時，“水高數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裡”，“田廬漂沒”，“浮屍蔽水”，淒慘景象，觸目驚心。究其原因，主要由於政治腐敗，河工各員貪汙盜竊，偷工減料，不肯認真治理。1898 年山東黃河決口，壽張、鄆城、曆城、濟陽、東阿、東平、肥城、長清等縣受災甚重，村莊多被淹沒。通過流血政變重新訓政的慈禧，為了收買民心，穩定大局，裝出一付關懷民間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態，特地下偷著軍機處會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並派重臣李鴻章前往山東，履勘情形，通籌全局，擬定切實辦法。慈禧此舉，同政敵排斥李鴻章也不無關係。吳汝綸看出了其中奧秘，他對李鴻章幼子經邁說：“內意視河事為重大政事，有非我師莫屬者，灑湛澹災，在此一舉。”“師相秉節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於外。”讓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在“時艱款繼”的條件下，冒著“風雪天寒”，勘察“積弊已深”之河工，清廷雖然堂而皇之地說什麼“倚重”，實則卻懷有“挫辱”之意。李鴻章有鑒於此，具疏力辭，召對時又複麵陳。他強調河工“積弊已深，即使設法籌辦，實恐無甚把握”，加之“年將八十，精力頹衰”，難勝艱巨。但是，清廷不允，李鴻章隻好“秉節行河”，借以表現自己老當益壯的心力和超眾軼群的才乾。11月30日，李鴻章出京赴魯，12月11日抵達濟南。隨員中有比利時水利工程師盧法爾，李鴻章采納他的建議，以黃河下遊受病太深，“決定采取西法，以測繪全河形勢為先，以算學為本，研究河由何處而生，水由何處而減，而探尋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員赴上下遊逐段測繪之外，李鴻章還親率盧法爾和周馥，會同任道鎔，赴海口一帶履勘。1899年3月21日李鴻章與任道鉻根據實地勘查，詳細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眾說，聯銜上《勘籌山東黃河會議大治辦法折》，陳述了履勘情況和治理意見，提出大治即根治辦法10條。他深知黃河大治需時較長、用費甚巨，難於落實，因而續奏《籌議山東黃河救急治標辦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購地遷民、疏通海口等應急治標措施，並代陳盧法爾所擬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認為盧法爾“擬議大辦，甚有條理，但款巨時久”，因而“奏陳以俟采擇”。縱觀李鴻章履勘河工的經過和籌議情況，應當說是比較認真、務實的，從他出京視事到返京複命，曆時4個月，馳驅兩千餘裡，不避勞苦，潛心籌劃，拿出了遠近兼顧、標本兼治的通盤方案。這與那些渾渾噩噩、唯難是避、敷衍塞責、甚至以河工為利藪、置災民死活於不顧者相比，顯然是略勝一籌的。4月1 日李鴻章陛見複命，“仰蒙垂詢河事及洋務甚詳”。延議決定“先用救急辦法，克日籌款興工”，至於“大治”則擬分年籌辦，並請簡派熟悉河工大員督辦。李鴻章向榮祿推薦周馥為河督，為人所阻未果。廷議治標之款，也因戶部拮據而難以支付。既缺少熟悉河工大員督辦，又不能如期加撥河工經費，因而所謂治標雲雲，就勢必流於空談。李鴻章憂心忡忡，深怕“水旱之警”會激 《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卷2，第46頁。起人民造反，動搖清朝統查河事竣之後，有將近8個月的時光，李鴻章“養閒京國”，鬱鬱寡歡。9 月，其兄瀚章病逝，倍感悲涼。他對友人說：“忽聞家兄之喪，天倫之哀，況在晚暮，深秋警節，彌益傷懷。”11月23日清廷派李鴻章為商務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務。新的任命，雖然使他能夠擺脫“養閒”、“伴食”的處境，但終因無實可務、徒有空名而使之惆悵不已。清廷起用李鴻章，雖然名曰“考察商務”，但實際上卻是企圖借助李氏之手壓製反對慈禧政變的力量。讚助變法的光緒被幽禁，推動維新的誌士被逐殺，業已在眾多的海內外人士中激發了對慈禧的憎恨、對光緒和維新誌士的同情。然而，控製著中央政權的慈禧和頑固派，卻得意忘形，繼續倒行逆施，一心搞掉光緒，以便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免受“歸政”的威脅。起初打算采取“謀害法”，宣稱“帝病重”，英國駐華公使向清廷提出警告，並派法國醫生人宮驗看。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組織保皇會，創辦清議報，揭發慈禧醜惡，歌頌光緒“聖德”，鼓動南洋、美洲、日本等處華僑紛紛發電“請皇帝聖安”，要求慈禧歸政。麵對這種局勢，清廷“特命李鴻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後德意，及兩宮和好，勸僑民勿聽黨人煽惑”。12月19日李鴻章尚未成行，就被清廷改任署理兩廣總督。李鴻章署理粵督，是他積極爭取外放和清朝統治層權力再分配的結果。李鴻章不甘寂寞，幻想重溫“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美夢。戊戌政變不久，楊崇伊就上疏建議“宣召北洋大臣榮祿來京，以資保護”，派李鴻章“前往暫行署理”，說李鴻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將領皆其舊部，緊要之際，似乎呼應較靈。且李鴻章公忠自矢”②。楊崇伊為李鴻章謀求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桂冠，反映了他的親家李鴻章的心聲。但是，慈禧卻另有打算，她命榮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授裕祿為直隸總督，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製，以裕祿幫辦。李鴻章在幻想破滅之後，便屢求“貴幸傾天下”的榮祿為之說項。榮祿與李鴻章，雖然不無分歧和矛盾，但是共同的政治傾向和相互援引則是他們之間關係的主流。當時慈禧因謀害光緒計劃受阻，決定改取廢立法，命榮祿從速辦理。榮祿走訪李鴻章，“深談晚餐，屏退左右”，傳達了慈禧廢黜光緒的旨意，表示“天位當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為所惑，夙知公嫻習外情，煩一探其向背。”榮祿請李鴻章探詢外國動向，李鴻章就乘機索取粵督桂冠。他說：“此係內政，先詢人，失國體，如必欲詢，當授我以兩廣總督”，屆時外賓必來祝賀，即可順便探詢。榮祿點頭稱是，並得到慈禧的讚賞，“乃命督兩廣”。外國駐華使節果然前來祝賀，李鴻章向他們提出廢立問題，他們表示：“理無乾涉，唯國書係致光緒帝，今易帝位，是否繼續承認，尚須請示本國”。外國公使暗示反對廢立之意，榮祿和李鴻章也因擔心廢立引起外國乾涉和疆臣聲討而持異議。榮祿提出“立大阿哥，徐篡大統”的方案，得到慈禧的讚賞和認可。當然，慈禧派李鴻章督粵，既從屬於情廷內部的權力之爭，又基於撲滅保皇黨反抗怒火的需要。慈禧鑒於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黨在海外華商中活動，“氣勢日甚”，深感不安。她認為海外華商大多籍隸廣東，因而特派李 李鴻章：《複調署浙江長興縣正堂趙燧多》，《李文忠公尺牘》，第32冊。 黃鴻壽：《清史記事本末》，卷66.第6頁。② 《掌廣西道監察禦史楊崇伊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6—467頁。 章華：《語林》，《戊戌變法》，第4冊，第321—322。鴻章督粵，設法進行鎮壓。移督兩廣，對於李鴻章來說，則為他在年近八旬的鳳燭殘年裡，回光返暇般地重新煥發“政治青春”，提供了重要契機。所以，李鴻章由衷慶幸，隻經過短短10幾天的準備，就於1900年1月懷著“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壯心，“著三眼花翎，精神飽滿，極其喜悅”地登舟南下，當月抵穗，20日正式接篆視事。飽嘗了失勢之苦的李鴻章，更加感到“權”的重要性。他決心把兩廣經營成自己的鞏固基地，因而緝捕“匪盜”（即所謂“刮地皮”），綏靖“治安”，以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就成為當務之急。時任廣東南海縣令的皖籍人士裴景福有一段生動的記載，從中可以看出李鴻章對此事的重視。1892年冬，裴氏調任廣東，路經天津，剛剛坐定，李鴻章就傲慢不恭地大聲說：“汝欲刮廣東地皮耶？”裴氏沒有思想準備。感到愕然。1900年裴氏以南海縣令的身份晉見粵督李鴻章，雙方進行了有趣的談話：李問：“汝再任首邑，政將奚先？”裴氏一本正經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李問：“十年尚不忘此語耶？”裴氏答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李笑著說：“地皮須刮得淨。”這次裴氏理解了李鴻章的用意。他說：“吾鄉呼匪人為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語。”李鴻章到任不久，便奏準恢複就地正法舊章以治“盜匪”，實行嚴厲的鎮壓措施。4月1 日英國“長沙”號小商輪在西江（香山石歧河地方）被劫掠。港英當局在擅自派遣兵輪前往之後，才通告李鴻章並要求派員“會剿”。李鴻章聞訊後，立即派副將王得勝帶兵輪趕赴出事地點，會同地方官兵緝捕人犯，就地處死3人，並飭緝捕“餘匪”。5、6 月間，廣西南寧府屬永淳、橫州和潯州府屬武宣等地會黨豎旗起義，李鴻章嚴飭地方官員和有關防營緊急“剿辦”，並派遣廣西提督蘇元春親自督率，他隨時過問情況，坐鎮指揮。由於及時部署和嚴厲鎮壓，有效地扼製了會黨起義的發展。李鴻章還積極購置軍火，計劃編練2萬5千人的勁旅，以備“平亂”之用。由此可見，李鴻章所謂“地皮須刮得淨”的嚴酷性了。如何處理與資產階級保皇黨和革命黨的關係，是李鴻章督粵期間所麵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它的複雜和困難程度，遠遠超過了對付所謂“匪盜”。如果說，李鴻章對一般“匪盜”采取赤裸裸的嚴酷手段，那麼，他對資產階級保皇黨和革命黨所持的態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現出相當強的策略性。大體說來，李鴻章在就任粵督後的頭3個多月裡，以籌辦保皇黨問題為中心政務。當時頑固派和保皇派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鴻章署理粵督的第2 天，諭令各省督撫嚴密緝拿康有為、梁啟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鴻章接篆視事後6天，又下沼以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這是頑固派為消滅保皇黨、廢黜其“聖主”光緒所采取的重要歲驟。保皇黨人深感時局艱危，急謀對策。梁啟超明確指出：“聖主之危，甚於累卵，吾輩之責，急於星火。”他同康有為密議函商，決定推進“武裝勤王”計劃。他力主先奪廣東，建立政府，爭取外援，“撫綏內政”，然後揮師北指，“去救皇上”。梁啟超堅持取粵，勢必同粵督李鴻章發生衝突。梁啟超一麵致函 裴景福：《河海昆侖錄》，卷3，卷225頁。 《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冊，第202頁。李鴻章，感謝他在戊戌政變後對自己的“殷勤垂愛”，勸他不要迫害保皇黨人，為慈禧作荊卿；一麵寫信給同黨表示“肥賊劉豚在粵頗增我輩之阻力，宜設法圖之。”②“肥賊”指李鴻章，“劉豚”指劉學詢（字問芻，又號耦耕），有土豪之稱，曾包辦“闈姓”（時粵垣一種官督商辦的公開賭博，每屆科舉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為賭）多年，致使其“金錢勢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敗，及官吏進退”，成為錢勢兼備的士紳，李鴻章督粵時備加倚重和竭力庇護他。1899 年夏秋劉學詢經清廷欽派赴日，明為考察商務，實則前去謀刺康、梁，後人李鴻章幕府，成為其機要幕僚。梁啟超說：“劉豚為肥賊軍師，必竭全力以謀我。恐其必生多術，以暗算我輩。”因此必欲誅之而後快。自稱“康黨”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鴻章，既不敢違抗拿辦康、梁的懿旨，又不願與康、梁徹底決裂，於是曆史呈現出複雜的情景。李鴻章一麵“奉職而行”，逮捕保皇黨人羅讚新等3人家屬，並請英國外交部電飭新加坡、香港總督及駐華各口領事查拿拘九-九-藏-書-網禁保皇黨人，力圖防止保皇黨人以港澳為基地，在廣東掀起“武裝勤王”風潮；一麵“曲為保全”，預留地步。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鴻章鏟平康、梁在廣東本籍祖墳，“以儆凶邪”。但是，李鴻章遲遲不動。3月26日總署責問李鴻章：“平毀康逆墳墓一事，如何辦理，迅速電複。”李鴻章當即複電總署說：“新黨”在香港訂做“勇衣”、“戰裙”，“名為新黨勤王，實欲襲城起事”，聯係的“會目甚眾”，籌集的“會銀甚巨”。“惟慮激則生變，平毀康墳似宜稍緩籌辦。”慈禧對李鴻章的態度頗為不滿，常駐北京的李經述等聞訊後立即通報其父，說“內意甚忌‘新黨勤王’四字”，“深以緩平墳一語為不然”。事實確係如此，慈禧怒斥李鴻章“語殊失當”，警告說“倘或瞻顧旁徨，反張逆焰，惟當李鴻章是問”。李鴻章無奈，隻得平毀康有為祖墳。不僅如此，李鴻章還暗中與康、梁書信往來。他在接到梁啟超信後，曾請他的侄婿孫寶諠代複一書。李鴻章還特地“使人問訊”康有為。凡此種種，博得了康有為一分為二的評價：“公向來既無仇新黨之心，而今日乃有顯仇保皇之事，在名義則不正，在時勢則非宜”；並終於軟化了梁啟超的強硬態度。4月12日，梁啟超致函康有為說：“得省城不必戕肥賊，但以之為傀儡最妙。”至於劉學詢，他們還是堅持除治，不稍寬恕，認定“豚子不宰，我輩終無著手之地”，此事“與吾黨絕大關係，雖多費亦當行之”②。劉學詢和李鴻章的地位與用處畢竟大不相同。並且，就個人恩怨而言，康、梁與劉學詢勢不兩立，因為劉學詢一直自告奮勇充當謀殺康、梁的凶手，而康、梁與李鴻章之間關係的緊張與緩和，則主要取決於政治的需要。李鴻章與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的關係，頗為微妙，甚至富有戲劇性。這主要表現在關於“兩廣獨立”的籌議上。李鴻章與孫中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之前。1894年6月孫中山千裡迢迢從廣東趕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幻想借助李鴻章“仿行西法，以籌自強”。孫中山所以寄希望於李鴻章，不僅由於李鴉章是洋務派的旗幟，號稱“識時務之大員”，坐鎮北洋，遙執朝政；而且因為李鴻章是孫中山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的名譽讚助人，提倡西洋醫學教育，主張“使西方科學之利② 《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冊，第206頁。 康有為：《上粵督李鴻章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429頁。② 梁啟超：《致雪君書》，《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冊，第238、239頁。益，沾惠於中國醫學之實用”。但是，李鴻章既未接見孫中山，也沒有理睬其書中主張。孫中山在上書碰壁之後，“撫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始決誌走上革命道路，創立興中會，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結合起來，並決定於1895年童陽節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當時與孫中山有同邑之誼的劉學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孫中山透露廣州有巨額“闈姓”餉銀“大可取作軍用，借以表示好感”②。孫中山在乙未廣州之役失敗後亡命海外，積極爭取康有為、梁啟超等聯合救國。1899年夏秋劉學詢乘訪日之機，在東京秘密會見孫中山，企圖離間孫、康兩派，並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劉學詢返國3個月以後，成為商務大臣李鴻章的部屬。李、劉合謀誘騙孫中山對付康有為，孫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鴻章移督兩廣後，劉學詢作為心腹幕僚護持左右，在策劃“兩廣獨立”中主動為李鴻章和孫中山搭橋。1900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運動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帶迅速高漲起來。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采取武裝鬥爭的形式，鋒芒直指外國侵略者。外國駐華公使脅迫清政府撲滅義和團反帝怒火。清朝統治層從上到下，對義和團一直存在著“剿”與“撫”的分歧。洋務派認為“‘助清’者實為清優，‘滅洋’者益增洋釁”③。頑固派則表示“讚助”，企圖控製、利用義和團，“扶保大清不壞”。淩駕於洋務派和頑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與“撫”之間搖擺不定。麵對這種局勢，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決定“布背水之陣，以求一戰”。孫中山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為此，孫中山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方針，一麵聯絡三合會等準備在廣東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一麵根據何啟、陳少白的建議謀求與粵督李鴻章合作，爭取兩廣獨立。5月底6 月初，“素與興中會關係密切”並與香港總督卜力“甚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議員何啟，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而由孫中山“率興中會員佐之”。陳少白深表讚同，立即函告孫中山。劉學詢也聞風而動，對李鴻章說：“如傅相有意羅致”孫中山，他“可設法使即來粵聽命”。李鴻章沒有明確表態，隻是“頷之”而已。於是，劉學詢便寫信給孫中山，說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孫中山雖然並不相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卻認為”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其實，孫中山懷疑李鴻章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義和團尚未大批湧入京師，頑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國聯軍尚未組成，香港總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這種形勢下，說李鴻章“欲以粵省獨立”，於理於勢，均屬虛妄。直至6月10日即孫中山從橫濱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鴻章在接到赫德來電之後，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電通知粵海關稅務司慶丕，讓其“立即往訪李鴻章，向他說明此間局勢極端嚴重，各國使館都害怕受到攻擊，並且認為中國政府即使不仇外，也無能為力，如果發生事故，或情況不迅速改善，定將引起大規模的聯合乾涉，大清帝國可能滅亡。……我請他電告慈禧太後，使館的安全極為重要。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頁。② 馮自由：《劉學詢與革命黨之關係》，《革命逸史》，初集，第77頁。③ 《端中丞勸成秦民告示》，《庚子國變記》，第231頁。對於所有建議采取敵對行動的人都應予駁斥。”慶丕接電後立即去見李鴻章，李鴻章“看了電報之後，很訣就了解了整個局勢”，並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見電奏清廷。次日，李鴻章致電盛宣懷哀歎“國事太亂，政出多門，鄙人何能為力”，請他續報朝局近況。在此之前，李鴻章企圖羅致孫中山以消除武裝起義的威脅是可能的，與之合作搞“粵省獨立”，卻隻能是劉學詢和何啟的想法。當然劉、何的這種想法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廣州和香港官紳急於防止變亂、安定秩序、維持既得權益的反映。6月17日孫中山僧楊衢雲、鄭士良及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乘船抵達香港海麵。李鴻章派曾廣銓率“安瀾”號兵輪來迎，邀請孫中山、楊衢雲2人“過船開會”。這時，孫中山得到“香港同誌報告，知李督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階誘捕孫、楊之計劃，更有謂劉實為主謀者，故不欲冒險入粵”，僅派享有治外法權的宮崎、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會。當夜10點多鐘， 宮崎等3 人被接至劉學詢的公館，即時與劉學詢開始談判，曾廣銓擔任翻譯。談判至次日淩晨3點結束，宮崎一行即時“乘暗夜回轉香港”。這次談判事屬機密，過後宮崎在撰寫《三十三年之夢》時，還說“這一段情節有些象傳奇，但事關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覺遺憾。”據台灣學者吳相湘考證，宮崎等曾向劉學詢表示：如果李鴻章確盲誠意邀約孫中山參加廣東獨立工作，應該先做兩件事，即保障孫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萬元（一說10萬元）。劉學詢請示李鴻章後，聲稱“一切照辦”，希望孫中山“早日前來共策進行”。這時孫中山為一種懷疑、戒備與希望交織的複合心態所索繞。當談判結束宮崎等人乘軍艦返回進入香港港口時，孫中山的坐船“已經啟碇，正向西貢開去”，宮崎等“揮帽呼叫也沒有人回應”。這顯然是為了防止突然變故而有意避離，除此而外似乎沒有更合適的解釋。但是他對談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達西貢之後立即致電劉學詢探問談判情況，並致函在香港的同誌布置“分頭辦事”，即繼續準備武裝起義和策動李鴻章“兩廣獨立”。然而，這時全國的政局和李鴻章的處境卻發生了重大變化。6 月中旬，八國聯軍直趨北京，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奮起抵抗。清政府內部對內主“撫”對外主“戰”的頑固派，壓倒對內主“剿”對外主“和”的洋務派，慈禧傾向頑固派，並於6月21日對外宣戰。慈禧和頑固派既想借助對外戰爭之名來躲過義和團鋒芒的打擊，利用義和團攻打使館區，強迫各國公使同意廢黜光緒，另立溥儁，“大事既成，……雖割地以贖前衍，亦所不恤”②；又想在對外戰爭的幌子下，利用帝國主義的屠刀殘殺義和團，把造反群眾推入血泊之中。作為洋務派要角、擁有地方實力、距離北京較遠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在英國的策劃下，經過盛宣懷的穿針引線，與列強實行所謂“東南互保”，竭力鎮壓群眾反帝鬥爭。時勢的演變一下子把李鴻章推到舉足輕重的地位，清廷先讓他迅速來京，後又根據榮祿建議調他為直隸總督、議和全權大臣，與清廷政策抵牾的諸多督撫、將帥和宮紳鼓噪什麼消弭“內亂外釁”非李莫屬。香港總督卜力也開始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1分冊下，第258頁。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0頁。②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50頁。充當李鴻章與孫中山之間“誠實的捎客”。7月2 日卜力回到香港後，孫中山的一個代表，大概是何啟，就來與他聯係，請他幫助促成孫、李合作實現“兩廣獨立”。他電告倫敦殖民部說，“反滿起義預計將於‘兩周內’在湖南和南方爆發。信任他的‘中國紳士’向他保證，造反者不排外，並且希望在他們取得某些勝利後得到英國的保護。”李鴻章“正在向這個運動賣弄風情，謠傳他想自立為王或是總統”。7月13日在得知孫中山一行正從新加坡返回香港後，卜力又電告倫敦殖民部：“如果讚同孫中山和李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於英國的利益將是最好不過的。”因為這可以保證“南方的安定”，而“任何大的騷動都可能演變為一場排外運動”。英國政府雖然同意港督的意見，但是強調隻有孫中山得到李鴻章的同意而回來的時候，才準備撤銷驅逐令。當得知李鴻章決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後，從港督卜力到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裡都通過英國駐廣州領事勸告李鴻章重新考慮北上的決定，認為“李鴻章留在廣州，對和平事業最為相宜。”李鴻章客氣地拒絕了這個勸告，並詢問路過香港時能否得到港督接見。卜力起初有意強行扣留李鴻章，但因英國政府製止而作罷。卜力隨即決定在李鴻章過港時作最後一次挽留。7月17日李鴻章乘招商局“安平”輪離穗北上，經香港時，在盛大的儀仗隊和禮炮17響歡迎聲中登陸，拜會香港總督及各國駐港領事。而在此前一天，孫中山已返抵香港海麵。香港警署通知孫中山：因對他的5年驅逐令尚未期滿，不準登岸。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鴻章答應了“兩廣獨立”，即可允許孫中山上岸並同李會談。孫中山雖然推斷李鴻章“既無主義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見識，並且年已老邁，對功名事業早已看透，所以總督的勸止多數不能為李所接受”；但是僥幸心理卻又驅使他抱有某些幻想，誤以為“這是旱天一朵烏雲”，“不能不預先考慮萬一的可能性。”②因此，孫中山一麵等候著卜力與李鴻章會晤消息的致來，一麵在船上召開緊急會議，部署惠州起義事宜。卜力與李鴻章會見，首先談到廣東問題。卜力對李鴻章決定離粵北上表示遺憾。李鴻章回答說，他不能違抗皇帝的意旨，並且堅持說這個命令是由慈禧和光緒簽署。卜力敦促他改變主意，“以保證維持南方的和平與安寧”。李鴻章婉言拒絕，並“轉守為攻”，宣稱廣東和平的主要危險來自香港，力勸卜力禁止顛覆分子利用香港作為基地。李鴻章對廣東問題沒有多大興趣，他感興趣的是猜測在對中國未來的統治者的選擇問題上英國的意向如何。他特彆問道：“英國希望誰當皇帝？”卜力回答說，如果光緒皇帝對以他的名義所做的事情沒有責任，那麼，英國對他“在一定條件下”繼續進行統治是不會反對的。李鴻章認為，如果隻有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殺害，列強就無權決定誰來當皇帝，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殺害，列強就可以合法地進行乾預，並宣布“我們要立一個皇帝”。他問道，假如發生這種情況，“列強將會選擇誰？”他推測列強將選擇“一個漢族人”。在這裡，李鴻章暗示，如果列強決定用一個漢族統治者來代替滿族統治者，他本人是願意的。卜力回答說，列強“大概會征詢他們所能找到的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的意見，看怎樣做最好。”李鴻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後，就 《卜力致張伯倫》，1900年7月13日，殖民部檔案，第129組300卷[46]，轉引自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75頁。②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第214頁。說不管慈禧有什麼過錯，她“無疑是中國最有能力的統治者”。但是在倫敦，英國殖民部卻根據李鴻章與卜力會談記要斷定李鴻章“不是不樂意當皇帝”。事實證明，李鴻章無意冒險搞什麼“兩廣獨立”，而是“正準備扮演他將來在北京的角色，即充當中國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統治者。”但有跡象表明，直到李鴻章臨行前，劉學詢仍積極參與策李活動，甚至不惜撒謊設計。當李鴻章即將自廣州動身的時候，何啟的朋友、議政局議員韋玉曾經拜訪卜力，聲稱“和衙門有密切關係的著名中國官員”告訴他，雖然李鴻章不敢無視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個拒絕之而留粵的借口，他是歡迎的。這位所謂“和衙門有密切關係的著名中國官員”的話，顯然是不真實的，是出於某種目的捏造出來欺騙卜力勸阻李鴻章的，而這位神秘的官員可能就是劉學詢。興中會員陳少白也非常熱衷，在本來毫無希望的情況下，還登上李鴻章的坐輪，企圖讓隨行的劉學詢再次勸說。劉學詢無可奈何地告訴陳說，李鴻章“意甚堅決，無法勸阻”。18日李鴻章自香港啟程北上，“兩廣獨立”籌議的這場秘戲，至此方告徹底終了。 有關李鴻章與卜力會談情況，依據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