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那年我隨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外國人。在頤和園，在九九藏書網北海公園，在任何一個地方，每當我發現有某個外國人把相機對準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人，我的腦子中就必然會蹦出一個念頭：這孫子想曝光我們的陰暗麵！於是立刻充滿敵意地把我的相機對準那個可憐的遊客。這種對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會迷惑不解地放棄拍攝。那是冷戰後期，美國總統還是裡根，而在我最喜歡的各種讀物中，對曆史的解釋總是基於最簡單的鬥爭邏輯。那會兒我既不知道什麼叫文官製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學，對本國曆史可謂一無所知。不過我卻不僅自以為了解曆史，還認為我的祖國很需要我的保護，而每個外國遊客都可能居心叵測。幾年以後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國人隻是想拍攝一些異國風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後我出國時也很自然地這麼做。我也意識到民族主義並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儘管類似潮流的中堅力量總是年輕人。在東京我曾拍過一個醉臥街頭的男人，可是並沒哪個日本男孩向我投來爛番茄。如今之我已與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國，高尚的標誌是在理想上與小時候彆無二致，聰明的標誌卻在認識世界的方式上與那時有天壤之彆。我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群體中的一員。在回想自己的過去之時，我的感覺就像是從一場災難中脫身。我的另一個變化是，發表觀點時變得謹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這事我懂嗎？因此我很不喜歡那些太愛說話的家夥。有個朋友辦了一個博客平台，承蒙抬愛，我被邀請去玩，卻一直興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兒的人都太話癆。上中學時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學生雜誌上發表過若乾篇“議論文”，無論“陳蕃掃天下而不掃一屋99csw.”還是“下裡巴人也是藝術”，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見——那是我經曆過的另一場災難。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著有議論文的地方。我對這些嘮叨本身並無意見——發正我不看就是了——我隻是希望在這些嘮叨當中常識多一些，創意少一些。一個基本規律是，一個社會的常識越多，妄言就會越少。妄言少了，妄為才會少。妄言隻令人心煩，妄為才令人憂慮。比方說，我覺得各種過分的民族主義言論就是妄言，而偏狹民族主義者們想乾的事就是妄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個缺乏常識的環境下一些缺乏常識的人既對自己的能力自信滿滿，又對自己的價值體係堅信不疑，還對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這些人大權在握，就會導致廣泛的悲劇，比如兩次世界大戰。倘若這些人是普通民眾，那麼禍亂會小一些，隻會導致智慧湮滅——智慧這東西我們肯定有的是，要不我們怎麼會總是隨手就毀滅那麼一些呢？更可怕的狀況則是上述兩者結合在了一起，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曆史上可不隻發生過一兩回。有時我會悲觀地想，什麼時候我們的認識水準才會超越“抵製某貨”呢？什麼時候一些愛國者才會不再動輒把一個看法與他們不同但並沒有出賣國家利益的人叫作“漢奸”呢？這麼想時，我會覺得時日荏苒，我們卻似乎並未跨入全球化的時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著拿相機的外國遊客。有時我又會單從技術性的角度考慮，其實這隻是我們的低劣的語文教育水平所致。我們這裡有不少人隻有很少的詞彙量，這導致他們的發言總是比較暴戾和單調。我並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獨立思考”這回事，除非這種“獨立”指的隻是立場，而不包括思維方式。我們總是使用一些從彆人那裡學來的見識來琢磨事兒——但是每個人學到的想問題的方法卻有好有壞。比如說有的人是從亞當.斯密那裡學到的見識，有的人則是從他二大爺那裡學到的，我並不厚此薄彼，一定認為前者看待問題就比後者更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學亞當.斯密，又學他二大爺，並把兩者做個比較，他就一定會變成相對聰明的人。要是他固執地相信他二大爺，卻不願意親近人類千百年年來積累下來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極少有機會聽說相悖的觀點，卻有著強烈的行動欲望，那麼就他的人生來說，我列舉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為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