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於《新青年》雜誌，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文學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做無病呻吟，祛除陳腔濫調，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主編、北大教授陳獨秀旋即在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以為聲援。陳認為中國社會的黑暗不能僅以革命改造，而必須仰賴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的革新。他推動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三大主義，並視白話文為最重要的利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引起知識界廣大回響，成為兩年後五四運動的先聲。晚清黃遵憲已經提倡“我手寫我口”，及至梁啟超登高一呼“詩界革命”。但胡適、陳獨秀帶來真正的轉折。轉折的關鍵在於文學與語言關係的全麵評估，而爭議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以白話新詩作為文學革命的指標。早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前，胡適即已思考“詩國革命”的必要。他在《戲和叔永再贈詩，卻寄綺城諸友》中寫道，“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如作白話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談新詩》，稱當時出現的白話詩為“新詩”，取其與“舊詩”相對的意思。隨後，胡適以白話文翻譯美國詩人蒂絲黛兒的詩作《關不住了》，聲稱這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一九二〇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是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一本白話新詩集。這場奉革命之名的新舊詩之爭，點燃了由此為引線的新舊文學、文化之爭。“革命”是二十世紀初的時髦話語，所蘊含的強烈政治隱喻自不待言。據此文學史多以決然二分的修辭描述：舊詩被視為傳統糟粕，從對偶押韻到比興風雅無不陳陳相因。新詩以白話是尚，力求形式題材推陳出新，成為現代性表征。兩相比較，進步和落伍、前衛和保守不言自明。但這樣的論述近年開始鬆動。學者已經指出現代舊詩未嘗沒有新意，新詩也不曾完全擺脫傳統。而新舊詩之彆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但如何進一步思考兩者的有機關係，卻少見突破。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毓瑜教授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鄭教授專治中古詩歌，近年鑽研傳統詩學的現代意涵，尤其對“抒情傳統”的探討頗有所獲。在新著裡，鄭教授將焦點置於民國時期新舊文人對何謂“詩歌”的爭議上，以及詩歌如何現代化的理論可能。她的對話對象首先就是倡導“詩國革命”的胡適。而談論詩歌，首先必須回到語言文字問題。如上所述，胡適一輩視白話文為啟蒙最重要的工具。《文學改良芻議》所列八項建議（一九一八年衍化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八不主義）明白表示文學革新首在推動通俗易曉、文法清晰的文字。而新詩發展的目標正是言文合一，“我手寫我口”。相對於文言的佶屈聱牙，隱晦多義，白話不但是語音語法的“自然”呈現，也是思想觀念的“自由”表征。胡適的白話文學觀當然早已受到質疑，但絕大部分的批評都僅止於分殊白話作為書寫和言說形式的古典淵源，或質疑白話（文）與方言口語的差距。鄭教授的研究則另辟蹊徑。她指出晚清民國之際，語言、文字、文學的辯論遠較此複雜。小學學者如黃人、黃侃等強調“文字者，文學之單位細胞也”，而章太炎則更追本溯源，聲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他們雖站在胡適對立麵，但也在認真思考言、文之間的“自然關係”。他們的立論也許為新派文人所不取，鄭教授卻提醒我們，由複古而開新，未嘗不是“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一端。一八九七年《馬氏文通》問世，以西洋文法規範為中文排列語序，分析結構，帶來點範式轉變。自此中文“文法”儼然成為日後語文的規範。仿佛透過了井然有序的文法羅列，“中文”即可豁然開朗。然而這套文法觀念承襲彼時西方語言學的觀點與實踐，未必能照顧中文言說讀寫的方方麵麵。誠如黃侃所言，西洋文法專注“目治”，忽略傳統章句之學強調詞氣節奏，“因聲求義”的“耳治”。這裡所牽涉的中國語言書寫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體係，不能由西方以字母為基礎的文法學所概括。更何況在此之上，中國傳統的“文”學的觀念與實踐有其獨到之處：“文”是符號言辭，也是氣質體性、文化情境，乃至天地萬物的表征，和西方遠有不同。一九〇四年清廷設立“文學科”，沿用西法，視文學為學院教程，其實簡化了傳統“文”學觀念。由是觀之，胡適的“詩國革命”在“五四”前夕先聲奪人，正因為他直搗傳統文學的根本——詩歌，及其深遠的知識價值體係。“詩國”一詞既向文明傳統致意，也饒富現代國家民族主義的啟示。吊詭的是，胡適的“詩國革命”始終未能克竟全功，也因為他低估了詩歌文明盤根錯節的脈絡，以及感時、觀物、應世的理路。胡適呼應《馬氏文通》式的文法學，樂觀相信隻要避免無病呻吟、對仗用典、講求文法，新文學必能脫穎而出，新詩也就必能新意盎然。鄭教授卻強調，在唯新是尚的時代裡，傳統詩歌詩學儘管漸行漸遠，其實卻以各種形式滲入新詩世界。《姿與言》所致力的是，我們應當如何抽絲剝繭、“溫故而知新”。鄭教授書中所提出的兩個關鍵詞，“姿”與“言”，極富論辯意義。先說“言”。“言”和詩歌的關聯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書經》：“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首二句後來成為《樂論》的核心。言從口、從舌，是言說，也是言辭，既是生理發聲表白的管道，也是心誌抒情釋意的標記。作為身體與世界，內與外溝通的行為，言以其抑揚頓挫，一方麵體現生命喜怒悲歡的情態，一方麵體認為草木蟲魚、人倫天地命名的意義，正所謂“心生，言立，文明”（《文心雕龍》）。這也就是黃侃以“文以載言”取代“文以載道”的理由。在看似瑣碎的研究裡，小學家們切切要發現“太初有言”的奧秘：一切意義“儘在言中”。高友工教授在另一脈絡裡，曾指出中國語言的傳統“並不隻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而是‘文字語言’和‘聲傳語言’”對立的問題（《中國語言對詩歌文字的影響》）。近代“言文一致”運動循西方的民族國家/語言論述而起，其實不能解釋中國語言現代化的過程。高先生特彆強調中文“聲語”和“文語”交相為用現象，前者所擬想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置換關係，而後者所著重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聯屬關係。就此鄭教授繼續發揮，強調語言、文字表達過程中情態與情境的重要性，不論是擬聲諧韻還是會意象形都指涉我者與他者之間綿密互動的關係。如是回旋往複，節奏興起，韻律衍生，詩乃成為可能。這就引領到鄭教授對“姿”的詮釋。姿原有姿態、姿勢、次序之意。推而廣之，又與“誌”“思”“詞”“次”等古韻相通互訓，因此引發聯想。鄭教授的靈感來自陳世驤教授。一九四八年陳出版陸機《文賦》英譯本時，注意到“姿”與肢體、聲音、語言的密切關聯，並在推論至“之”義，即遠古先民根據象足前後停動所形成的節奏衍生出詩歌意象。陳日後並有專文論“姿”與西方文化中的gesture。鄭教授特彆強調“姿”審美、律動的麵向。在動與靜、重複與興發之間，姿是亮相，是間奏，是悠然暫止的狀態，也是蓄勢待發的可能。鄭教授更發現在“姿”和時間之流的辯證關係。屈原的發憤抒情，六朝詩人的感時傷事，莫不與時間的久暫、物象的流變以及詩人主體隨之而來的感應相通，由此興起的喜怒悲歡，都化作吟哦比興的“姿”。或有識者指出，《姿與言》如此看待現代文學的發生，似乎未必照顧到現代情境所帶來的全麵衝擊；新詩與舊詩的鴻溝畢竟曆曆在目。鄭教授對這樣的質疑有備而來。關於新詩“中國性”如何的爭論一個世紀以來眾說紛紜。在種種形式、題材、立場的分殊之外，鄭教授的建議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作為“詩”的最新一種呈現，新詩是否仍然能“言”之有“物”、鐘“情”而多“姿”？隻有在中國詩歌知識譜係學層次繼續做出探討，新詩的論辯才能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鄭教授的立論與其說是回到過去，不如說是回到未來——一種對中國詩歌物種源起的投射，一種烏托邦未來的興發。在她的調度下，中國現代和古典詩學呈現少見的對話密度，而她所提出的問題與觀察在在值得後之來者的追蹤。以下僅是個人所得，聊供作為討論起點。貫穿《姿與言》全書的重要命題是“抒情傳統”的重新檢討。“抒情傳統”的研究是近半個世紀台灣地區中文學界的重要貢獻——或發明。在陳世驤、高友工等先生的引領下，早已形成可觀的隊伍，而鄭教授正是中堅一輩的佼佼者。她曾將抒情連鎖到知識論和倫理學層麵（《引譬連類》），也思考抒情和身體生理、病理、物理的關係（《文本風景》）。《姿與言》則更進一步，探問“抒情傳統”與現代文學的關聯為何？在鄭教授的研究下，民國以來保守派聲韻學者、小學家從黃侃到唐鉞、胡樸安浮出曆史地表；他們對聲氣節奏、吟哦詠歎的專注提醒我們詩歌啟動的不僅是語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與世界的來往複遝。所謂聲隨意轉，辭以情發，舊詩如此，新詩亦複如此。另一方麵，新詩學者詩人從朱光潛、朱自清到卞之琳、陳世驤飽受西學啟迪，卻終能在研究呂恰慈、布萊克模等名家之餘，轉身在古典資源中發現對話可能。在此，新與舊、中與西的對話早已展開，細膩複雜處哪裡是胡適、陳獨秀和他們的追隨者所能理解？當我們將“姿”與“言”的觀念嫁接到現代詩歌的創作解析，我們理解詩人使用白話、創新結構韻律、發掘當下題材，固然帶來古今分野，但更大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辨析新舊“詩”所形構的世界觀異同何在？本書第一章裡，鄭教授以“博覽會”的隱喻點明現代知識體係的變遷。博覽會分門彆類，編列、展演不同時空環境現象。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其所呈現的“世界圖景”務求一目了然，仿佛天下儘可納入現代人的眼界之中。延伸開來，現代學術方法、感覺結構無不如此。但鄭教授認為“抒情”所投射的世界觀不能以視覺典範儘詳。“姿”與“言”款款律動，從身體到文體，“聲文”“形文”“情文”此起彼應，密響旁通，才真正賦予現代更複雜的意義。這一見解極具啟發性，但在西學“已經”進入中國身體和文體的前提下，如何辯證抒情傳統的有效性，似乎可以做出更多解讀。《姿與言》對卞之琳詩歌（《距離的組織》）的已為這一方向提供開端。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學觀強調透明、直接的語言、文字關聯，並以此作為衡量國家民族現代與否的標準。這一論述的疏漏早已受到批評。但絕大多數批評者本身仍受限於現代（西方）語言論述，因此隻能在白話文的來龍去脈上做文章。鄭教授則從聲韻學入手，指出文言、白話之爭其實有始料未及的對話可能。胡適等白話推動著向往“我手寫我口”，黃侃等人卻要發掘、恢複聲腔字義的原初形貌，甚至生理、心理和義理之間的微妙牽引。兩者都希望重現“語言”和“自然”的關係：前者從當下存在情境入手，後者則藉考古作為探本溯源的契機。這是鄭教授精彩的發現，卻也構成她的挑戰。當她致力發覺新詩聲音（以及身體訊息）的譜係時，她也必須顧及“語音中心主義”的盲點，以及萬物有機論的誘惑。也許有鑒於此，鄭教授特彆強調“姿”與“言”必須與不同曆史情境、身心情態做出結合，啟動偶然與必然的鏈接。但她對自然、肌理、意象、文法、世界之間的關聯性的研究，仍留給我們相當想象空間。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曾啟發一個世代的學者文人對現代文學的向往。但“詩國革命”是場未完成的革命。在革命一百年以後的今天，鄭毓瑜教授吹皺一池春水，讓看來著毋庸議的新詩和詩學顯現前所未見的深度。什麼是詩？何謂詩國？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她探勘古典資源，重新為白話詩歌做出定義，並擬想詩學未來。她以“姿”與“言”為準，所提倡的“抒情傳統”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嘗試。誠如她的自許，她的誌之所之不僅是“新詩”學，更是“新”詩學。如此，“詩國革命”百年之後，《姿與言》的新意恰恰在於告彆“革命”的詩國，重新發明“抒情”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