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搜集了張愛玲與夏誌清先生的通信一百一十八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十六封半（見夏序說明）。張愛玲給夏先生目前現存最早的一封信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最後一封信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距離她逝世的時間（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約一年零四個月。誠如夏先生所說，早期的通信因為搬遷之故，必定還有佚失；夏先生回複張愛玲的信也多半沒有保存。但這三十一年之間所留存的信件已經足以成為文學史“張學”研究的重要材料。一九六一年初夏誌清先生出版《中國現代史》，深入介紹張愛玲的成就，並肯定她的位置居於多數同期作家之上。夏先生對張的品題可謂出人意表，也足見他的洞識與勇氣。以後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然後在中國，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到了新世紀之交，“張愛玲”甚至成為一種文化風尚，一種想象資源。由這個觀點來張、夏兩人的通信，才更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張愛玲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逐漸斷絕外界聯絡，與讀者對她的熱情和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發表的作品每每帶來文字以外的魅力。張過世之後，與她曾有來往者紛紛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隻字都散發出特殊榮寵。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或宋淇夫婦可能收到的信件），無疑都是小巫見大巫了。就傳統觀念而言，夏先生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沒有夏的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不會有如此精彩的開始。張對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難從她的信中看出。但張愛玲畢竟是張愛玲，她寫信的姿態是矜持的，就算談自己的作品和充滿災難的生活，也帶有一種客觀語調，並不輕易露出底線。在這一點上，她其實對所有的通信者一視同仁；任何想從張、夏通信中找出秘辛八卦的嘗試可能並不容易。即便如此，細讀這些信件，我們還是可以了解一九六三年以後張愛玲的行止，她的創作關懷，還有潛藏在字裡行間的汩汩溫情。相比之下，夏先生給張愛玲的回信，還有他對張信所做的批注，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人格。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來是學界傳奇，他對於張愛玲的關懷溢於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的體質羸弱來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議張多做運動等。他更勇於發表自己生活的意見，從健康到養生，從文學到愛情，信筆寫來，如話家常。我們可以想象張當年讀夏信時或莞爾或感動的反應。兩人之間的互動讓書信集有了光彩。我以為夏、張通信可以做進一步的解讀。這些信件提供第一手資料，說明張愛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創作事業的起伏。像是從一九六三年《金鎖記》準備英譯，到“我本來不過是寫《怨女》序提到紅樓夢，因為興趣關係，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結果隻好光隻寫它，完全是個奢侈品，浪費無數的時間。”但這些翻譯、考證的書寫果真隻是奢侈浪費，還是代表張愛玲晚期書寫的一種方式？形成作家與早年創作的奇妙對話，頗有思考空間。與此同時，張愛玲也與夏誌清交換不少文學批評意見。她對自己的作品斟酌再三，似乎沒有太大自信；胡適曾盛讚《秧歌》，她卻認為未必是真心欣賞。她對女作家從“五四”的陳衡哲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嶄露頭角的蔣曉雲顯然都有話要說，卻欲言又止；對以英文創作的同行像韓素音、張粲芳等東方采風錄式風格則明白地不以為然。張期許自己的創作是，“對東方特彆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證諸她的英文作品，包括六十年代初已經完成，但遲至近年才出版的其次，張愛玲的信件不斷傳布一則又一則“病的隱喻”。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她就向夏誌清訴說各種大小病痛。她感冒、牙痛症狀恒常不斷，而長期精神狀況不佳更讓夏憂心忡忡。七十年代以後張的病變本加厲，類似精神官能症的症候出現。“接連跳蚤蟑螂螞蟻，又不是住在非洲，實在可笑”。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後，張將近三年未與夏誌清聯絡，除了已有的病恙，甚至在路上被撞倒而受傷。以下的信最能道儘她病中滋味：“事實是我，ens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費時間精力在上麵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著有一年多接連感冒臥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隻顧忙著補救，光是看牙齒就需要不斷地去兩年多。迄今還在緊急狀態中，收到信隻看賬單與時限急迫的業務信。你的信與久未通音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張愛玲描寫這些年她成了疾病的奴隸，甚至感冒也經年不愈。但是對有心讀者而言，張愛玲以如此工筆白描病況，不禁要聯想除了諸多身體狀況之外，張愛玲的“病”也及於其他？（想想她的話：“感冒原本是一種很傷感的病。”）一九五二年以後，種種考驗紛至遝來，漂泊異鄉，寫作事業不振，經濟匱乏，賴雅臥病逝世……她的信中都一一透露，然而卻都不能像她描寫自己的病那樣細膩入微。病是災難，也是隱喻。病是張愛玲後三十年的克星，但又仿佛是盤桓不去、欲拒還迎的客人；是一種齧蝕身心的恐懼，但是否也是驅之不去的欲望？病的症狀有時是發燒牙疼；有時是螞蟻跳蚤蟑螂；有時是“精神太壞”，“浪費無數的時間”；有時是自己的作品都丟掉了；是每天都在“緊急狀態”。然而張愛玲的病根是否也可能來自文字、創作本身，可是“職業病”？看看張的自白：“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讓彆人譯實在painful。我個人的經驗是太違心的事結果從來得不到任何好處。”看彆人翻譯自己的作品，實在痛苦。但自己“眼高手低”，總是寫不出，也翻不出自己想要的東西。人生到了如此緊急的狀態，隻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隻能把不該有的累贅拋棄再拋棄，逃難一樣地遷移轉進，重新開始——或重新逃脫。尤有過之，“越是怕丟的東西越是要丟，損失不起，實在不能再搬了”，隻好堅壁清野，和世界斷絕來往。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愛玲的“病”與病“態”幾乎有了身體藝術意味。就像卡夫卡、芥川龍之介、貝克特這些現代主義的作家一樣，在人與蟲的抗戰裡，在地獄裂變的邊緣上，在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恐怖或歡喜中，張愛玲書寫著。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為代價，來試煉一種最清貞酷烈的美學。但更耐人尋味的是，我又以為張愛玲這些信件未嘗不提供了一種救贖契機，哪怕多麼微弱。原因無他，信是寫來作為傳遞訊息、溝通人我的媒介物。儘管張愛玲的信有時寫得過分言簡意賅，猶如密碼，或有時遲於回信以至時過境遷，或甚至不回信，以致讓對方從盼望到失望。但“寫信”作為一種行動畢竟不同於創作，它預設一個收信的——或更理想的、守信的——對象（甚至包括將自己作為對象）。信是一種人我社會接觸，因此透露倫理向度。而夏誌清作為收信者，與張（並不可靠的發信者）對話三十餘年不輟，何嘗不更是一個守信者？也因為信任，張愛玲的信時不時也有了真情流露。一九六五年誌清先生的兄長夏濟安教授猝逝，張的信中寫道：“我很早聽見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動，那天匆匆一麵，如在目前，也記得你們倆同飛紐約的話。在他這年紀，實在使我覺得人生一切無定，從來還沒有這樣切實地感到。”傷逝讓張愛玲寫下“近來我特彆感到時間消逝之快，寒絲絲的”，夏先生讀了竟謂之張腔十足。到了一九九一年，夏誌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張愛玲來信祝福，卻是這樣寫的：“我在報上看到《桃李篇》，再圓滿的結束也還是使人惆悵。”又是一句張腔！相對於此，張也曾經向夏抱怨她對胡蘭成《今生今世》的感受：“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此時無聲勝有聲，一方麵不屑對方死乞白賴，一方麵也是徐圖大舉：張同時已經在醞釀《小團圓》了。更讓我們見識張愛玲溫柔的一麵的是她對誌清先生一家的關懷。她的信中總是問候夏師母王洞以及女兒自珍。她寫道：“照片上看得出你跟王洞像一對玉人一樣經久。”自珍從小智慧不開，她又寫道，像自珍這樣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樂，“極可能是幸福的”。回顧自己所來之路，張愛玲應是有感而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她給夏的最後一封信是這樣結束的：“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沒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許說過在超級市場看見洋芋色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愛吃的。你隻愛吃西瓜，都是你文內提起過的。”“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比照五十年前張的名言，“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這仿佛是接下去說的話。一九九四年的張愛玲“不能再等了”，她把“無論如何”要寄出的信，寄給了夏誌清一家人。認識夏先生的人看到張愛玲這封信應當會心一笑。兩人不過數次見麵，多半靠書信來往。但夏先生對生命的樂觀執著，對每一天認真的生活，顯然張愛玲已經默默體會到了。而在張愛玲逝世多年以後，夏先生決定將來往信件發表，這有可能違背了張的初衷，或者更有可能基於他與張的默契，因此以公開的方式做出對張身後友誼的招呼？因為與夏先生的通信，張愛玲晚期的書寫有了意想不到的出口。“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現世的家常人生，洋芋色拉與西瓜，張愛玲從來無緣享受；但她把她的祝福與希望寄托給夏家一家人。不論她的世界是華麗還是蒼涼，張、夏之間的友誼有他們的通信為證，他們的通信也見證了“寒絲絲”的人間，畢竟還有互信的可能。這是我所謂“信”的倫理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