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etou小引：1918年8月20日，新國會（安福國會）組成，全部議員800人，史稱“八百羅漢”，其中，“安福係”占了330多人，成為新國會第一大派係。王揖唐、劉恩格為眾議院正副議長。關於“八百羅漢”受賄的事情，鄧漢祥是這樣回憶的：“張作霖給段祺瑞撥了300萬元，關於運動國會的經費，盧永祥決定撥100萬給我。於是，我找章士釗等人遊說參眾兩院議員，願意去上海開國會的，先給差旅費300元，每月生活費300元。此外，我又另撥4萬元，分送他們。所謂八百羅漢，從我這裡拿錢的，有700人左右。後來，曹錕以5000元一票賄選，這些從我手裡拿過錢的，又潛回去投曹錕的票，當時這些人被稱作豬仔議員。”——《我所知道的北洋三傑》，第114頁。第一目標位麵，山東省濟南市。此時，王凡（偽裝成唐偉）正和陳yun等人在濟南調研，實地勘察一下，建國後各項基本政策的執行情況。根據“小引”的資料，就可以大體看出民國那會兒所謂的民主含金量有多高，西方的參眾兩院製度在炎黃這片東方土地上，更多的像個不怎麼掛遮羞布的戲院和交易場。社會名流們用名聲換鈔票，大鱷們則用養狗的方式和眼神，冷眼看著這一切。當然，王凡自身並不是讚同獨裁統治，畢竟絕對的權利帶來絕對的**。隻是他深切覺得，在沒有“契約、信用、交易、法律”這些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作支撐基石，僅僅把參眾兩院這種西方民主形式的“外皮”拿到炎黃，就認為可以實行百姓“真”民主、國家“真”強大，那絕對是不切實際和極其可笑的。後世的菲律賓就證明，沒有大範圍普及教育、開啟民智、喚醒民權這一步，那麼所謂的還政於民，最後帶來的隻會是少數有心人、野心家的個人施展與取而代之。因而50年實行普選、還政於民，雖然仍有些理想化和空洞化，但至少那時候的民眾基礎和受教育程度，最起碼會讓民主比民國時代的含金量高上那麼一大塊兒。濟南市作為山東省省會，它雖然離海不遠，自身發展卻十足像個內陸城市，城內海味很淡。在去年光複前夕，小鬼子很是洗劫了一番濟南市區，事後統計各種被毀房屋多達10282間，傷亡群眾百姓2000餘人。並且由於管理混亂，剛剛接手濟南時，整個城市內缺吃少煤、居無定處、穿無寒衣情況十分嚴重。根據當時緊急的情況，王凡緊急提供了大批生活物資，並幫助修複了遭到破壞的供電供水措施，修複了連接外麵城市的鐵路大動脈，從而使得整個城市以最快速度回歸到正常節奏中，有了糧、有了電、有了秩序，隊伍就好帶了。城市也就好管了，治安、交通、衛生各項事業自然迅速走上正軌。“對比半年前，濟南變化好大啊~~”陳yun看著乾淨整齊的街頭，來來往往的人群，他們衣著乾淨整潔，大多數人麵帶笑容的走入走出各家商店，購買自己心儀或需要的商品，凡此種種透露出來的“盛世”景象，讓他感歎道。“濟南市的乾部確實做了很多工作，據我所知，這半年來光大大小小群眾座談會就開了不下100場，解決了很多社會上實際存在和發生的問題。”彭zhen笑著介紹道。“100場？這麼多？都是些什麼問題？”王凡因為平時和多老mao等人在一起，討論戰略層麵的事情，很少接地氣，此時非常感興趣地問道。“問題各種各樣，剛開始的時候，老百姓不知道我黨的政策，以為紅黨來了後，什麼都要交公，所以最開始的工作重點是花費大量時間，宣傳我黨政策。後來隨著時間推移，各種政府下達的政策涵蓋範圍之外的各類實際問題情況開始不斷冒出來，比如有人對農村土地必須‘贖買’以平均地權不理解；有人強烈要求對在倭寇治下開工廠的黑心老板進行清算；還有人對給環衛工人提薪水平，超過給教職員工等知識分子漲薪水平不理解不滿意等等。另外更多的則是商業流通方麵的問題，像單獨一個濟南市內就有紡紗、火柴、麵粉、卷煙、染織、榨油、鐵工等二千餘戶，他們組成了30來個同業公會，我黨實行各類贖買政策後，他們雖得到了大量贖金（這些人在口碑上是相對乾淨的中小企業主），卻很擔心未來的經營許可，以及私人產業投資法律上有沒有設置上限等問題。為了更好的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定期在市內各區召開各級群眾座談會。”負責濟南實際工作的吳福春答道。“你們做的很不錯，這些瑣事才是老百姓真正關心的‘大事’。”陳yun點頭，“另外有沒有碰到什麼問題，自己解決不了的？”“這...”吳福春有些欲言又止。“吳福春同誌，你放心說吧。”彭zhen鼓勵道。“那我就說了，主要還是少數部門間存在溝通不暢問題。去年年末那會兒，少數軍隊中的後勤機關人員和乾部，他們不考慮損害機器的後果，比較粗暴地搬運器材和拆卸零件，造成工廠裡相當數量的設備受損，無法繼續使用；還有一些赤民階級朋友，他們翻身後由於報仇心切，直接去找地主及黑心工廠主清算，短時間內鬨出了不少人命（含那些地主和工廠主的家人），我們發現後雖然立即製止並將他們暫時看押，可是如何審判至今一直是個大問題，社會上要求無罪釋放他們的呼聲很高。”吳福春猶豫再三還是開口講道。“第一個好辦，”陳yun想了想，和王凡商量道：“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黨政軍各類機關的認識深度問題，我也耳聞過，在少數偏遠光複地區，由於山高皇帝遠，存在地方部隊軍官占有原先地主家大宅子的生活作風和**問題。我看要不這樣，回去後我們以中央名義發個文件，要求黨政軍從最高首長到基層士兵全員進行學習，明確任何人對於光複後的城市工商業和農村地產等一切物資財產，隻有保護之責，而無沒收處置之權。以防止中飽私囊和‘發洋財’的情況再次發生，文件中最後寫明，違者嚴懲！”“我看可以。”王凡點頭。“至於第二個...”陳yun自己有些拿不準，從心底他是覺得那些黑心地主和工廠主該死，可是以暴製暴是新炎黃政府堅決要求製止的，所以如果判罪過輕或無罪釋放，那麼對於以後依法治國宣傳，就會起到反作用。“大家覺得這樣好不好，先可以用廣播報紙等形式廣泛宣傳這個事件，從而發動民間進行大辯論、大討論，看看民心所向。同時用這個事件讓普通百姓明白什麼是法律，什麼是道德，為什麼新炎黃要依法治國，而不是繼續沿用炎黃兩千年的道德約束，最後再用國家‘特赦’的方式（類似星條旗總統特赦）釋放或輕判，並嚴正聲明，新炎黃民主共和國已經建立，未來再有同犯類犯，嚴懲不怠。”王凡建議道。“好主意！”陳yun聽完後，眼睛一亮。同一時間，廣東省湛江港。在後世主位麵，由於香港特彆行政區的存在，它吸收了海量的廣東省海運資源和貿易量，所以使得後世廣東全國知名的大港口很少。湛江港作為後世主位麵炎黃大西南出海主通道，在2008年12月才實現完成貨物吞吐量超過1億噸，成為全國第十五個億噸大港（也是西南沿海港口群中的唯一億噸大港，僅從排名上看速度，真很難說發展快）。但是在第一目標位麵，由於王凡的乾預和開金手指搞大建設，使得這裡香港的地位極大弱化，湛江港及廣東沿海各港口的硬件水平開始直線提升，其意義是：一個均衡發展的‘麵’，意義上遠大於一個繁華的‘點’。由於南方是倭寇力量相對薄弱區，所以明裡暗裡分布有很多船舶公司和碼頭企業。根據紅黨光複廣東後的統計，僅廣東一地，大大小小私營航業及工廠自有碼頭就有上百家，隻是這些所謂碼頭，設備簡陋，隻能停泊幾十噸到幾百噸的小船和帆船。而且這些工廠企業裡麵，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像英國的怡和、和記、頤中，星條旗的美孚公司等，在倭寇大勢已去，炎黃紅黨剛剛光複廣東後，立刻由暗轉明，擺出一副牛逼哄哄“洋大人”的態勢，要求炎黃紅黨給予優待而後特彆保護。由於名義上，星條旗、英國和炎黃屬於抗擊倭寇法西斯的盟友，所以南下部隊不好掌握分寸，請示一路打到中央，最後在王凡的一句“這裡是炎黃”定下基調。最後所有洋大人、洋買辦集體走下“神壇”，開始在看守所裡學習新炎黃民主共和國的法律規定和海關條文。不過當他們學有所成“出關”後，發現炎黃政府不但不可怕，反而十分遵守規則。在新炎黃民主共和國內，凡合法經營的私人工廠、公司、銀行、商店、倉庫、貨棧等，炎黃政府一律施加保護而不查封；凡自來水公司、電燈、電話、郵電、鐵路、汽車、大中小學、民教館、圖書館、醫院、教堂、慈善等機關和娛樂措施，隻要自身沒有違法行為，無論其身份是局長、經理、廠長、職員、技師、工人、校長、教授、教職員、學生、館長、主教、牧師等，炎黃政府一律保護；各國辦事處及其人員與一切外國財產，隻要為合法所得，並遵守炎黃民主政府法令，不做敵探與隱匿戰犯及任何破壞者，炎黃政府一律保護。總之，“依法治國”這個從沒有在炎黃土地上普及的名詞，在短短半年時間內，經過各類媒體和實際事件的宣傳，開始頻繁的出現，並讓百姓記住和有那麼一點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