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寫作任務向晏春平交代清楚以後，吩咐道“我要關門研究文件，沒有特殊情況，彆讓人來找我。”

泡了茶，侯衛東獨自坐在辦公室裡間，讓自己完全安靜下來。每臨大事有靜氣，這來自於青林鎮趙永勝的警句已經成為自己的一種重要的行為模式。他在靜思中，再次徹底搜索沙州防治“非典”整體工作還可能存在的漏洞。

慢慢地喝茶，讓自己的心徹底安靜了下來。

關注重點一，出現疫情時，發布疫情問題。

關注重點二，出現疫情時，如何調查接觸者。

關注重點三，工作人員在實際工作中的情緒問題。

關注重點四，出現疫情時，明確工作紀律的問題。

關注重點五，傳染病醫院治療問題。

關注重點六，隔離點周邊群眾穩定問題。

關注重點七，出現疫情大規模隔離問題。

列出七條關注重點，侯衛東又翻出預案，將自己想到的問題與預案進行一一對照，找出預案中忽略或是不可能寫到的細節。

一個小時左右，他完成了對七個關注重點的研究工作。

自從擔任防治“非典”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以後，他陷入了緊急而迫切的具體事務之中，紅顏知己郭蘭的身影被壓在心底最深處。此時他完成手裡工作，忙裡偷閒，窈窕身影在不經意間又躍然腦中。

那天一句“我愛你”，讓侯衛東無數遍回味。他如戀愛中的女人一般，坐在椅子上發了一會兒呆，心道“女人青春易逝，時間拖得越長，越是對不起郭蘭，是不是到了該鬆手的時候？既然不能執子之手，就應該放掉那隻手。”

每當“分手”念頭湧出之時，埋在心肝裡的那把刀就開始滾動起來，攪得他五臟六腑都如被鋸開，鮮血淋漓，疼痛難忍。

侯衛東強迫自己的注意力從郭蘭身上離開，桌上放著新送來的厚厚一疊文件，他隨手翻了翻，驚訝地發現郭蘭被任命為沙州大學防治“非典”領導小組副組長。轉念一想，郭蘭是沙州大學黨委委員、組織部長，擔任校防非辦副組長是理所當然的事。

仔細看了沙州大學的簡報，侯衛東還是察覺到一些問題，他給許慶蓉打了電話“沙州大學和幾所中專院校，有好幾萬學生，消毒液、溫度計等防非藥品、藥具到底準備得如何？特彆是沙州大學，有幾萬學生，絕對不能出事。你抽時間親自去一趟，幫助他們理一理思路。”

許慶蓉道“沙州大學工作不錯，組織部長郭蘭是新增加的防非辦副主任，其實是她主要負責。她原本要到上海去讀書，上海那邊來了暫時停課通知，結果她就留在學校抓防非工作。”郭蘭在沙州市委組織部工作時，參加過對許慶蓉的組織考察，她們兩人關係挺好，一直有聯係。

許慶蓉無意中說出了郭蘭的近期行蹤，而這些事侯衛東基本不知。放下電話，他默默地體會著郭蘭內心的掙紮，惘然若失，心裡不禁有些苦澀。

此時，他的身邊人紛紛戰鬥在“非典”一線蔣大力賣藥品及器材，周昌全督戰沙州，郭蘭成為沙州大學防非辦副主任。他感到“非典”如一柄巨大的鍋鏟，狠狠地攪動著大鍋，大鍋裡的湯湯水水便混在了一起，一起努力地向天空散發著熱量。

他腦中浮現起巨型大鍋的具體形象，在鍋中，他和郭蘭在混亂中用力擁抱著，其他事情都拋在了一邊。

這種感慨很奇異，也很過癮，不過很快就被迫打斷，因為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濟道林來到侯衛東辦公室。

對於濟道林這種老資格市領導，晏春平根本沒有擋駕的想法，直接敲開了侯衛東辦公室的門。

侯衛東見是濟道林，連忙站起來，幾步迎上去，道“濟書記，有什麼事情打個電話招呼一聲，怎麼能勞你大駕。”

1993年，侯衛東從沙州學院畢業時，濟道林是沙州學院副院長。在畢業後不久，侯衛東重新回到學校，在小書店偶遇濟道林，濟道林送了一套《平凡的世界》給侯衛東。十年時間過去，侯衛東成長為沙州市副市長，濟道林也離開了學校，成為沙州老資格的紀委書記。

紀委工作的經曆在濟道林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長期習慣性苦思，額頭上留著明顯的“川”字紋。坐下以後，臉上也沒有什麼笑容，道“省紀委要求在‘非典’期間嚴肅紀律，紀委準備擬一份相關文件，我想聽聽防非辦主任的意見。”

紀委擬定文件，根本不需要由紀委書記親自來向副市長征求意見，若是換一位紀委書記，侯衛東或許還要開一句玩笑，可是麵對曾經的校長，他就得正正經經。

濟道林從手提包裡拿出一份文件。在取文件時，侯衛東看到了濟道林手腕上的表。在學校讀書期間，濟道林上課時就戴著這塊表，蔣大力最有經濟頭腦，是唯一識貨人，在寢室裡多次談起這塊表，當時羨慕得很。如今這塊名表顯得很普通，整體上顯得暗舊，倒與濟道林的身份和氣質相符。

侯衛東接過文件，認真翻閱起來。

文件標題是《沙州市紀委、監察局關於嚴明紀律確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順利進行的緊急通知》，內容分為“嚴格政治紀律，牢固樹立全局觀念，建立工作責任製，嚴格疫情公布製度，加大監督執紀力度、嚴厲打擊利用防治‘非典’名義從事的各種違法行為”五大部分，這份文件基本上將周昌全副省長“硬”的一手體現了出來。在嚴格政治紀律中有這樣一段話“黨員在‘非典’時期更應該體現先鋒模範作用，對不遵守防非工作紀律、擅自脫離工作崗位的黨員，開除黨籍，是行政和事業編製乾部的，開除公職。”

等到侯衛東目光從文件中離開，濟道林問“你是防非辦主任，最了解情況，看一看還有什麼不妥之處和遺漏之處。”

侯衛東在腦中將這份文件與自己擬出的七個關注點進行了對照，道“‘非典’病人相比其他病人，特殊在於傳染性，我們必須強調醫院的責任，凡是遇到疑似‘非典’病人，不許推諉。這就相當於我們日常推廣的首問責任製，又相當於出租車，不能拒收任何一個客人。我建議在文件中要特彆強調此條。”

濟道林道“這一條很重要，就叫首診負責製。”

侯衛東在向濟道林介紹了人民公園旁邊社區醫院發生的圍阻事件後，道“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一直在思考應該如何公布信息，‘非典’是惡性傳染病，影響麵寬，如果信息公布不及時，必然會有謠言產生。謠言多了，會引起社會動蕩。”

濟道林額頭上的川字緊緊鎖住，糾結在一起，緩緩地道“從八十年代算起，沙州就沒有發生過大的疫情，不僅農村地區衛生體係薄弱，城市的衛生體係同樣不堪一擊。我擔心公布疫情的方式不妥當，有可能引起社會不必要的恐慌。”

內緊外鬆是這些年常采取的工作辦法，事實證明此方法在處理絕大多數問題上都有效。隻是“非典”疫情不同於以前遇到的任何事情，稍有不慎，通過飛沫傳播的烈性傳染病患者就有可能呈幾何倍數的增長，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如此重創。

侯衛東是防非辦主任，看了大量資料，知道“非典”厲害，他仍然堅持了自己的觀點“從各地的新聞來看，上海、北京、廣東等地都公布了疑似和確診病例，《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先後正式談到了‘非典’疫情，堅持及時公布信息，這是製止謠言的最好方式。如果沙州出現了確診病例，就會涉及醫院治療、接觸者和疑似病人的隔離觀察，涉及麵非常大，根本不可能封鎖信息。我們堅持按時公布疫情，或許會引起短暫恐慌，但是長久來說是有利的。”

濟道林額上皺紋緊鎖，道“如果發布疫情信息後，引起社會恐慌，這將是一場災難，誰能承擔這個責任？”

侯衛東堅持自己的看法“我堅持認為及時準確發布信息引起的恐慌，將遠遠低於謠言引起的恐慌，捂著的蓋子就是謠言的溫床。”

這份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按照市委書記朱民生的要求所寫，朱民生專門提出要嚴格疫情公布的方式和時間。聽到侯衛東對疫情公布方式毫不遲疑地反對，濟道林沉默半晌，道“你的說法很有道理，到底如何公開疫情信息，在今晚常委會上要提出來研究，以常委會紀要為主。”他起身告辭，走到門口，轉身與侯衛東握手，道“衛東肩負著重任，責任重大啊。”

看著濟道林的背影消失在走道上，侯衛東重回辦公室，他拿了一張紙出來，用鋼筆在這張紙中間畫了一條線，將這張紙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寫下信息完全透明的好處與弊端，另一部分寫下信息不完全透明的好處與弊端。

最終，他還是堅定自己的想法。

在四點四十分，晏春平將防非辦寫的報送市委常委會的材料送了過來。這篇文章中規中距，也算不錯。侯衛東略作修改便算過關。

七點，市委常委會會場。

防治“非典”工作是第一項議程，這一項議程有兩方麵的內容，首先是由衛生局許慶蓉報告沙州市防治“非典”已經做了的各項工作，以及下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隨後由沙州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就《沙州市紀委、監察局關於嚴明紀律確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順利進行的緊急通知》向市委常委會作報告。

對於防非辦前期的工作，市委常委們給予了充分肯定，提出的幾個建議全部通過。但是對紀委的《緊急通知》，常委們有不同的意見，爭議最大的地方在信息披露方麵。部分常委支持“完全披露信息”，另一部分讚成“不完全披露信息”，爭議雙方都是為了防止社會恐慌，分歧在於具體的手段。代市長寧玥是完全披露派，副書記楊森林是不完全披露派，紀委書記濟道林原本讚同楊森林的意見，提前與侯衛東溝通以後，他的態度變得含糊起來。

侯衛東是列席人員，在沙州，所謂列席者，可以在被詢問時發言，但是沒有表決權。他是防非領導小組副組長、防非辦主任，掌握了最多的一手資料和豐富信息，由於不是常委，在實質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裡，失去了應有的話語權。隻能聽著乾瞪眼，將一肚子主意藏肚裡。

常委們討論以後，市委書記朱民生定下調子“既然大家對信息披露有爭議，省裡又沒有明確要求，我們不必太著急確定披露方式，當務之急是防非辦繼續做好工作，確保萬無一失。我強調兩點，第一，在《緊急通知》中暫時不提此事，信息披露改成信息報告的內容。對於下一步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方式由侯副市長提方案，侯副市長要盯著省防非辦，最簡單和最正確的方式就是他們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

侯衛東聽到朱民生給自己增加了責任，表麵上一本正經點頭，心裡暗道“我列席會議，沒有發言權，就是一個啞巴，隨便彆人如何安排。”轉念又安慰自己道“黨委和政府各自有職責，這是由體製所決定，我怎麼會有很憋屈的感覺，這種情緒不正常，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

朱民生顧盼自雄，他自然不會顧忌一位年輕副市長的想法，道“第二，我在這裡強調工作責任製，每位常委、副市長都有自己的工作範圍，同時部分領導還聯係了具體的地區，不管是自己工作職責範圍內還是聯係的具體地區，隻要出了事，擔負同樣責任。舉例來說，東城區若是有一起確診病例，但是沒有預防和控製好，東城區的東方勝和聯係東城區的常委，都要承擔相同責任。再比如，教育係統出了事，侯市長和當地地方領導都要承擔相同的責任。”

常委會決定的大事，由政府來執行，這是由體製所規定。侯衛東明白這個道理，也覺得無可厚非，可是離開會場後，總是感覺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塊小石頭壓著、堵著神經和血管，莫名其妙覺得不舒服。

平心而論，沙州市市委常委們多數還是挺尊重侯衛東的，在常委會前，濟道林副書記還特意來向他征求意見。可是，他作為政府副職隻能列席最高決策層的會議，在會上隻有旁聽權力和被動接受詢問。而最糾結之處是在研究防治“非典”問題上，他比任何有權發言的人都要了解“非典”是怎麼一回事，有一肚皮的意見，卻並不能進入最高的決策機構。

侯衛東曾經做過成津縣委書記，具有最終拍板權。此時成了副廳級，反而失去了拍板權，讓他頗不習慣。但是要具有更高的拍板權，上一級副職是必須經曆的過程。

“我今年33歲，一定要在35歲之前成為常委，在38歲之前成為正職，最差的表現應該在此屆結束成為副書記，否則我的年齡優勢將不複存在。”從會場出來，侯衛東對自己的人生再次進行五年規劃。

在嶺西，領導升職采取的是黨委和行政交錯上升的路徑。交錯升職有三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黨委和行政在體製上是分開的；第二個前提是黨政乾部實質上是一元的；第三個前提是黨委決策係統比政府執行係統在實際使用中要高半格。

具體來說，從鎮裡來說，鎮長乾得不錯再任黨委書記，鎮黨委書記要升官就可能當副縣長，副縣長乾得不錯就可以進常委，然後再升職當縣長，縣長乾得不錯才有可能當縣委書記。市、省一級的升官途徑基本如此。如此流動，使得政府係統乾部流動到黨委係統，即使是同級彆流動，也被認為是一種晉升。體製內如此安排升職是有道理的，乾部先在政府係統曆練，經受實踐鍛煉，而被實踐證明能力更強、素質更高、經驗更為豐富的乾部得以進入黨委係統，從而使得黨委係統成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並保證了黨委決策的相對全麵和正確。

自從當了成津縣委書記以來，侯衛東的政治理想就開始漸漸覺醒，他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胸中抱負，必須要在這個體製內有位置，否則說話等於放屁，更彆談實現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