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不太樂觀。”
馮嘯辰直言不諱地說道。
“從去年以來,關於放權的呼聲非常大。地方政府希望把國家直屬的企業下放到地方,由他們管理。一些大企業也有這樣的要求,覺得由國家直管不如交給地方管理,因為這樣他們就不需要承擔國家分派的任務,能夠做一些短平快的賺錢項目。學術界的情況就更是一邊倒了,支持放權的學者大約能占到七八成的樣子,有些學者甚至直接喊出了應當把所有企業都私有化的觀點。”
“亂彈琴!企業都私有化了,我們還能叫社會主義國家嗎?”羅翔飛怒道,“怎麼,這樣反動的觀點也能公開在會上提出來?會議主辦方難道一點政治覺悟都沒有嗎?”
馮嘯辰搖搖頭道:“羅主任,這個倒不必苛責了,學術研究應當是自由的,不能壓製不同的觀點,否則就變成一言堂了。”
“這怎麼能叫一言堂,最基本的原則總是要堅持的吧?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是絕對不能變的,不存在什麼自由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就必須是公有製的……嗯,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企業都必須是公有製,國家還是提倡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但像咱們重裝辦聯係的這些大型裝備製造企業,必須國有,這是不容置疑的。”羅翔飛說道。
馮嘯辰皺著眉頭道:“這就是我覺得形勢不樂觀的地方啊。我最近代替沈老師去參加了不少學術研討會,有一些會議的級彆還是挺高的,參會的有一些部委機關裡的乾部。持您這種觀點的人當然也有一些,但並不占上風。從實踐部門到理論界,占主流的觀點都是經濟自由化。我很擔心這樣一種思潮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聽馮嘯辰這樣說,羅翔飛的口氣一下子就軟了,他歎了口氣,說道:“我何嘗又不擔心呢?其實,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苗頭了。這一年多時間,咱們重裝辦的工作越來越不好做了,跨部門、跨地區的協調受到的掣肘非常嚴重,而我們能夠使用的手段也是越來越少了。國家這邊,對於重大裝備研製的決心似乎也有所鬆動。對了,你聽說了嗎,有一位學者最近提出了一個理論,叫作國際大協作理論,影響很大呢。”
“我當然聽說了。”馮嘯辰冷笑道,“在這幾次學術研討會上,國際大協作理論火得很呢,不但學術界支持,很多部委裡的乾部也給它站台,說這個理論對於指導部委的工作很有啟發。”
所謂國際大協作理論,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那就是把整個世界當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係,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秉賦條件,在這個體係中承擔一個環節的工作。比如說,歐美國家的技術水平高,就負責技術前沿的突破、重大技術裝備的製造;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勞動力豐富,就承擔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發達國家生產點襪子、褲子之類的輕工業產品;至於中東、非洲等國家,則作為原材料的提供國,賣賣石油、礦石啥的,也能過得舒舒服服的。
按照這個理論,中國根本就沒有必要花那麼多精力去搞什麼重大裝備研製,人家歐美和日本都已經把設備造好了,你拿錢買來用就行了,為什麼要自己搞一套呢?說穿了,不就是自力更生的舊思想在作祟嗎?總是擔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害怕參與國際大協作會吃虧。而這樣的思想,就是明顯的冷戰思維,是落後的、陳腐的……
時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美國迫切需要聯合中國來遏製蘇聯的擴張,中美兩國關係處於“蜜月期”,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歐洲和日本也同樣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許多中國官員都相信世界大同即將來臨,所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的說法已經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大協作這種觀點頗有市場。
其實又何止是中國,當時的蘇聯國內也有相當一批人信奉這種天下大同的觀點,以至於醞釀出了戈氏的新思維,這就是題外話了。
馮嘯辰是具有超前眼光的人,自然知道這種國際大協作的想法是何其幼稚。國家間怎麼可能會有永恒的友誼?主導這個世界的規則隻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處於產業鏈的底端,就相當於處於食物鏈的底端,隻能是被人魚肉的結果。在此前,他對國際大協作理論隻是抱以鄙夷的態度,現在聽到羅翔飛也提起這種觀點,他心念一動,試探著問道:“怎麼,領導同誌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嗎?”
羅翔飛搖了搖頭,臉上的表情有些苦澀。馮嘯辰知道羅翔飛這個搖頭的動作裡包含著好幾層意思,一是領導人尚未接受這樣的觀點,二是羅翔飛不敢保證領導人會不會接受這樣的觀點,第三則是表示出一種憂慮,甚至可能是失望。
“怎麼會這樣呢?”
馮嘯辰有些懵了。
他雖然是一名穿越者,但前世一直是做技術管理的工作,對於經濟學和經濟史了解不深。他知道80年代中期國內出現的這種國際大協作理論,但不記得國家決策層麵是否受到了這種理論的影響,以至於作出了相應的戰略選擇。在他印象中,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裝備製造業的確有過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有一些企業倒閉了,有一些企業轉產輕工業產品去了,還有一些企業則落入了外資的囊中。難道,這就是國際大協作理論的結果?
裝備製造業的徘徊不前,不能說沒有客觀的原因,但用後世的眼光來看,這就是一段彎路了。走彎路的結果就是浪費了時間,損失了機會,要彌補這段彎路帶來的影響,必然要付出血汗的代價。
既然自己來到了這個時空,是不是可以避免重走這段彎路呢?
“羅主任,您的觀點是什麼?”馮嘯辰問道。
羅翔飛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是堅決反對這種理論的。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裝備製造方麵絕對不能仰人鼻息,必須發展起自己的裝備製造業,這樣才能不受製於人。說什麼國際大協作,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50年代的時候,蘇聯老大哥就曾經提出來,說他們有原子彈,可以保護我們,我們不需要自己搞原子彈,但老一輩領導人堅決要搞。實踐表明,沒有屬於自己的國之利器,一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地位,就隻能永遠被彆人欺負。這樣的道理,我們在50年代就已經懂了,現在難道反而不懂了嗎?”
“可是,如果國家撤銷了重裝辦,怎麼辦?”馮嘯辰問道。
羅翔飛臉上露出一些決然之色,道:“隻要我們這些老同誌還在,就絕對不會讓重裝辦被撤銷掉。彆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妥協,但在重大裝備自主研發這個問題上,我們是絕對不會妥協的。”
“關鍵時候,還是需要你們這些老同誌當定海神針啊。”馮嘯辰感慨地說道。這個世界需要年輕人的闖勁,也需要老同誌的穩重。前世的俄羅斯就是因為讓一位年僅35歲的“大男孩”蓋達爾主持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結果被一幫美國經濟學家忽悠著來了一場“休克療法”,差點斷送了整個俄羅斯。
聽到馮嘯辰對自己的褒獎,羅翔飛並沒有得意的感覺。他說道:“現在的情況有點亂,國家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各個部門都不知道該如何做。商品經濟的提法,我是讚成的,放權才能夠搞活經濟,管得過多就沒有活力了。但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重大裝備該怎麼搞,這是一個新課題,需要我們大家去探索。對了,小馮,你現在可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了,在這方麵,你要多做一些貢獻啊。”
說到最後那句話的時候,羅翔飛的臉上有了一些笑意。
馮嘯辰道:“這也正是我要向您彙報的事情。我這次出去開會,接觸了幾家企業的領導,他們反映,現在重大裝備研發方麵的全國協作中斷了,原來各企業之間會有一些技術上的交流,而現在大家都敝帚自珍,把自己的技術藏著掖著,不肯拿出來和其他企業分享。還有產品訂貨方麵,很多企業寧可從國外引進設備,而不願意用國內企業的設備,結果咱們辛辛苦苦引進的技術,就沒有了用武之地。”
羅翔飛道:“說來真巧,我也正準備找你談一下這件事呢。你知道嗎,羅冶的王偉龍已經來京城好幾天了,沒準還去社科院找過你,不過你去外地開會了,他肯定找不到你。”
“怎麼,羅冶那邊出問題了?”馮嘯辰敏感地問道。
羅翔飛點點頭,道:“沒錯,而且就是你說的那種情況。前兩年咱們辛辛苦苦從海丁斯菲爾德引進了電動輪自卸車技術,你還專門去紅河渡幫他們推銷過。可現在國內的訂貨數量非常少,無法支撐起羅冶的生產,因為批量小,羅冶生產一輛就虧一輛。再這樣下去,羅冶隻能放棄這個產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