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電影大師安傑伊·瓦依達的作品《卡廷慘案》，給我的觸動點之一是：他們都有名字。“他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波蘭戰俘，在無理性、無秩序的戰爭狀態下，兩萬多名波蘭軍人，在卡廷森林遭到屠殺，但即便在那樣的狀況下，他們的名字還是留了下來。後人都知道他們是誰，有多少人，甚至有人冒著風險保留他們的檔案和遺物，使他們不至於湮沒和被遺忘。記住他們，知道他們姓甚名誰，是最好的紀念。因為，記憶，也需要命名，也需要語言文字為它們劃出邊界，像熊秉明先生所說，畫家給自己的畫作起個名字，其實是“像紮下一個木杆拴住一頭羊”。文字，是沒有邊界的時空裡的木杆，拴住記憶所針對的那些真實存在的往昔。“南京大屠殺”，對我們而言，曾經是沒有邊界的，曾經隻是一個模糊的“三十萬”，但我們終於開始讓他們的麵目清晰起來。在“南京大屠殺”史料的整理方麵：“第三批《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於2009年年底出版麵世，至此該史料集總卷數有望達八十卷、字數達四千萬，成為世界上最詳儘、最係統描述南京大屠殺的原始曆史資料。”其中，由學者用七年時間整理的八卷《遇難同胞名錄》在幾年前就已出版：“該名錄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檔案文獻、口述資料及群眾來函等為基礎，收錄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較為詳儘的個人信息，目前已收錄遇難者信息卡片14961張，除重複調查者外，本次史料集共收錄13000餘名遇難者的個人信息。”儘管與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6200萬份各類和大屠殺有關的文件、檔案，近27萬張照片，數千份錄像帶等影音資料”相比，與他們所提出的目標“直到每個遇難者都有名字”相比，我們做得還不夠。但《遇難同胞名錄》的出版，說明我們終究進了一步，我們開始嘗試，記住他們每一個人，使他們不至淪於湮沒和遺忘。不止戰爭，即便是災難中的遇難者們，我也想知道，他們都叫什麼名字，是叫“田五妹”，還是“張阿毛”？我想知道，他們都在什麼樣的年紀遇難，有沒有留下什麼話，有沒有親人在紀念他們。知道他們的名字，記住，並傳下去，是最好的紀念，是最好的緬懷。真的，時光在飛逝，記憶在逐漸模糊，幸存者已經瀕臨死亡，戰爭或者災難留下的廢墟被推倒建上了新的房屋。一次又一次的情景再現，讓痛感也變鈍了。何況，一直以來，個人體驗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細枝末節，常常被挾裹在“集體痛感”中下落不明。於是，戰爭和災難僅僅成為一個淒美的象征物，我們意識到了要“痛”，卻不知道該如何去“痛”。也許，“痛”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痛”落實在和我們一樣的一個個具體的人身上，記住他們的名字，並且傳下去。在沒有邊界的時空裡，給他們一個坐標。讓他們在我們的記憶裡，繼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