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起了一場政治風暴，惹起一陣大火，最後北宋也為之覆亡。風暴起於國家資本論者“拗相公”王安石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反對派都是仁宗學術自由氣氛下培養出來的政界領袖。我們必須了解此一政治鬥爭的本質，因為蘇東坡的一生都被黨爭所籠罩。民間有一本短篇《拗相公》，是中國留存至今最早的白話文學，也是中國的先鋒。這是最近發現的宋人白話集，由內容看來，王安石一死就被冠上這個綽號，在民間傳奇中家喻戶曉。政爭的悲劇起於一個不肯聽勸、不願認錯的大人物，朋友愈反對，王安石愈是決心施行他的政策。我們都知道堅毅是優良的美德，但是要看一個人決定做什麼事而定。也許王安石牢記小時候聽來的家訓，認為決心是成功之道，就把頑固當做美德了。王安石一生以“三不足”而聞名士林——“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這九_九_藏_書_網是蘇東坡給他加的標簽。“拗相公”受不了任何一方的反對，朋友或仇敵皆然。他能言善道，皇帝深信他可以建立強國，他便決心實現社會化政策。他必須平息一般的反對，尤其讓禦史不再說話，而禦史的任務便是批評朝政，代表“言路”。好政府“廣開言路”，壞政府相反，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理論。因此一討論新政，問題馬上轉到更基本的論點，就是批評與不同意的自由。這次鬥爭，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從此國內官吏就分為兩派，黨爭熱烈進行，直到宋朝滅亡為止。幾年後新法修訂或廢除，變法所造成的黨爭卻給國家帶來更嚴重的後果。這次朝廷的政治鬥爭重點便是“流俗”和“通變”之戰，這兩個名辭一再出現於當代文學中，王安石最愛用這幾個字。在他眼中，他不喜歡或者意見不合的人都是“流俗”，他和手下則是“通變”。宰相大人指責所有的禦史惡意阻撓新政，相反的，反對派說他“援引親黨，盤據要津。排擠異己，以固權寵”。劉摯則注明“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宰相開始整肅所有反對他的禦史，反對派指控他較重的罪名是他“欲鉗人口”，也就是壓抑政府的一切自由批評。中國朝廷向來沒有完整的政黨政治，嚴格劃分當權派和反對派的權利與責任。沒有計票、舉手、是非或任何確定多數意見的辦法。中國人開會隻是討論問題，然後同意某一決定。原則上和實際上政府也鼓勵人們批評朝政。反對黨可以推翻內閣，或者申請退休。劇烈的黨爭發生，照例把反對派遣出京師，派到外郡去任職。即使在仁宗和英宗時代，範仲淹和歐陽修等名臣也曾暫時丟官，後來再回來當權。就這樣一黨得勢，另一黨就離京。由於宋代奇特的官製，朝廷的爭吵不和更加嚴重，宋朝沒有明顯的宰相一職。內閣很象國會，由皇帝來平衡權力。政府設有複雜、沉重的連鎖部門，功能重複，最後的決定權總落在皇帝手中。社交上所謂的“宰相”全名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相可能有兩位。一般組織如下：財政機構完全分開，直接對皇帝負責。除了三省的禦史，還有獨立的禦史台，另外有各種機構供朝廷頒贈虛銜。“宰相”往往身兼中書和門下省的領袖。三省和樞密院的領袖構成知院，名叫“知政”。後來神宗驟然改革，想簡化官製，明定功能：門下省研討命令，中書省頒布，由尚書執行；但是混亂依舊，責任也無法集中。王安石起先隻是參知政事（副相）；但是他有神宗做後台，就越權實行他的計劃，擅自在家和呂惠卿、曾布等人決定一切，這是當著神宗和知政們爭吵的最好時機。重要問題有二，一是青苗貸款，一是禦史的言論自由。一邊是元老重臣，人數多得足以代表全體，一邊是神宗所支持的王安石，和一群新進小人，野心勃勃卻心懷不軌。為了便於參考，也為了不牽涉太多人名，我排出下列黨爭重要名表，讓大家看看力量的排列：王安石（拗相公）神宗（野心勃勃的皇帝）曾布（活躍的政客）呂惠卿（聲名狼藉，日後出賣王安石）李定（母喪不奔，日後彈劾蘇東坡）鄭綰（兩麵人，先後服侍惠卿和王安石）舒亶（與鄭綰一起彈劾蘇東坡）王雱（王安石之子）謝景溫（王安石的姻親）蔡卞（王安石的女婿）章惇（日後變成蘇東坡的仇人）呂嘉問（王安石手下的貿易獨裁者）司馬光（反對派之首，大史學家）韓琦（元老重臣）富弼（老臣）呂晦（第一個發動攻擊的人）曾公亮（脆弱人物）趙抃文彥博（老好人）張方平範鎮（元老重臣，蘇家“叔伯”輩好友。）歐陽修蘇東坡蘇子由（東坡之弟）範仲淹（偉人）孫覺（高俊易怒，東坡的密友）李常（矮壯，東坡的密友）劉恕（急性子，東坡的密友）呂公著（美髯公，曾和王安石為友）韓維（出自大戶韓家，曾是王安石的好友）王安禮（王安石之弟）王安國（王安石之弟）劉摯（獨立批評家，日後變成蘇東坡的敵人）蘇頌（熙寧三學士）宋敏求（熙寧三學士）李大臨（熙寧三學士）其他禦史鄭俠（擔大任的小臣，身為門吏，王安石因他而垮）懸殊的陣容不僅可悲也很可笑。看看這個名單，我們難免要奇怪王安石怎麼會把朋友都得罪一空，神宗又怎麼肯花那麼大的代價讓王安石當權，把反對派都撤職、罷官、議罪。最後神宗不得不罷黜王安石、呂惠卿、鄧綰等人。強國的美夢破碎了，他自甘統治庸才政府。如果說知人是神聖的基礎，那麼“神宗”的諡號真是名不副實。王安石從來不縱欲，也不貪汙，他的作風是迫不得己，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為實現激進的國營計劃，他知道自己有必要壓服一切反對。他等了那麼久，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他有一個美夢，他的一切都指向那個遙遠的目標，不求國家快樂、安詳、繁榮，卻希望國家富強有力，疆界向南北擴張。上蒼要宋朝擴展版圖，像漢唐一樣，而王安石就是命定的英雄。但是在未來史學家的眼中，沒有一位“大英雄”不顯得可悲——他陷入自己野心的牢籠，成為美夢的犧牲品，夢境增長擴大，然後就象泡影般破滅了。他看不起一切的“流俗”，不僅疏遠好官良相，也失去了韓維和呂公著兩位好友。我們記得，神宗還是太子時，韓維曾經使神宗的意誌和希望完全轉向王安石。王安石行新法，與這些朋友意見稍有不合，他立刻把他們逐出朝中。他孤獨絕望，就提拔不知名、不夠格的小人，他們懂得事事順從，利用他來達到自己的私欲。為了便於認識三位奸佞小人，我把李定、舒亶和鄧綰的名字譯成容易拚的英文。李定隱瞞母親的死訊，不願辭官，在儒家社會是大膽的冒犯。鄧綰曾說出一句名言“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而留傳千古。不過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是兩位多謀善辯的人物曾布和呂惠卿，後者尤其重要，他最後出賣了王安石，起而代之。八年新政垮台，可以用當代人的一句話來形容：“呂惠卿出賣王安石，王安石出賣皇帝，皇帝出賣人民。”惠卿卑鄙公布王安石的私人信函，離間他和皇帝的情感，王安石就垮台了，他晚年常一天寫“福建子”好幾次，以發泄心中的怒氣，呂惠卿就是福建人。新政廢除，蘇東坡在南京遇見王安石，責備他掀起戰禍，迫害學者，王安石說一切都是惠卿造成的。這個辯白不合理，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要嚴懲異端，而且京師監視禦史的活動是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到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期間建立的，當時惠卿正辭官服母喪。除此之外兩黨領導人王安石和司馬光政見不和，信念卻都很誠摯，私生活也無懈可擊。兩個人在金錢方麵都清白無瑕，也沒有敗德的惡名，而歐陽修至少曾和家人有過風流韻事。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吳氏替丈夫買了一個姨太太。那個女人出現在他麵前，王安石詫異地問她，“怎麼回事？”“夫人要我侍候你。”“你是誰？”王安石又問。她說：“我丈夫替軍隊負責載運米糧。船沉了，船貨全毀。我們賣掉一切財產，還賠不出來。所以我丈夫把我賣了，好填補空缺。”“你身價多少？”王安石說。“九百緡。”王安石把她丈夫找來，叫女人跟他回去，身價銀子也不必還了。司馬光也曾有類似的際遇，彆人私自替他找了一個姨太太。他年輕時擔任通判，太太沒有生兒子。太守夫人賜給他一名侍妾，司馬光置之不理。他太太以為自己礙事，就叫侍兒等她出門再盛裝夜入他的書齋。司馬光發現侍兒在他房裡，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進來？”就把她打發走了。兩個人都誌在實現政策，不關心私人的利益，王安石對金錢也不在乎。他擔任宰相，一拿到薪水就交給兄弟們去花。司馬光學問和品德都冠絕當代，從頭到尾為原則而爭。他和王安石代表相反的政策立場。套一句當代人的話：“王安石必行新政乃肯為相，司馬光必廢新政乃肯為樞密副使。”司馬光不僅和範仲淹同為宋代德高望重的兩大名臣，也是《資治通鑒》的作者。《通鑒》是一部重要的中國史鑒，寫到五代，全書兩百九十四卷，有三十卷來源和比較資料的附表（考異），此書不僅學識基礎豐富，眼光和文筆更屬上乘，成為日後中國史書寫作必須參照的北鬥星。初稿（長編）有成書的數倍。他按時撰寫；每天要抄滿一丈紙的資料，手稿據說堆滿兩大房間。這本巨作花了他二十五年的光陰。最先引起爭端的是農民貸款。經過製置三司條例司數月的斟酌，“青苗法”終於在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使者到各郡推行新計劃。不久就證明貸款無法依約由農民自願申請。於是使者麵臨兩大抉擇，一是回朝報告失敗，一是強迫貸款，向朝廷報功。政府寧願借錢給富人，比較有保障，但是富人並不缺錢。有些窮人需要錢用，但是政府必須擁有他們還債的保證。有些使者就設計出一套攤派貸款的製度，根據經濟能力由富人到最窮的農民為止。但是窮人太窮借不起，隻有富人能借錢，這是現代金融和財政的本質。為了確定債款能收回，政府就叫富鄰居替窮人擔保。有一位使者報告說，人民得到貸款，“歡呼感德”。另一位使者不願意逼迫人民，就帶回不同的報告。禦史彈劾成功的使臣，說他“抑配”貸款，顯然違背聖詔。王安石到禦史台對眾官說：“你們什麼意思？你們彈劾篤行新政的使者，卻不責備怠忽職守的人。”韓琦當時在大名府擔任河北安撫使，親眼看見青苗法施行的經過，曾上表給皇帝，描繪貸款發放的情景。他的表章和蘇軾激動的書表不同，深思熟慮、措詞恰當、實事求是，由一個曾位極人臣的故相寫來，分外有力。他說連最下層的貧民也被攤派固定的數額，富人則攤得更多。所謂農民貸款也硬攤給都市人、地主和新政有意排擠、壓製的“壟斷剝削者”；因此青苗法已失去原有的用意。人民借一塊錢，過幾個月就要還一塊三。不管政府如何否認是為利息而放債，人民絕不會相信。韓琦指出，禁止攤派、全憑自願根本是一句空話，因為富人不想借錢，窮人要借，卻沒有財產擔保；最後隻好叫保人還債。大使者一心要討好朝中的權貴，低層小官不敢說話，韓琦說，他身為朝中老臣，有義務把事實說給皇帝聽，他要求廢新法，召回稅吏，恢複以往的常平倉。“韓琦是忠臣，”皇帝和王安石討論他的表狀，“他身在外鄉，沒有忘記皇室。我以為貸款有利於人民，沒想到有這麼多害處。而且青苗法應限於農區，怎麼會在城中貸放呢？”王安石立刻答道：“有何不可。城市居民如果需要貸款，何不讓他們借呢？”於是韓琦和朝廷一來一回，互通了好幾封信，故相特彆指出，漢代國營論者壓榨人民的血汗，充實皇帝的軍庫，不能算是“富國”之道。王安石的地位動搖了，皇帝開始有廢“青苗”的念頭。王安石聽到消息，就托病告假。關於王安石的告假，司馬光曾說：“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大臣們討論此一情景，趙抃當時還擁護王安石，主張大家等王安石銷假再說。那天晚上閣員之一的曾公亮派兒子密告王安石，政局有變，勸他銷假回來。王安石得到密告，取消病假，再度上朝，終於讓皇帝相信反對派有心“阻撓新政聖恩”。皇帝不明實情，就派兩名宦官下鄉調查真相。宦官知道哪一邊才是靠山，回來說貸款受人民歡迎，“並無抑配”。老臣文彥博反對說：“陛下竟相信兩名宦官，不相信三朝良相韓琦？”但是皇帝信任自己的使臣，更決定行新法。少數不負責任、無知的報道家不明白自己說些什麼，卻往往影響事件的發展，左右國家的政策！如果閹宦有勇氣說實話，宋朝的路線也許就有不同的轉機。真相大白，那兩個閹宦的命運不得而知。他們說了皇帝愛聽的話。等時局更改，討論美妙的“土地改革家”不再時髦，他們就一句話也不敢說了。司馬光、範鎮和蘇東坡並肩作戰。司馬光曾對王安石印象不錯，也佩服皇帝的信心。皇帝和他談起王安石，他說：“大家說他虛偽，也許太過份了些。不過他不切實際，固執己見。”不過他在皇帝的史學課中曾和王安石的親信呂惠卿大吵一架，最後皇帝不得不開腔製止，要雙方安靜。因此王安石開始討厭司馬光，說他反對新政。王安石突然告假，皇帝想叫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拒絕，說他的官位不重要，重要的是陛下肯不肯廢除新法。司馬光九度上表，皇帝說：“我要你管樞密院，負責軍務。你為什麼一再推辭，專談這些與軍事無關的問題？”“我沒有接受樞密一職，”司馬光回答說，“我在門下省一日，就要提醒陛下這些事情。”王安石銷假回來，地位更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製誥。範鎮兩度拒發新派令，皇帝大怒，親手把詔令交給司馬光。範鎮堅辭“製誥”的工作，皇帝批準。王安石複位，韓琦也辭去河北安撫使的官職，留任大名知府。辭呈當然也照準了。蘇軾義憤填膺。他有許多話非說不可。他比彆人更直率。當時他隻有三十二歲，任職史館，位卑權小，又限於文學方麵。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和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他分彆上書給皇帝。這兩封信很長，內容完整有力，直說不諱。正如現代偶爾出現的好社論，立刻轟動全國。第一封信一開始就攻擊青苗法。他告訴皇帝，全國都起反感，勸他不要欺壓人民。他引孔子的話說：他一步一步提醒皇帝：蘇東坡警告說，皇帝若以為專權足以成事，那就大錯特錯了。許多大臣已被免職，甚至有恢複肉刑的說法。他繼續寫道：王安石清除台諫，這是震撼整個官場的大問題。從開始王安石就驚倒全朝，不是因為他劇烈廣泛的經濟計劃和政策；而是因為他擅自罷黜批評他們的禦史。批評朝政的權力麵臨一大挑戰。政府組織的基礎逐漸遭到破壞。他們觸動了團體政治最敏感的部位。群臣沮喪，朋友也開始離他而去。單單整肅諫官的問題就足以讓群臣反感，辭職求去。台諫是中國政府一個古老的組織，功能是代表公議，不斷檢討批評當權者。大家公認好政府統治之下，自由批評應該能隨時傳到皇帝耳中，適當反映公議。台諫的特殊地位造成極大的權威與責任，群起攻之，足以推翻一個政府。這可以算是改變政府人事和策略的非明文辦法，有點象現代的報章雜誌。不同的是中國古代諫官和反對黨的權力並沒有法律的保障，隻是公認“好”皇帝應該容忍批評；至於他在不在乎好名譽，就看皇帝自己了。如果他不守道德的限製，他可以下令貶降、懲處、折磨，甚至殺害諫官本人和全家。很多皇帝這麼做。諫官有責任告誡政府和皇帝，個人自由卻沒有合法的保障，處境可以說十分艱難。不過現代有些主筆對大眾身懷責任感，勇敢冒犯集權政府，不惜坐牢或犧牲生命，古代也有不少諫官甘冒受罰、挨打，甚至死亡的危險來執行他們對百姓的責任。東漢和明朝尤其是如此，有些諫官寫了告發奸相的表狀，明知必死無疑，往往先上吊，抗議書才送達朝廷。這些禦史有如戰場上的勇士，前仆後繼，死而後已。好皇帝珍惜名聲，不會輕易對付這些禦史，以便替自己爭取美譽和愛戴，但是壞政府一心隻想叫諫官閉嘴，正如現代獨裁者禁止新聞自由一般。王安石當政，許多元老重臣對他期望頗高。如今禦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開了第一炮，說他“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大吃一驚。兩個人一起去上皇帝的經史課，途中呂晦告訴司馬光他當天要做的事情，並把袖中的報表拿給他看。“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他頗受歡迎。”司馬光說。“你也這樣說！”呂晦大驚，回答道。呂晦被免職，整肅運動開始了。現在一個小火花在朝中點起了熊熊烈火。有一個女犯意圖殺夫，結果傷未死。她承認有心殺人，而眾官對刑罰意見紛紛。於是案子懸擱了一年多。司馬光想用一個方式定案，王安石又有另外的想法，堅持要執行。聖旨寫明如何處置，但是禦史劉恕要求重審。諫官往往如此做。這是第二名違犯王安石意旨的諫官，王安石就透過手下人彈劾他。於是戰局公開了。禦史台人心惶惶。問題是他們要自由執行任務，還是一個一個被免職。幾位禦史聯名彈劾王安石，要他下台。王安石大怒，準備把他們打入牢中。司馬光和範純仁堅決反對，結果六名禦史被貶到外郡去當酒監。範純仁大肆攻擊。他要求朝廷撤銷禦史免職的命令——結果自己也被免職。下一個倒黴的是東坡的弟弟子由，他一直反對青苗法和市易法。過了兩個月老相富弼辭職，臨行警告說，政治鬥爭總是好人輸，奸小一定會爬到高位。因為好人爭原則，壞人爭權利，最後雙方都各得其所，好人去職，壞人留下來。他預言這樣下去國家不久就會陷入紛亂。如今朝廷一片騷動。製置三司條例司於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成立，六月行市易法，九月行青苗法。幾個月之內輿論對新政由期望轉成懷疑，懷疑造成迷惑，迷惑又帶來憤怒與恐懼。事情迅速發生。熙寧三年（1070年）三、四月全麵整肅禦史。接著倒楣的是王安石的兩個朋友，他們曾經幫他得到權勢，他一切全靠他們支持。高俊、暴躁、健談的孫覺也是東坡終身的好友，王安石列舉公元前十二世紀周代曾借錢給人民，利息百分之二十五。他反對此說，王安石還想要他支持，剛好京師附近有人傳聞貸款“抑配”給農民，皇帝下令調查。王安石就派他出去。孫覺回來，老實報告有強攤的現象，王安石說他出賣朋友——於是孫覺被免職了。更重要的是“美髯公”呂公著的案件，他是宰相之子，學問淵博，卻不愛說話。早年王安石和呂公著同享科名，同被學人所推重。呂公著曾幫助王安石升遷，於是王安石派他擔任禦史中丞。現在呂公著上書給皇帝，使王安石很不舒服，信中說：“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親擬解職令，用字措辭正好表現出他多變的性格。王安石和他要好的時候，曾經對皇帝說：“呂公的才華足以擔任良相。”如今卻把呂公著比為堯舜時代的“四凶”之一。那個月王安石任命了兩個聲名狼藉的人物代替他所罷免的諫官，使以前崇拜他的人更加不齒，他派李定擔任全權禦史，台諫嘩然。李定沒有中過科舉，沒有必要的服務資曆，曾隱瞞母親的死訊，不服母喪。在中國人眼中，他情同野獸。王安石提升他，隻因為李定來自鄉野，曾說百姓“儘樂”青苗；王安石把他帶到皇帝麵前，親自報告。禦史們義憤填膺。同時王安石派姻親謝景溫擔任禦史。為了升遷，謝景溫曾把妹妹嫁給王安石的兄弟。三位監察禦史拒頒任命狀——三個人都被免職。其它禦史提出異義。張戩要求朝廷召回去職的禦史，罷免李定和支持王安石的惠卿。張戩到中書省遞表狀，發現王安石態度很奇怪。他聽了張戩的話，一言不發，用扇子遮臉大笑。張戩說，“我知道你笑我愚蠢。不過你該明白，國內笑你的人更多。”同時倒楣的重要人物是宋代理學名家，“二程”之長程顥。變法初期，程顥曾經和王安石密切合作。現在他也到中書省親自對王安石抗議此案。王安石剛讀完他的狀子，怒不可遏。理學家意味深長地說：“朋友，我們爭的不是私事或家務；是討論國家大事。我們能不能平心靜氣談一談？”以儒家的標準看來，王安石很丟臉也很慚愧。幾周內整肅禦史的工作完成了。連同去年被免職的禦史，去職的人達到十四個，十一位禦史台的人，三位是宮中的諫官。司馬光用肯定的語氣警告皇上，隻有王安石、曾布、呂惠卿擁護新法，整個朝廷都反對他們。“陛下要靠這三個人組織政府和國家？”韓琦與張方平二月去職；司馬光拒絕擔任樞密使，那個月就被貶官；範鎮已憤怒離京。九月裡原本猶疑不決、曾偏愛新政的趙忭決心辭職。他也指出“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幾個月之後，認命、沉著、曾把王安石得勢歸於“天意”的老臣曾公亮也提出辭呈，以老病為借口，其實是被批評者的炮火轟走的。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正式拜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居群臣之首，地位不可動搖。次年七月歐陽修辭去一切官職，閒居歸隱。現在蘇東坡寫了他那封著名的九千字“上皇帝書”，打算接受免職的命運。他和司馬光、範鎮曾並肩作戰，司馬光和範鎮都一怒而去了。範鎮後來和蘇東坡有親戚關係，曾在前兩位皇帝手下任職中書省。他外貌肥胖溫和，內心卻如鋼鐵。他臨走在辭呈中說：“陛下有納諫之賢，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皇帝上朝的時候把信拿給王安石看，王安石麵孔鐵青。站在附近的人說，大家都看到他手握狀紙，氣得發抖。熙寧三年（1070年）九月司馬光被派往陝西的偏郡去任職。他來不及推拒。他和王安石交換了三封誠摯而嚴苛的私函，終於完全翻臉。皇帝還希望他留在京師，他一再告訴百官，隻要司馬光在身邊，他就不會犯大錯。皇帝一再要他回京師，司馬光都拒絕了。他忠言已儘。如果皇帝不聽勸，硬要騎一匹倔騾子去找死，他也無能為力。他決心辭官歸隱，簡直壓不住滿腔怒氣。他上書給皇帝說：“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範鎮同，則乞依範鎮例致仕。或罪重於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從現在起到神宗的十六年間，司馬光一心閉門寫作，終於完成他幾年前已經動手的史學名著。後來神宗罷黜王安石，想叫司馬光回去任高官，他的回答仍是神宗肯不肯改變經濟政策？於是兩派政治思想屹立不屈，始終無法更改。但是哲宗初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身為宰相，臨死卻說：“王安石不是壞人。唯一的缺點就是固執。儘量諡給他一切高貴的榮銜吧。”蘇東坡的九千字“上皇帝書”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學，也顯出他個人的脾氣和文風，充滿機智、學問和大無畏的勇氣。義憤的爭論夾著冷靜、簡明的推理。有時候沮喪、嚴苛、挑剔、直爽無比；有時候卻徐徐辯論，引經（孔孟）據典，引史例來支持他的理論。內容巧妙、誠摯、有力，對世事滿懷激動和悲哀。一月裡他麵見皇上，皇上稱讚他的“議學校貢舉狀”，要他“拍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就直接遵守他的旨意。當時高官都已去職，時機對他不利，他最後一次奮不顧身勸皇帝改變意思。他知道自己若不遭大禍，也會被免職。在近代讀者眼中，最重要的兩大論點就是孟子所謂君權民授，容納異見和批評的問題。蘇東坡警告皇上，君主不是靠“神權”當道，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當心！但是君主若不許人自由發表意見，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蘇東坡接著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上不同意的原則，台諫製度就是此一原則具體的表現。蘇東坡認為，好政府要靠異議的健全作用來維持。民主就根據各黨異議的原則而存在。我相信蘇東坡若生在現代，一定反對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認為不民主。他知道盤古開天以來，沒有兩個人看法完全一樣，除了民主就是專製。我從來沒有發現一個反對民主的人在家、在國、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蘇東坡又說：我相信沒有人把台諫存在的理由和其中包含的原則說得比蘇東坡這封信更清楚。自由、無阻、無畏的台諫議論就代表自由的輿論：他比較今昔的輿論狀況：蘇東坡研究比較各朝的政府製度，闡明台諫存在的理由。此處他大展策士的鴻才，內容淵博，說理有力，見解深刻：蘇東坡勸皇帝不要用權勢逼人民屈服。他再度提到恢複肉刑的傳說。幾百年前，政府曾以各種肉刑來懲罰罪犯，包括墨、劓、荊、宮四刑。這些不合人道的刑罰在公元前二世紀就廢除了。宮刑則在公元六百年才廢止。多虧蘇東坡這兩封信，宋朝才沒有恢複酷刑。謠言一天天增加：蘇東坡指出，商業瘓癱，價格高升；近自京師四周的省份，遠到川蜀，謠言紛紛，民心沸騰。連山區也行酒禁。僧尼被捕，財產沒收，軍人和官吏的薪俸都減少了：他相信皇帝可以明顯看出國內的不和與鬥爭。他應該能由大臣的辭職看出公議的傾向。他一再提出反對新法的意見，然後回到本題，說皇帝行新政已失去民心，公議都反對他和現在的政府。這封信沒有回音。三月蘇東坡又寫了第三封信。此時皇帝曾下令禁止強攤貸款，但是不打算廢新政。蘇東坡引孟子的話說，這就象偷雞賊有心改過，卻打算每個月偷一隻雞。他自熙寧四年（1071年）一月開始擔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出了一道鄉試。題目是“論獨斷”（全文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王安石非常生氣，使情況更糟。蘇東坡立刻被免職。不出所料，皇帝有心善意接受他的勸告，奸佞小人卻可以找些莫須有的罪名來整他。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從謝景溫把法律的巨輪轉向蘇東坡。有人謠傳他護送父親靈柩回四川，曾濫用政府的衛兵，買家具、陶瓷，甚至販賣私鹽圖利。朝廷派官員到蘇家兄弟途經的省份，向船夫、軍人和儀官收集資料。蘇東坡也許真的買了不少家具、陶瓷，但是沒有非法的行為。差人回來說：沒有發現什麼，如果找得到，他們一定會帶回來才對。他寫信給當時住在四川的小舅子（王箴）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某為權幸所疾久矣。然捃摭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司馬光回洛陽老家之前，皇帝曾對他說：“我覺得蘇軾人品不好。也許你高估了他。”“陛下是指蘇軾的彈劾案？”司馬光答道。“我比較了解他。陛下知道謝景溫是安石的親戚，此案是王安石發動的。蘇軾並非十全十美，但是他比隱瞞母喪的禽獸李定可強多了。”根據作官的考績蘇東坡該任太守，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和謝景溫不讚成，要他擔任偏郡的判官；不過皇帝把他改派到麗都杭州去作通判。對禦史的控告蘇東坡連答辯書都懶得寫。他讓調查員去查個痛快，自己則帶著家眷到杭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