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海口見馬原。緣起是一個紀錄片項目。二十年前，馬原做過一個《中國作家夢》的記錄，采訪了一百一十個作家，內容有關他們那時候的生活和寫作狀態。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國版的《巴黎訪談》，那就錯了。在《中國作家夢》裡，作家們聊得最多的，不是“你覺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誰對語言的貢獻最大”，而更類似於“你覺得王朔和蘇童誰更有錢”。在當時的采訪裡，有幾個問題是被問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費是多少？”“你海外版稅能拿多少？”那時候的鐵凝，語氣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態：“我愛音樂，愛做菜，愛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寫的不能賺錢，我還可以開個飯館。”她當時是河北省作協主席。那時候的劉心武由於《班主任》《5·19長鏡頭》等一係列針砭時弊的，而成為時代最紅的作家，他已經在大談文學商業化的前景和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采訪過後的一年，他轉入紅學研究。那時候的餘華還住在宿舍，他一邊撓著腿一邊說：“我就想寫出霍桑的《紅字》那樣偉大的作品。”一年之後，《活著》出版了。回看過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對照。時代弄潮兒們也曾風生水起，堅守者們也曾守得雲開。今日的命運和當時的豪言遙遙呼應，中間隔著中國文學失落的二十年。失落的二十年，相對的當然是黃金的80年代。70年代，政治壓製的年代中，有知識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對鬆散的鄉村，貧瘠，思想卻自由，翻過幾座大山隻為了促膝短談。禁忌壓抑的70年代過去，在大環境的鼓勵和默許下，思潮反彈式地井噴而出，王蒙說那時候的作家“各領風騷三五天”。先鋒寫作興起，作家們自封東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時候更像是文學上的大躍進，作家們都是興奮而樂觀的，覺得照這樣下去，三五年之內就夠趕超英美。二十年後，馬原才承認，歐美文學發展了幾百年，中國白話文寫作才不到一百年，與自己師承的歐美大師“齊肩”，豈是我輩、我後輩、我後後輩能完成的？80年代的作家們是明星，他們既拿著體製內的工資，又有額外的稿費收入，周圍沒有什麼人下海致富，他們的生活相當優越。不僅如此，每當一部出版，就會像現在又出了一部宮鬥劇一樣引起社會範疇的反響與討論。作家走在街上，會被粉絲攔住，熱情地討論他的作品。伍迪·艾倫夢回的巴黎，在中國也曾出現過。然後是1989，80年代提早一年結束了。那一年的裡，我印象最深的是張承誌的《西省暗殺考》，小時候讀，覺得哪裡是書寫，簡直是一碗熱騰騰的剛歃了的血。馬原做采訪的時候，剛好處於“時間結束了”這個戛然而止的時候。他想做文學的斷代史，他意識到雖然這些作家還處於創作的盛年，但是有些東西改變了，永久地、不可逆轉地。文學的式微自此開始，雖然接受采訪的大部分作家對此還毫無察覺，可從他們反複詢問彼此的稿費和收入的焦慮，大概也能窺得端倪。我沒有想到的是，馬原會把這次采訪當做人生中的一次敗筆，這部花了兩年錄製的紀錄片不僅沒有賣出去，還讓他中斷寫作，一中斷就是二十年。那之後沉默的不止是一個兩個。魯迅講過最殘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後》，而是《在酒樓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也隻能是年輕，為了理想永遠熱淚盈眶不是作秀就是鄉願，熱血總會化為虛無啊。五四時候充當啟蒙者的進步青年呂緯甫，在墜入現實生活後變得頹唐失落。呂緯甫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馬原也飛回來了，他時隔二十年又寫了新。他如今患了絕症，在海口養病，房子正對著海。我去海口那幾日剛好下大雨，烏雲鋪天蓋地撲向海，隻間隔一條細細的白線，這樣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歲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運動員出身的修長四肢，眼如小鹿，抱著他們精靈可愛的兒子。這畫麵已經像是開篇。馬原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來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為隱居雲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響了作家的集結號，餘華等作家紛紛奔赴雲南探望。馬原有些欣慰地說：“當地的政府，對我們的態度很好。還是比較害怕我們這些作家的影響力。”我聽了，卻覺得非常非常難過。大概是因為剛剛追憶完黃金的80年代——雖然馬原也認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個村政府暴力後的安撫中便得到安慰。中國作家夢，從與歐美大師齊名的夢，變成了暢銷賺錢的夢，到最後，退守成了陶淵明的“田園夢”。——“田園夢”也不得啊，閻連科老師的房子亦被強拆。看他寫的《喪家犬的一年》，看他寫維持尊嚴的困難，寫怪誕悲慘的人生，不再能給他力量，而隻有無力和灰心。與強權對抗是死，不願與野蠻文明直視的自我放逐也不得。作家的責任是什麼？格雷厄姆·格林曾說，他不希望對社會上其他受害者負特殊責任。但是，他想作為一個作家，起碼有兩項義務：一是根據他自己的觀察來反映真實情況，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優惠。而現在，以上兩點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標杆和格外的勇氣才能做到。中國作家夢啊，到現在還沒醒，早就成了夢魘吧。閻連科老師前段時間發短信說：“已經在寫新長篇了，心也慢慢安靜下來了。”在夢魘中，恐怕也需要繼續寫作吧，因為那也需要有人記錄。附記：這篇文章是一篇日記，去海口采訪完馬原而作。再次見到馬原是一年半以後，在廣州某次作家活動的飯局上，同席的還有蘇童、麥家、翟永明、閻連科等中國作家。翟永明老了一些，大眼睛依然晶亮，拿著相機照這些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我悄悄問閻連科老師：“這像不像回到了八十年代的筆會？”如今的作家們，分享的是彼此的養生之道，以及收藏海南黃梨木的經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曾經抱怨過：“如今，在公共場合下，我扮演的角色是所謂的知名人物（那種沒人能一下子想得起來的知名人物），這類顯赫角色被人從哪個儲藏櫃裡找了出來，撣去灰塵，把他們拉到某個文化場合扯上幾句，然後再擱回。”當然，中國作家們並沒有停止寫作，每隔一兩年仍然會出版新作，捕捉“中國當今的現實”。社會的複雜和快速變化，為作家提供的是深埋在沼澤中的寶藏。不願花氣力的作家，獵奇表層的荒誕現實，得到“道德敗壞”“價值觀混亂”“信仰缺失”的簡單結論。願意深入生活的作家，才能尋找到深層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