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文學前輩的采訪，他說自己幾乎半年沒有寫作，“每天都在混過去，寫好的東西不想改，寫了一半的東西不想回頭看。突然寫作失去了一切意義。”寫作到底有什麼意義？算下來，我寫作竟然已經十七年了，其中最長的擱筆期，是高考前的三個月。其他日子裡，幾乎一日不寫作。每隔幾年，我都會帶著巨大的自我懷疑問自己：為什麼要寫作？童年時候，寫作是為了把自己和周圍人區彆開。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學，讀同樣的課本，有同樣的前途，我不願如此，寫作就成了改變自身命運的救命稻草。青春期，寫作是為了克服孤獨感。過於依賴自己的與眾不同、習慣旁觀的姿態，讓我對生活有種疏離的態度。從中學到大學，老師給我的評語永遠是：“無法融入集體。”越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些什麼來逃避孤立的痛苦，隻有寫作，能把寂寞變成一場理直氣壯。到如今，回答“為什麼寫作”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艱難。我發現，寫作並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生活是它最大的敵人，生活的富足或貧瘠，都會讓創作失去動力。生活過於平淡，讓人沒有寫作熱情；生活過於跌宕，則讓人無暇平靜地坐在書桌前。隻有讓生活服務於創作——而不是相反，才能讓人長期恪守寫作者的身份，一天天地寫下去。隨著越寫越多，寫作帶來的滿足感，變得越來越小。近幾年，我的興趣從文學擴大至社會層麵，大學四年，我幾乎完全停滯了的寫作，而轉向寫雜文。必須麵對的是，“文章救國”的時代早就過去了，抒寫社會現實，隻會讓人愈發無力，同時還要麵對讀者的挑剔：“寫這些我們已知的社會陰暗麵有什麼用？你應該多傳播一些正能量。”可是，拋開那些刻意尋來的心靈雞湯，生活本來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不久前，一個鄉親給我打來電話。他是我家鄉的一個文化商人，在我讀中學時請我吃過幾次飯，電話的一半時間用來誇張溢美我是家鄉幾十年出一個的才女，另一半時間用來講述自己如何為家鄉獻計獻策。時隔幾年，他再給我打電話，卻始終語焉不詳，支支吾吾，隻不停邀請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煩，幾次暗示自己沒有時間長談。他這才歎了口氣，說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誌，刨根挖底地發覺某位國家領導人的祖輩曾在我們這個小地方生活過，他向政府提議修建一座祠堂，以便這位國家領導人以後來此地祭祖。可以想象， 這是他作為師爺一生最得意的作品：終於成功地和權力最高層有了掛鉤和聯係。他順勢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醞釀多年的策劃——本市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政府點頭讚許，畫了一張大大的規劃藍圖，這裡一個標地，那裡一個園區。看圖，他傻眼了，自己一千兩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被畫進規劃範圍，要遭遇強拆，每平方米給八百塊錢的補償。電話裡，他苦笑，說：“拍馬屁把自己給搭進去了。”我聽得難過，並不幸災樂禍。嚴格意義上，他甚至不是一個為虎作倀的人，隻是一個一心想與權力產生某種聯係的普通人。人們總是愛說“江山不幸詩家幸”，因為詩家們可以激昂地對於大惡大善、大是大非指點江山，可與之相比，我更喜歡大時代裡小人物的苦澀故事，無常無望、無解無告。他們才是時代的組成部分。至於如何去寫， 所謂公共寫作，必然逃不開批判者的角色，我也寫過戰鬥檄文式的文章，滿紙憤怒，試圖做到“力透紙背”的效果。幾篇之後，我就放棄了，並不是出於膽怯，而是不習慣文章中自己那劍拔弩張的嘴臉。我信奉福樓拜的話：“我相信文學的藝術不會涉及個人的感情，我不想要愛，也不想要恨、憐憫或者憤怒，敘述的公眾無私，將因此等同於法律的莊嚴。”本書收錄的，是我近幾年摸索著寫出的散文。完成即告彆。出版的一刻，意味著我終於可以拋棄它。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完全克服對於寫作的厭倦的我，經常拿“識其時，行其運，知其命，守其位”這句話來激勵自己，珍惜尚能自由寫作的“時”，守著作為社會一分子的作家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