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開寶年後，東京每年由外部輸入的各類糧食物資，基本穩定在七百萬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動，變化也不大。早年的時候，劉皇帝深受缺糧之苦，因此養成了儲糧的習慣。
而在整個京畿地區，在那些分布於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倉庫，朝廷始終維持著約兩千萬石的糧食儲備。這個數量不算少，至少可滿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實上要更久。
按照當初劉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儲存至少十年國用，也一度按著這個目標在做，隻是後來發現，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來，同時，每年還從官倉中劃撥糧食投入市麵，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資源，即便糧價再高，都能夠隨時平抑調節，也是此前一直坐視糧價上漲的底氣所在。
從四月開始，僅在東京，朝廷分批次，先後往市麵上投放了兩百萬石米、粟、麥等糧食物資。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在東京士民頭上飄飛了數月的糧價頓時被打壓下來，如水銀瀉地一般，半個月內，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隻是，在朝廷有意的控製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顯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認為比較合適的糧價。對於絕大部分東京百姓而言，這仍舊是一個不低的價格，畢竟與最初相比，也漲了接近一倍，但與六十文一對比，似乎又不是那麼難以接受了。
但不論如何，在朝廷主動出手平抑後，東京民情民困，終是得到了緩解。大漢的百姓，不論市井百姓，還是鄉野小民，從來都是溫馴的，也容易期盼收割，隻要還能過得下去，就能得過且過，隻要不把他們逼到絕境，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在這場糧價瘋漲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兩京士民為代表的百姓，但對全天下的農民來說，卻不啻於一場福音，至少，在過去的半年時間中，同樣的糧食能夠換取更多的錢財。在這個前提下，他們的日子也確實能夠得到改善，填補稅收的糧食減少了，用於生計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這股風潮之中，攫取了絕大部分利益的，顯然不可能是農民，而是壓在他們頭上的貴族、官僚、商賈這樣的剝削階級。
至少，那些從事糧食貿易、運輸以及相關產業的商人，是飽食一頓，賺得盆滿缽滿。過去的二十年，大漢商貿日益發達，但商賈的地位，卻沒有本質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時不時地收割壓榨一波，也讓許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時，也不得不多添幾分小心。
當然，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聲名在外、腰纏萬貫大商賈，一般的小商小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論大小商賈，在有些行當，極其注意自己的商譽與行為。
尤其是糧食這種關乎國計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亂來的，畢竟，朝廷上上下下，盯著的人實在太多了，彆說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禦史找到機會都要進言，敲打一番。而大漢的糧商們，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稱嚴苛的懲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貪婪之心，僅在東京，過去因為哄抬民生物資被抓捕、抄家、處刑的商人就達數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寬乃至放縱的態度，幾乎是擺在明麵上的，一般人難以察覺，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豈能不曉。
雖然談不上“奉命漲價”，但東京的大小糧商們，可都趁著這個機會，大膽地漲價。否則，以東京市麵上正常的糧食物資供應，即便出現了戰爭與減產這樣的客觀因素，也不可能呈現飛漲的態勢。
一直以來，在朝廷的壓製下，低廉的糧價，讓諸多糧油商人獲取的利益並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糧商，也隻是靠著規模方能維持。
微薄的利潤，也曾一度讓大量糧商改行，二十年，鬥米五文的上漲，也是為了提升一下糧商們的積極性，方才采取的放寬。
而過去壓製得有多狠，釋放出來的時候就有多瘋狂，過去半年糧價的變動，已然證明了這一點。朝廷的有意放縱，再加上利益鏈條上的饕餮們瘋狂食利，共同催發了這一場“糧價闖關”。
當然，糧價隻是其中一方麵，伴隨著的，是各種生活物資的價格上漲，油鹽醬醋，都是這般。而與糧價的上浮相比，鹽價的表現，則要更為顯著。
到開寶二十二年四月，東京鹽價已然攀升至一鬥九十五文，而與糧價還有後續的平抑打壓不同，鹽價上升之後，似乎就沒有落下來的意思了。
在中唐時期，有天下財稅、鹽利其半的說法，而到如今，大漢朝廷才真正開始揮起鐮刀，無情地收割著鹽事帶來的利益。
迫於這些情況，京畿地區，也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一場搶購物資的狂潮，這固然在物資供應上帶來了巨大壓力，但同樣的，也讓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銅錢。
再多的喧鬨，終有平息的一日，隨著朝廷對各項生活必備物資的指導定價頒布，這樣一股漲價浪潮也終於退去之，其後，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劇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開始難熬了。
這一場“價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財政司的主導下進行的，劉皇帝雖然一直關注的，但始終沒有發表看法，一直持默認態度，從頭到尾都沒有插手，隻是任他們施為。
出現了問題，必需要尋求解決的辦法，而在解決舊弊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那也隻有留待以後，在一時的利弊上，總是選擇趨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這是劉皇帝向來提倡的。
如果說，過去大漢的繁榮是建立在龐大的農業體係上，朝廷通過對農民吸血，來維持開寶盛世的繁榮，那麼從此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矛頭將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賈、小士民及小手工業者，過去農民身上承擔的壓力，也將有一部分轉移到城鎮百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