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寇準一番談話後，經過兩日的思考、準備，在嘉慶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劉皇帝便下了一道明詔，針對當下的國情民事、社會治安，對全國上下進行一次“反腐掃黑”綜合整治行動。

對於此詔，初聽詔的大臣們，多少有些迷惑。這反腐倡廉，乃是吏治需要，屬於政治正確，也是劉皇帝向來強調的，沒有敢在這種事情上提出異議。

過去，劉皇帝時不時地便會整頓吏治，折騰官僚，這基本上周期性的，都快讓下邊的臣僚們摸出規律了。隻是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當初由盧案引發的官場大地震，西北四道丟官罷職者數不勝數，地方上的朝廷命官們，幾乎被殺了個人頭滾滾，這才多久，又要起大案了？

至於所謂的“掃黑”，治安清理，倒不常見，畢竟過去的二十多年，大漢整體還是比較安定祥和的。也就是黑汗使團案與榆林之亂，以得知的治安亂象，盛怒之下的劉皇帝下詔，對全國進行了一次治安清理，肅清那些為禍地方的土匪、盜賊、強盜，消滅那些不穩定因素。

這一波波政潮，可過去不遠，榆林之亂平定也才一年，上上下下，可都想著過一段安生日子，但劉皇帝此番詔命一下，又起波瀾了。

具體怎麼個“反腐掃黑”法，詔書中沒提，但所有人都知道，動靜不會小，一般而言，當劉皇帝做出那番鄭重其事的模樣時，其中便定然有事。而沒有經過大肆討論便做決定的事情，事態便更加嚴重，劉皇帝乾綱獨斷的事情，其意誌可少有人能動搖。

下朝之後，很多公卿大臣們，都是表情凝重，憂心忡忡。他們這些人，位高權重，身份尊貴，是統治階級最上層的肉食者，對他們而言，最想要的就是穩定安生，最不想看到變革與混亂，但偏偏遇到個不想讓他們安分的皇帝。

如今這個時期，對於劉皇帝的意誌，沒人敢反對，甚至提意見都不太敢了，地位越高、權力越重的人，越是如此，要是因為進言而觸怒了劉皇帝，丟了權勢官位，那就不值當。

或許劉皇帝自己都沒有發覺，近些年來，已經少有大臣，會主動上表，向他進諫規勸了，更多的，隻是一板一眼的政務性彙報，在他重拾朝政的這半年多以來，更是如此，一個個都保持著一絲不苟。真正敢進言的，都是那些位卑言輕的中下層官員，或者就是王禹偁這等過於耿直剛烈的官員。

此番麵對劉皇帝的突來明詔，這些靠近劉皇帝的中樞大臣，不約而同地打起精神，提高警惕，那股山雨欲來的氣勢，稍微有點政治嗅覺的人都感受到了。

因此，在悄無聲息間，一封封的書信，一道道示警與告誡，通過洛陽傳向天下諸道，意思大概相同，朝廷又要進行吏治整頓了，都小心些，收斂些，規矩些，屁股要擦乾淨，彆讓人抓住把柄

而接下來的動作，果然讓人感受到徹骨的寒意，劉皇帝下令，由皇城、武德二司，抽調精兵強將，來負責這次整治運動。

吏部、三法司這些相關律政、監督機構，全部被摒棄在外，這可引起了洛陽上下一片嘩然。過去的幾十年，劉皇帝不止一次在事實上，踐踏朝廷典章製度，破壞政治潛規則，但像此次這般，明火執仗、毫不掩飾，還是第一次。

即便是當初對西北官場的清理，雖由武德司牽頭當主力，但明麵上，也有三法司在背後支持輔助，武德司乾臟活累活，負責調查取證，抓捕送堂，刑部大理負責核議審判，不少司法官員也是深入地參與其中，不論如何，在明麵上朝廷司法權威是得到維護的。

但這一次，情況顯然不一樣了。不少大臣，都感受到劉皇帝此舉可能帶來的惡劣影響，但卻無人敢冒頭，即便是李昉、趙匡義這些宰輔大臣，哪怕心中憂慮不滿，也都保持著緘默不言。

當然，任何時候，都是不缺那些忠心耿耿、敢於犯顏進諫的忠臣，在這種時候，素來耿直的王禹偁又站出來，領著一乾言官禦史諫阻劉皇帝此舉，態度十分強硬，言辭格外激烈，直言劉皇帝以皇城、武德二爪牙肅清吏治，是壞法亂國之舉，是開一個惡端，不利於朝廷穩定，人心安定

翻來覆去，就是那番說辭，吏治之整頓，治安之肅清，自有有司作為，棄朝廷司法職能而用特務政治，名不正言不順，劍走偏鋒，傷人傷己，必然造成惡果。

不得不說，收到王禹偁諫章時，劉皇帝是分外惱怒的，多少年了，還從沒有哪個臣子，敢這麼指責他的用人為政。

即便劉皇帝知道，王禹偁所言，是出乎公心，但心中被撩撥起的那口惡氣，卻是怎麼也咽不下去。過去，劉皇帝欣賞王禹偁，對他多加包容，除了知道他性情如此之外，也因為他不畏強權，敢於為民請命，在王禹偁當都察禦史期間，可彈劾過不少勳貴、大臣。

王禹偁，也算是劉皇帝在朝廷內樹立嚴風正氣的一個典型，但這不畏強暴的對象變成劉皇帝自己時，那怒火是怎麼也壓不下了。甚至於，覺得王禹偁是恃寵生驕，賣直取忠，連李昉、趙匡義那些宰相都不敢貿然發話，一個小小的王禹偁算什麼東西，敢如此狂言放橫，簡直就是藐視君上。

劉皇帝心氣不順，念頭不通達，自然就要有人倒黴了，板子很快就落下來。殺頭當然不至於，劉皇帝雖然乖戾，卻也沒到胡亂殺人的地步。於是，王禹偁被貶為沙州知州，到西北吹沙子去。而與他一並上表進言的官員們，一個不剩，全部被打包貶到新規劃的高昌道與安西都督府去任職，也算是幫吏部完成了一些人事指標。

王禹偁在朝中地位不算高，即便在都察院內部，也隻是四五把手，但他與同僚們的下場，卻極具警示意義。有此為鑒，再無人敢就劉皇帝“壞法”之事進行勸諫了。

以劉皇帝表現出的強勢態度，要是宰相敢勸，他就敢再罷相，這一點，恐怕沒有人會懷疑。當滿朝寂然的時候，事情就好辦多了，即便有阻力也不怕，劉皇帝是從不怕砸碎規矩的，規矩若是難搞，他就搞人，誰冒頭就打擊誰，這是他權威所在，無人敢忤。

而皇城、武德二司的第一步動作，針對對象，恰恰是朝廷的司法監察係統，從刑部到大理寺，再到都察院，一名名官員被查處出違法亂紀的問題。

這些對大漢律法最熟悉，具備高度解釋權的官僚，由於多了一個知法犯法的罪過，在處罰上，往往罪加一等。罪行嚴重者，給國家、百姓造成嚴重損害者，直接判死，並且，都不需等到秋冬統一執刑，再像過往一般，找上一堆貴族官僚去觀斬。

劉皇帝也發現，次數多了，貴族與官僚們體內都注入了一些“抗體”，效果也不像當初那般顯著了。因此，勾判之後，即斬。當然，或許是劉皇帝自己也知道，要是再搞集體處刑，隻怕到時候洛陽市內的刑台位置都不夠

花費了一個多月，司法係統基本被清理一遍後，開始蔓延了。在劉皇帝的授意之下，“整治專署”從三法司吸收了大量熟諳律法、審判的行家裡手，擴大陣容，把獠牙利齒，轉向其他部司。

於是，一場自上而下，由裡及外，從中樞到地方的吏治澄清運動，正式開啟了。這一回，劉皇帝的殺性真的大，或者從一開始就打算通過嚴刑峻法，通過最直接的暴力手段，把大漢積攢了幾十年的弊症給治一治。很多過去或許隻是降職免官流放的罪責，在這一場整飭中，都可能丟了命。

造成的結果就是，從四月到五月的兩個月中，洛陽諸市，幾乎每一天都能看到官員被執刑殺頭，洛陽百姓，初時還是反響熱烈，吃瓜看戲，看到那些手握權力高高在上的貴族、官僚倒下，實在是舒服。然而，見多之後，就習以為常了，然後麻木，然後恐懼。

至於貴族與官僚們，那就不是恐懼就能形容的了，時刻被恐怖所包圍著，能夠問心無愧者，實在少數，誰也不知道，這場運動要持續到什麼時候，這場災難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

建國以來，真正人人自危的情況，在大漢朝廷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