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戰主和1894年即陰曆甲午年，在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帶有災難性的年頭。日本利用朝鮮問題，把缺乏警覺的李鴻章拖進預設的戰爭陷阱。甲午戰爭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時日本大體上確立了以軍事工業和輕工業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並完成了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計劃；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政潮迭起，局勢不穩。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和滿足地主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需要，伊藤博文內閣走上了發動侵華戰爭的道路。正當日本加緊準備侵華戰爭的時候，清朝統治層卻正在忙於內部權力之爭。1889年光緒年屆19，並已完婚，按照清朝慣例業經成人，慈禧覺得不便繼續“訓政”，隻得宣布“撤簾歸政”，由光緒“親政”。所謂“親政”和“訓政”的不同處，隻是光緒先看奏折，然後再請慈禧懿旨。由於慈禧肆意乾涉用人行政大權，與光緒接近的朝臣未免憤憤不平，光緒也不甘心於傀儡地位，於是在光緒周圍逐漸形成一個並無正式組織形式的小集團，與集合在慈禧周圍的龐大官僚集團隱然相對。時人稱前者為“帝黨”，後者為“後黨”。帝黨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江蘇常熟人。鹹豐狀元）。翁氏先後為同治、光緒師傅，曆任刑、工、戶部尚書和軍機大臣，是一個“尊王攘夷”論者。帝黨的主要成員是光緒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舊門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禮部侍郎誌銳、珍妃的師傅侍講學士文廷式，以及經筵講席官李文田、侍讀學士陸寶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鳴鑾，門生張謇，還有被稱為“後清流”的編修黃紹箕、丁立鈞、國子監祭酒盛顯、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黨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當權勢外，其餘無拳無勇，多是詞館清顯，台諫要角，議論風生，沒有實權。帝後兩黨都是封建統治集團，雙方矛盾的焦點是爭奪最高統治權。當然，帝後兩黨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麵也有革新與守舊、抗爭與妥協的差異。後黨以利祿籠絡李鴻章，企圖借助淮係集團的軍事、政治、經濟實力，鞏固既得權勢。李鴻章雖然讚許帝黨革新內政的主張，但是既不滿於帝黨在“抵禦外侮”中“一意主戰”的態度，又鑒於後黨掌握著清廷實權、主宰著自己宦海浮沉的現實，因而傾向後黨。帝黨因無軍隊作支柱，積極籠絡湘係集團，而劉坤一等湘係首領基於同淮係集團爭奪權勢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黨。1894年是慈禧六旬大壽之年。慈禧一心舉辦盛大慶典，借以滿足個人虛榮心和擴大後黨權勢。從年初開始。慈禧就指派首席軍機大臣世鐸等“總辦萬壽慶典”，廣征獻納，肆意揮霍，準備在生日那天，在頤和園接受百官朝賀，然後回宮。自頤和園到西華門，沿路搭建龍棚、龍樓、經棚、戲台、牌樓、亭座及點設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壯觀瞻”。她還“殊恩特沛”，用加官晉爵的辦法，籠絡親貴和文武大臣，封奕匡為慶親王，賜李鴻章三眼花翎，以下賞賜有加。慈禧的舉措，理所當然的引起帝黨的不滿。及至日本入侵朝鮮之後，帝後黨爭就因外交問題而日趨複雜和激化。1894年4月朝鮮爆發了東學黨領導的以“除暴安良”、“逐滅洋倭”為宗旨的農民起義，朝鮮封建統治岌岌可危。朝鮮政府一麵派兵鎮壓義軍，一麵向清政府求援。東學黨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政府認為這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絕好機會，於是決定出兵朝鮮，並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竭力慫恿清政府出兵朝鮮。身負軍事外交重任的李鴻章既擔心東學黨起義危及朝鮮封建統治和中朝宗藩關係，又害怕引起列強乾涉而不敢貿然派兵赴朝幫助朝鮮政府鎮壓東學黨起義。及至6月初，李鴻章聽信了袁世凱所謂日本“誌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一改往日的慎重態度，決意“遣兵代剿”。他令丁汝昌派海軍濟遠、揚威兩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調直隸提督葉誌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派淮練1500名分坐招商輪船赴朝，同時將出兵情況通知日本政府，並鄭重聲明，一旦朝鮮局勢安定，立即撤軍。李鴻章出兵朝鮮，得到光緒的認可。光緒指示李鴻章：此次朝鮮亂匪聚黨甚眾，中朝派兵助剿，地勢敵情，均非素習，必須謀出萬全，務操心勝之勢，不可意存輕視，稍涉疏虞。派出兵練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辦，如須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調，克九-九-藏-書-網期續發，以期一鼓蕩平，用慰綏靖藩服至意。這道諭旨不僅肯定了李鴻章“遣兵代剿”的決策，而且有意“厚集兵力”，以期早日撲滅東學黨起義烈火，維護朝鮮封建統治和中朝宗藩關係。光緒和李鴻章的“遣兵代剿”，既粗暴地乾涉了朝鮮的內政，又給日本挑動戰爭以口實。日本政府見其陰謀得逞，立即派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率領“護衛隊”800人直趨漢城。接著大隊日軍在大島義昌統率下，陸續擁到朝鮮。到 6 月 13日止，在仁川登陸的日軍已達8000人。日軍基於吞並朝鮮、侵略中國的需要。儘占險要之地，鐵艦扼守仁川，陸軍進占漢城。清政府出兵朝鮮“原為屬國定亂”，人數既少，又“專剿內地土匪”，並沒有進駐漢城和通商各口，致使中日抗爭之始，日本就“著著占先”，中國則“麵麵受製”。日本出兵朝鮮，引起清政府的強烈反響。李鴻章和總署采取同一步調，分彆與日本駐京公使和駐津領事反複交涉，強調中國按照保護屬邦舊例，派兵“戡定內亂”，日本不必特派重兵，更不宜進入朝鮮內地，以免彆滋事端。然而，日本斷然拒絕中國方麵的要求。清政府在阻止日本出兵朝鮮失敗以後，麵對中日兩國在朝鮮的軍事對峙局麵，為了避免發生軍事衝突，建議中日兩國軍隊同時撤出朝鮮。日本政府為了侵占朝鮮，破壞中日關係，向清政府提出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李鴻章經與總署磋商，電令駐日公使汪鳳藻批駁日本的無理要求。汪鳳藻建議采取交通辦法，“擬答四條：一，倭認韓為中屬；二，華允倭會剿；三，亂定照約撤兵；四，中倭皆不乾預韓政，惟勸韓自行清厘”。對於這種“以認屬替會剿”的方案，李鴻章複電拒絕。他認為日本絕不會承認朝鮮為中國屬國，“徒說無益”。東學黨之亂，即將平定，“實無庸多兵會剿”。在他看來，惟有勸導朝鮮“以後自行整頓內治，彼此皆不乾預，尚是正論”。6月21日汪鳳藻遵命照會日本政府。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向汪鳳藻表示：“設與貴政府所見相違，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②清政府為了促使日本自朝鮮撤軍，還從以下兩個方麵作了一些努力。李鴻章和總署認為，日本是以朝鮮“不辦賊”“借口助兵”的，要使日本撤軍，中朝就必須切實鎮壓東學黨起義。他們指示袁世凱“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韓剿匪”，並飭令葉誌超、聶士成“相機助剿”。在他們看來，隻要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5頁。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19—20頁。②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2頁。能將東學黨起義鎮壓下去，“俾外人共見，彼時約倭同撤，當較順手。”③這是由於他們輕信了日本關於“俟賊全平再撤”的謊言，尚未識破日本的侵略陰謀，因而作出此時日本“不敢遽謀吞韓”的錯誤判斷的結果。李鴻章和總署還天真地以為勸導朝鮮改革內政，是消除“倭釁”的“釜底抽薪”之計。他立即指示袁世凱：“無論倭肯撤兵與否，韓必自將內政整理，除貪、獎廉、恤民、察吏，庶旁人無可借口，務隨時切勸。”清政府處理朝鮮問題，主要著眼於反對日本侵略，維護中朝兩國主權，同時也有保持中朝宗藩關係的意圖。清政府為出兵朝鮮事給日本的照會中有“保護屬邦”字樣。日本政府一麵力圖在軍事上取得先發製人的優勢，一麵脅迫清政府修改照會中“屬邦”二字。李鴻章致電汪鳳藻說：“我朝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曆曆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固不問日之認否，礙難酌改。”②李鴻章將此意電告總署，得到總署的堅決支持。日本政府見此計不成，便打著“維護朝鮮獨立”的旗號，脅追朝鮮否認中朝宗藩關係。朝鮮政府內部親日勢力迅速抬頭。6月28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照會朝鮮政府，質問朝鮮“是否獨立自主的國家？”，限期答複。李鴻章聞訊後，指示袁世凱：日本脅迫朝鮮“不認華屬，斷不可從”，務必勸說朝鮮國王堅持定見，如果朝鮮國王屈服於日本的壓力，“竟認非華屬，擅立文據”，中國定將“興師問罪”。李鴻章的本意，是企圖“以此脅韓，勿令輕許。”③當時日本政府抓住這個曆史遺留下來的宗藩關係問題，竭力破壞中朝關係，挑動侵華戰爭。清政府本應順乎曆史潮流，主動廢止中朝宗藩關係，積極援助朝鮮獨立自強，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結成中朝兩國的反侵略聯盟。怎奈清朝封建統治者不識時務，抱殘守缺，以致失掉朝鮮的友誼，使日本得以售其奸。當時清朝統治層雖然都主張“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軍和保持中朝宗藩關係，但是在通過什麼途徑避免中日戰爭、爭取和平的問題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帝黨主張一麵備戰，一麵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製止日本的侵略；後黨和李鴻章則傾向於和商，“以夷製夷”，對備戰有一個從消極到積極的轉變過程。李鴻章雖然早在6月14日就宣稱入朝清軍“此時防日較重於防匪”，把防禦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對備戰卻采取消極態度，認為敵強我弱，“越國進剿，毫無把握”。慈禧擔心中日開戰延誤自己作壽和削弱後黨權勢，支持李鴻章的主張。6 月中旬，汪鳳藻、袁世凱皆請“厚集兵力”，遭到李鴻章的拒絕。6月22日總署電詢李鴻章：“倭如添兵不已，我應否多撥以助聲勢，望審籌酌辦。”②第二天，李鴻章複電說：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調，那將如何收場呢！“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③但是，光緒卻認為，“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爭辨，已屬無濟於事”。日本已派大軍進入漢城，倘若③ 《發北洋大臣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1頁。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5—26頁。②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10頁。③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8頁。 李鴻章：《複譯署》，《李鴻章全集》（二），電稿二，第1702頁。② 《發北洋大臣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0頁。③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1頁。對朝鮮“脅議已成，權歸於彼，再圖挽救， 更落後著。”他指示李鴻章就“如何及時措置”問題，“妥籌辦法，迅速具奏。”④6月30日李鴻章遵旨複奏，一麵表示日本遽以重兵脅韓，“倘至無可收場，必須預籌戰備”；一麵又說“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隻八艘，餘船儘供運練之用”，“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軍兵力不厚，“若令出境援朝擊倭，勢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為敵所乘，有妨大局。”⑤光緒看後，非常氣憤和不安，7月2日再次降旨，指示李鴻章對“外援內防，自宜先事豫籌”，並責問說：“究竟海軍所練之兵各有若乾？此外北洋分紮沿海防軍若乾？及直隸綠營兵丁可備戰守者若乾？”7月4 日李鴻章複奏說現有海陸軍“守”尚有餘而“攻”則不足，如若“出境援剿”，就必須“備餉征兵”。光緒無奈，便於7月11日決定給李鴻章拔款300萬兩，令其“將戰守一切事宜，隨時妥為籌備，以期緩急足恃。光緒指示李鴻章妥籌戰守事宜，李鴻章就提出如何處理在朝清軍問題。當時駐軍牙山的葉誌超向李鴻章提出派軍增援、撤軍回國、“守此不動”等上中下三策，請求裁奪。李鴻章斟酌再三，電告總署說：“鈞署現正與倭商，未便遵添大軍，致生疑沮，上策似須緩辦。其中策與袁道同見，前鈞電有或撤或移之說，鴻初慮示弱，惟所稱軍士露處受病實情，可否照辦請速核示。”②李鴻章雖因受張佩綸“先班師示弱以驕敵”思想影響而傾向中策，但卻不願明言，因而特地電請總署核示。過了兩天，光緒下諭，指出撤軍“殊屬非計”，而“大舉致討，即在指顧。著李鴻章休察情形，如牙山地勢不宜，即傳諭葉誌超，先擇進退兩便之地，扼要移紮， 以期迅赴戎機，毋致延誤。”③就在李鴻章有意撤回駐朝清軍的同時，禦史張仲炘上疏，抨擊李鴻章“觀望遷延”，九九藏書網請“一意決戰，以弭後患”。7月14日以後，中日關係急驟惡化，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日本駐華公使向總署呈送第二次絕交書，指責清政府要求日本撤軍是“有意滋事”，聲明“嗣後因此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④麵對如此嚴峻局勢，光緒和李鴻章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7月14 日光緒決意進兵，下諭說：日本以重兵脅製朝鮮， “和議恐不足恃，亟應速籌戰備，以杜狡謀。”“著李鴻章速為籌備，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進發。”“水路葉誌超一軍，兵力尚單，須有繼進之軍，以資接應。”光緒過去傾向於實力備戰以為和地，現在則轉而“一力主戰”了。。慈禧雖然不願開釁生事，但卻認定日本是個“小國”，堂堂中華豈能容忍“小國”淩辱，因而在一定時期“主戰”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時人說“西後藐日而輕戰”。與此同時，李鴻章由於日本的咄咄進逼和清廷的屢屢切責， 也開始從“重④ 《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5頁。⑤ 《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鴻章折》，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 《軍機處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等上諭》，《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18頁。②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20頁。③ 《軍機處電寄李鴻章瑜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27頁。④ 《日本使臣小林照會》，《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32頁。 《軍機處密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27—28頁。外交輕軍事”，轉而積極備戰了。7月16日他遵旨派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率軍入朝，進駐平壤。7月20日，又擬雇英商高升等船，運兵赴援葉誌超。除了作軍事上的準備外，李鴻章還企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以夷製夷”，“始則假俄人為鉗製，繼則恃英人為調停”②。他隻看到列強之間的爭奪，卻無視它們在對外擴張中的勾結，因而對列強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光緒雖然並非拒絕“以夷製夷”，但卻對英、俄調停懷有戒心。6月20日李鴻章電告總署，說已經向歐格訥、喀西尼提出請英、俄兩國勸告日本從朝鮮撤兵。因為“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夾攻，或易就範。”③正因為他發現日本“畏俄”甚於“忌英”，所以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國的調停上。他既給予俄國以調停的“優先權”，又承認”俄國具有與中日兩國共同解決朝鮮內部組織問題的權利。”俄國當時希望維持遠東現狀，並鑒於李鴻章給予自己“莫大利益”，因而決定調停中日爭端，以便從中漁利。6月25日李鴻章對總署說：俄皇已通過駐日俄使“勒令”日本政府“與中國商同撤兵，俟撤後再會議善後辦法。”如果日本拒絕遵辦，“電告俄廷，恐須用壓服之法。”李鴻章深信俄國將能“壓服”日本，軍機大臣們也“喜壓服說”②。其實，俄國並不願用強力乾涉朝鮮問題，擔心援助中國會把日本驅向英國懷抱。7月9 日喀西尼派人通知李鴻章：俄國隻能以友誼力勸日本撤兵，未便用武力強製，至於朝鮮內政應改革與否，俄國不便與聞。這使李鴻章深感失望。然而，7月22日俄國駐華使館參讚會見李鴻章時卻又聲稱：“看倭人現在情形，勸息勢須動兵”。李鴻章信以為真，說“貴國如派兵船，我海軍提督亦可派往會辦。”他電告總署：“似俄真動公憤，未必欲收漁人之利。”③但總署卻聲稱對俄國“不可倚以為助”。李鴻章在請求俄國調停的同時，還企圖利用英國同日、俄兩國的矛盾，爭取英國的支持。當時英國遠東政策主要著眼於防俄，力圖防止俄、日聯合。7月2 日李鴻章在會見英國駐天津領事時，乞求英國速派海軍司令帶領艦隊徑赴橫濱，與駐日英使同赴日本外交部，“責其以重兵壓韓無禮，擾亂東方商務，與英大有關係，勒令撤兵，再議善後。”他鼓動說：日本必定遵辦，而英國與中日兩國“交情尤顯”。“此好機會，勿任俄著先鞭。”④李鴻章的這種想法，歐格訥“似不以為可”，“未電本國”⑤，並遭到光緒的斥責：“李鴻章此議非但示弱於人，仍貽後患，殊屬非計，著毋庸議”⑥②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21頁。③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19、24頁。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19、24頁。② 《張侍郎來電》，《奪鴻章全集》（二），電稿二，第739頁。③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5，第10頁。④ ⑤《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30、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