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唐德宗帶著始終不能削平藩鎮的遺憾死去，太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唐順宗是唐德宗長子，於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以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後，當了二十六年太子，是唐朝皇帝中位居儲君時間最長的一位。他位居太子時，王叔文和王伾為東宮侍讀。這二人各有一技之長，王叔文棋術高明，王伾則擅長書法，時稱“二王”。二王常與太子李誦議論時政，很得他的信任。王叔文，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為人機智多謀，明治國之道，又胸有大誌，立誌“複興堯舜孔子之道，為民謀取安定”。王叔文下得一手好棋，時人認為這與他的胸懷謀略有關，文章大家柳宗元也稱讚他“堅明直亮，有文武謀略”。唐德宗聽說王叔文讀書明道，棋又下得好，遂命他到東宮侍奉太子李誦。王叔文“待詔禁中，一共十八年”，與李誦朝夕相處，一有機會，就與太子談天下大事，議論民間疾苦。在王叔文的影響下，太子李誦對民間疾苦多少有些了解，對種種時弊也很是不滿，頗有改革之誌。唐德宗晚年寵信宦官，以宦官充任宮市使，負責在長安城中為宮廷購辦日用貨物。宮市使下置有數百小宦官，專門到宮外采購宮裡需要的東西。這些太監見到老百姓在市上出賣貨物，隻要他們需要，就強行購買，隻付十分之一的價錢。後來，索性派了幾百個太監在街上瞭望，看中了什麼，搶了就走，叫作“白望”。這種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搶奪的行為使老百姓受害很大。大詩人白居易有首《賣炭翁》，就是專門揭露宮市黑暗。京師長安還建有“五坊”，專門替皇帝養雕、鶻、鷂、鷹、狗。在五坊當差的宦官叫作“五坊小兒”，這些人平時無事可做，就四處敲詐勒索錢財。他們將鳥網張在百姓家的門口或者井架上，百姓在家門口進出，或者到井裡去打水的時候，難免會碰到鳥網。五坊小兒就說是這家百姓嚇走了供奉皇帝的鳥雀，直到這家人出錢賠禮，他們才肯善罷甘休。五坊小兒常常在酒店裡大吃大喝，吃得醉醺醺的，臨走時，非但不付錢，還要留下一筐蛇，說這蛇是用來捉鳥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飼養。店家無奈，隻得賠錢賠禮，苦苦哀求，五坊小兒這才把蛇筐帶走。宮市和五坊小兒如此胡作非為，引發了民眾的普遍痛恨，長安百姓畏之如盜，遠近喧騰，商旅將絕。有些血性男子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時，奮起反抗，由此發生了不少流血衝突。有一次，有個農夫用毛驢馱著柴禾從皇宮外路過，宦官攔住他，聲稱宮市要買下他的柴禾。可笑的是，宦官不但不給農夫錢，還朝對方要跑腿錢。這農夫是個烈性子，大聲說：“我上有父母，下有兒女。全家人就等著柴禾換錢買米下鍋。你拿走了我的柴禾，卻不給錢，我全家隻有死路一條了。”於是站在大街上痛罵宦官。巡邏官吏將其逮捕後，將事情報告了唐德宗。唐德宗也覺得有些過分，下詔處置了那名宦官，同時補償了十匹絹給農夫。即便如此，宮市使的不法行為依然如故。諫臣、禦史紛紛上疏，請求唐德宗廢除宮市。然而，正是唐德宗創造了宮市，他如何肯輕易廢除？徐州刺史張建封上朝時，向唐德宗詳細地講述了宮市的弊端。唐德宗心有所動，同意考慮張建封的意見。然而，當唐德宗征求判度支（“度支”原為度入為出之意。魏晉南北朝時設“度支尚書”，掌管國家財政收支。隋代改為“民部尚書”。唐初避李世民諱改為“戶部尚書”。唐製，戶部度支案掌國家財政收支，郎中掌收入，員外郎掌支出，侍郎總管檢查。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始以他官判（以他官兼職，稱為判）度支。天寶以後，因軍事供應浩繁，多以戶部尚書、侍郎或他官兼領度支事務，稱度支使或判度支、知度支事。其權極重，為掌握財政實權的要職，和“鹽鐵使”“判戶部”或“戶部”尚書合稱“三司”。）蘇弁的意見時，蘇弁事先已被宦官收買，遂告訴唐德宗說：“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意思是說，京城裡有許多人遊手好閒、沒有謀生手段的人，需要仰仗宮市供給。唐德宗相信了蘇弁的話，以後再有大臣勸諫宮市，一概不聽。一次，太子李誦與侍讀們在東宮議論宮市。李誦一時激憤，怒氣衝衝地道：“我見了父皇，當極力勸諫這件事。”侍讀們眾口稱讚，都說太子賢明。隻有王叔文一人沉默不言，不表態。李誦對此感到很奇怪，等到眾人都退走後，特地叫王叔文留下，問道：“先生不是常談起宮市的壞處嗎？但剛才我們議論，先生卻一言不發，這是為什麼？”王叔文回答道：“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見解，哪敢不說出來？但本朝製度，太子職任，隻應當關心皇上的寢食安否，不準乾預宮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趁機挑撥離間，說殿下收攬人心，皇上懷疑起來，殿下要辯白也難了。”原來唐德宗猜忌心很強，又性情急躁，剛愎自用，即便對自己的親生兒子也不例外。貞元三年（787年）八月，郜國大長公主之獄發。郜國公主為唐肅宗之女，其與丈夫蕭升所生之女被聘為李誦太子妃。蕭升死後，郜國公主與彭州司馬李萬私通，還與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彆駕蕭鼎等一些官員暗中往來。有人向唐德宗告狀，稱郜國公主“淫亂”的同時，還行巫蠱之術。唐德宗大怒，幽禁郜國公主，杖殺李萬。郜國公主的五個親生兒子及李昪、蕭鼎相關之人均遭流放。就連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誦也因為正妃是郜國公主之女而被切責，李誦惶恐不安，主動提出與蕭妃離婚，蕭氏隨即被殺。這件事還沒有就此結束，唐德宗又萌生了廢太子李誦改立舒王李誼的念頭，幸好宰相李泌力保，李誦的太子位才得以保全。李誦聽了王叔文一番提點後，這才恍然大悟，感泣道：“不是先生提醒，我還想不到這一點。”自此，李誦對王叔文更加信任，東宮的一切事情，均與王叔文商議後才會裁量決定。王叔文深謀遠慮，他勸太子保持低調姿態，不要大張聲勢，但自己卻在朝中密結人才，為將來太子登基後作準備。翰林學士韋執誼是長安人，長安韋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稱，據曾出過十四位宰相。不過韋執誼的父親隻當過巴州刺史，不算顯達。韋執誼聰俊有才，能詩善文。《新唐書》中稱他“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逾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這段話有褒有貶，既誇獎韋執誼自小聰明過人，年紀輕輕就進士擢第，早入仕途，也暗諷他善於取巧媚上、討好逢迎而受到唐德宗的寵信。唐德宗愛好文學，經常與韋執誼歌詩唱和，讓他出入禁中，略備顧問，為朝野所矚目。一次，唐德宗過生日，太子李誦獻佛像賀壽，唐德宗命韋執誼為畫像寫讚文。讚文寫完後，唐德宗又命太子賜韋執誼縑帛（雙絲的細絹），表示謝意。韋執誼特地到東宮拜謝，李誦趁機對韋執誼說：“學士知道王叔文嗎？他是個偉才。”太子是未來的皇帝，能有機會巴結，當然要好好把握。韋執誼對李誦的暗示心領神會，開始與王叔文密切相交。除了韋執誼，王叔文還暗中結交了許多名士，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劉禹錫、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淩準、陳諫、程異等人。王叔文也將這些人秘密推薦給太子李誦，說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將才，將來都可大用。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出身於官宦世家，其祖先為匈奴族，七世祖隨魏孝文帝遷洛陽，改漢姓。貞元九年（793年），年僅二十歲的劉禹錫進士及第，後又參加博學宏辭科，榮得高第。他才華出眾，詩文辭章譽滿天下。先在淮南節度使杜佑（著名詩人杜牧祖父，巨著《通典》作者）處為掌書記，杜佑升任宰相後，將他也帶到京師。王叔文非常欣賞劉禹錫，常常讚譽他有宰相之器。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世稱柳河東。其人自幼聰慧超人，下筆撰文時思如泉湧，時人評價他的文章為“精裁密致，燦若珠貝”。他與劉禹錫是同科進士，也是至交好友，參加博學宏辭科以後，被授予校書郎，後經人引薦與王叔文相識，逐漸成為王叔文集團中的核心人物（劉禹錫和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後來《舊唐書》修撰者歐陽修否定劉、柳二人主張的“永貞革新”，卻不得不讚賞二人是文學上的“一代宏才”，蘇東坡也稱他們有“高才絕學”。）。除劉禹錫、柳宗元外，其他人也是一時名士。陸質，官左司郎中，曆信、台二州刺史。呂溫為湖南觀察使呂渭子，官左拾遺。李景儉，漢中王李璃之子，進士及第。韓曄，前宰相韓滉族子，有俊才，官尚書司封郎中。韓泰有籌劃，能決大事，官戶部郎中。淩準有史學，官浙東觀察判官。陳諫性警敏，一閱簿籍，終身不忘，官侍禦史。程異性廉約，精於吏職，善於理財，貞元末也官為監察禦史，累遷他官。王叔文處心積慮，招賢納士，終建立起了這一集團，因集於東宮，自然是以太子李誦為首。太子李誦最倚重的是東宮故人王叔文及王伾，王伾才乾不如王叔文，兼之相貌醜陋，隻會講他家鄉的吳語，不會說長安的官話，與他人溝通不易，故而王叔文成為這一集團的實際領袖。王叔文最看重劉禹錫和柳宗元，後來這一集團當政，推行永貞革新時，時人稱呼他們為“二王劉柳”。永貞革新失敗後，集團中有八人被貶為外州司馬，所以史書上又稱這一政治集團為“二王八司馬”。貞元十九年（803年），左補闕張正一上疏言事，得唐德宗召見。與張正一關係不錯的六七名官員，還聯袂去向張正一道賀。張正一為表謝意，專門設宴招待眾人。這時候，有人秘密向翰林學士韋執誼透露說：張正一上疏，是要論韋執誼與王叔文結為朋黨一事。韋執誼聞言大驚失色，急忙搶先入朝，向唐德宗告發張正一等人朋聚為黨，遊宴無度。唐德宗命人調查，發現張正一確實與數名官員公然聚宴，遂將當日參加了宴會的官員全部遠貶外官。這一事件，雖然是一場普普通通的政治鬥爭，但韋執誼之品行由此可略見一斑。他既是最先被王叔文看重選中的同盟，也大致可窺見王叔文之行事作風。這件事還充分說明，王叔文集團已在朝中形成了相當的勢力。幾乎可以說，已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這“東風”，自然就是太子李誦登上大寶之位。曆史的發展走向往往因為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改變，正當王叔文集團順利發展時，太子李誦忽然於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風，之後舌頭不聽使喚，說不出話來，等於成了啞巴。唐德宗又急又氣，又起了更換太子之意，隻因老皇帝年事已高，這件事才暫時延緩了下來。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皇室成員按照慣例入宮拜賀，隻缺太子李誦臥病未到。唐德宗涕泣悲歎，從此得病不起。不久後，唐德宗病逝。如前所言，唐德宗在位時寵信宦官，宦官手握神策軍禁軍兵權，已成不小勢力。宦官集團與東宮二王劉柳集團一向不合，他們心中也很明白，一旦太子李誦即位，王叔文集團得勢，局麵必將對宦官不利。因此，唐德宗歿後，宦官不召翰林待詔王伾、王叔文入宮，而是有意召了翰林學士鄭絪和衛次公。就在衛、鄭二人草寫遺詔時，有宦官突然道：“宮中正在議論，還未確定由誰繼位。”表麵看起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隱有改立新帝之意。在場諸人麵麵相覷，不敢輕易回答。衛次公與王叔文等人並無往來，猶豫良久後，終於還是仗理直言道：“太子雖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長子，內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繼承人。若是因為太子口不能言，實在不得已，也應當立太子的長子，否則，必定天下大亂。”太子李誦是唐德宗生前親立的儲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經有二十六年，突然改立，確實有違唐製。衛次公先開了口，鄭絪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陰謀才沒有得逞。而太子李誦臥病在床，得知人心憂疑後，立即扶病起身，穿上紫衣麻鞋，從容走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得以稍安。太子李誦在太極殿即皇帝位時，皇宮的衛士還驚疑不定。有人湊上前查看，發現真是太子後，這才說：“真太子也。”眾人喜極而泣。李誦這才順利當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見當時形勢微妙，人心惶惶。唐順宗帶病即位後，按理來說，王叔文等人終於可以大展宏圖了，誰也不曾想到，促使唐德宗急病而亡的唐順宗的失聲，也促使了永貞革新的短命。唐順宗即位後，王叔文大受重用，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翰林院在金鑾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詞掌誥敕，兼備待顧問，辯駁是非，典掌縑牘，受命得處理一切事務，一日萬機，權本極重——唐順宗此舉，實際上等於將朝廷決策大權交給了王叔文。王叔文之所以沒有拜相，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聲望不足以服眾，不便公開掌握朝政大權（彼時的大唐已無初唐之恢宏氣象，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時，力主任官以才，多有以琴棋書畫、卜祝庸保而躋身高位者，少有“不齒”之說。然中唐之後，風氣大變。如上麵提及的翰林學士衛次公，擅長彈琴。他任渭南縣尉時，京兆尹李齊運曾讓兒子跟其學琴，衛次公深以為恥，非但拒絕，自此終身不再彈琴，時人反而稱讚他“其節尚終完結”。）。他另外薦舉老資格的韋執誼為宰相，而他自己躲在幕後，“內讚畫謀”，指揮定奪。韋執誼也不負王叔文首引他為相的情誼，兩人一人在翰林決策，一人在中書承行，內外配合，開始推行著名的永貞革新，因台前幕後者為王、韋二人，曆史上又稱“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稱讚有宰相之器的劉禹錫卻沒有拜相。曆史人物當時的處境和心理，現在已經很難還原。但唐順宗即位後，“二王劉柳”集團處在中樞核心權力圈的始終隻有二王和韋執誼。就連王伾在唐順宗登基後，還依舊是翰林待詔的身份，沒有升遷。後來，王叔文為了掌控財政，領了一係列職位，王伾才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北宋王安石在《讀柳宗元傳》中感歎說：“我看八司馬，都是天下的奇材。”唯獨沒有提集團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伾。這從另一方麵說明，二王確實是才乾不夠，但八司馬中卻沒有一人進入中樞領導層，由此可以推斷，王叔文不推薦劉禹錫入相，不推薦八司馬入中樞，多少有點私心。他在東宮十八年，看多了官場的爾虞我詐和宮廷權術，絕對是要為他自己考慮的。他有改革的宏願，卻不願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其中的種種微妙之處，絕非一言一語所能說清。曆史上許多胸懷大誌、渴望建功立業的人物，都有這樣微妙的心思。一開始，王叔文充分發揮了他堅決果斷、注重效率的辦事才乾，革除了宮市、五坊小兒等虐政、弊政，史稱“市裡歡呼”“人情大悅”。這些改革內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使永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間輿論的支持。在此基礎上，王叔文與革新集團謀議後，繼續將革新推向深入。首先是集中財權。王叔文認為錢糧是國家最大的根本，隻要掌握了財政及鹽鐵利權，就可以製約藩鎮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為此，王叔文提升浙西觀察使李鏑為鎮海節度使，解除了李鏑兼領的鹽鐵轉運使，表麵是升職，其實是削奪李鏑的利權；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為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這實際上是把鹽鐵利權收歸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兩天之後，王叔文自任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杜佑雖領使名，但鹽鐵大權由王叔文一人專掌。其次是要裁抑藩鎮。自安史之亂後，藩鎮勢力割據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裡，氣焰十分囂張。劍南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韋皋曾派他的部屬劉辟來見王叔文，要求兼領三川（劍南東西兩川和山南西道合稱三川）節度使，還威脅說，如果不答應，就要給王叔文顏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當場予以拒絕，還準備殺掉劉辟，以警示韋皋。因為韋執誼的竭力反對，這才沒有動手，但劉辟卻嚇得屁滾尿流而逃。韋皋由此也懷恨在心，暗中招兵買馬，心懷異誌，企圖用武力奪取三川。中央朝廷和地方節度使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一斑。最後是要奪取宦官兵權，這是打擊和鏟除宦官勢力的重要部署。宦官集團是永貞革新的主要目標，也是永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還是不少藩鎮的後台。宦官之所以權勢顯赫，除了掌握著十五萬神策軍禁軍統率權外，還在各地藩鎮出任監軍，有監軍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掌握著地方兵權。因此，能否戰勝宦官集團是永貞革新的成敗關鍵，而能否剝奪宦官的兵權，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對此，王叔文先任命右金吾大將軍範希朝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權。但任命是一回事，實際執行起來又是一回事。那些神策軍將領大都是宦官的親信。範希朝去接管人馬的時候，軍中將領根本不理睬他，範希朝隻好空手回來了。這是前朝製度使然，王叔文對此也無可奈何，他事先沒有計劃周詳，倉促行事，是以從一開始就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後更是舉步維艱。他有開拓的勇氣和決心，卻沒有與之匹配的才乾和名望，這也是他為什麼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須與韋執誼合作的根本原因。王叔文謀奪宦官兵權的計劃輕而易舉地失敗了，這一失敗，給永貞革新留下了後患。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革新派內部開始了分化。唐順宗登基之初，革新派集團內部日夜群聚，關係融洽無間。王叔文作為革新派的核心和實際領袖，很尊重眾人的意見，經常引劉禹錫、柳宗元、呂溫等人入翰林院，共同謀議，言無不從。王叔文與韋執誼也能友善相處，常趁午間到中書省，與韋執誼共進午餐，一起計議政事。唐宰相實行會食製度。某日，眾宰相圍坐在中書巨床會食，王叔文來找韋執誼。唐朝宰相地位尊貴，“宰相會食，百官無敢請見者”（宰相會食有一定的禮儀，須得全部宰相到齊方得開始，不得無故缺席。宰相會食時，百官不得謁見。），但韋執誼聽見王叔文來了，急忙起身迎出。其他三位宰相——鄭珣瑜、杜佑、高郢（唐代會食飲酒時，酒裝在樽等器皿中，由一人用樽杓為大家挹酒。高郢以善用樽杓而聞名，常常不顧宰相之尊，親自為大家酌酒，“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於是停下筷子，打算等韋執誼回來再一起吃。不一會兒，小吏來報說：“韋相公和王叔文已經一起吃飯了。”王叔文隻是翰林學士，卻與宰相韋執誼同食於中書，且視其他幾位宰相為無物，三位宰相感覺被怠慢了。鄭珣瑜尤其傷心，歎道：“吾可複居此乎！”便起身回家，在家裡七天不出來視事，由是罷相。王叔文與韋執誼之間的友誼並沒有持續太久，二人逐漸意見不合，裂痕越來越大。當時，高郢、杜佑等人都位居宰相，堅決反對革新。有人退職，有人罷工，由此來表示與王叔文集團的不合作。而韋執誼剛好處在兩派的中間，倍受壓力，本來就不堅定的他便開始首鼠兩端起來。而朝中更是有流言紛紛，說他韋執誼沒什麼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當上宰相。雖然事實確實如此，韋執誼卻感到臉上無光，從此在許多公開場合開始故意與王叔文唱反調，以示他與王叔文有矛盾。這時候，禦史竇群上奏，攻擊劉禹錫挾邪亂政，不應在朝。尤其令人震驚的是，竇群不顧體麵，上門找到王叔文，惡言相向，公開威脅，讓他要考慮日後的下場。因為影響極為惡劣，王叔文等人商議，決定罷去竇群官職。隻有韋執誼說竇群有倔強正直之名，極力阻止。宣歙巡官羊士諤公然反對王叔文，攻擊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詔斬羊士諤的頭。韋執誼以為不可。王叔文改為杖殺，韋執誼仍以為不可，不予承辦。最後，王叔文隻好再改為貶黜羊士諤官職。若是真的不同政見倒也罷了，韋執誼表麵反對王叔文的決定，暗中又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釋，說這是委曲求全，幫助革新成功。這說明他時時標奇立異，隻是故意為之。王叔文大怒，對其低劣人品深惡痛絕。從此，二人開始結仇，勢同水火，就連奉命往來兩人門下的官吏都十分害怕，生怕一個不小心受到遷怒，惹上殺身之禍。在此局麵下，反對革新的敵對勢力乘隙而入。當時，唐順宗病情加重，無法出聲，不能與大臣奏對，隻能偶爾由人扶著上殿，成了僅供群臣瞻望的擺設。朝廷內外對此非常擔心，均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宦官不僅掌握著禁兵，而且控製了宮廷內外，大宦官俱文珍、劉光琦也希冀能扶新君上位，好立下定鼎之功，於是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宮，起草立太子冊文，正式立唐順宗長子李純為太子。王叔文猜到時局的發展將對自己不利，但卻無可奈何，無應對良策，總是吟誦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表示憂憤之心，因感慨而歔欷泣下。但由於其聲名不佳，他這番做作言行，“人皆竊笑之”。就在正式冊立太子的當天，反對派太常卿杜黃裳（韋執誼嶽丈）訓勸韋執誼，要他率領文武百官奏請由太子李純監國，其實就是要逼迫唐順宗退位交權。當時韋執誼與王叔文的關係還未惡化，韋執誼沒有同意。不久，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見朝政混亂，便以唐順宗有病為名，上表請太子李純監國。緊接著，荊南（今湖北江陵）節度使裴鈞、河東（今山西太原南）節度使嚴綬也上了同樣的奏表，頻頻向唐順宗施加壓力。這些人都是割據一方的實權人物，手握重兵，唐中央朝廷平時也不敢輕易得罪他們。與此同時，宦官用唐順宗的名義，下製書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學士的職務。王叔文一見製書，就知是陰謀，大為吃驚，說：“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帶此職，如何進去！”他雖覺大勢將去，前途岌岌可危，但仍不願意就此罷手，托王伾再三疏請，最後才爭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議事，不過翰林學士之職卻永遠失去了。湊巧的是，王叔文母親突然病死。古時遭父母之喪，稱為“丁憂”。按照慣例，在朝為官者，逢丁憂要去職回鄉，為父母守墓儘孝。至此，王叔文離開核心權力中心已經不可避免，大局已定。王叔文心力交瘁，但他卻還是不肯輕易放棄權位，希望做最後努力。他在翰林院設下盛宴，請諸學士及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共飲。席上，他大聲道：“我近年儘心竭力，不避危難，興利除害，都是為了國家。一旦離去職位，各種誹謗一定會交錯而來，到那時誰肯說一句公正話？”眾人默然不應。話不投機，酒過數巡，不歡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憂去職。王叔文一旦去職，革新派就失了核心，韋執誼更是公開與王叔文集團分裂。此時，隻剩下王伾一個人在翰林院中，然其要見到唐順宗也相當困難。他還在儘最後的努力，試著通過宦官上疏給唐順宗，但始終沒有結果。因為宦官掌控著皇宮的出入，加上握有禁兵的兵權，實際上完全掌控了皇帝。皇宮出入權與禁兵兵權，都是重中之重。不久，王伾意外中風，失去了行為能力，於是宦官勢力開始全麵反撲。俱文珍等大宦官不斷逼迫唐順宗交權，讓太子監國。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九日，唐順宗被迫把軍國政事全部轉交給太子李純治理。但即使這樣，俱文珍等還不滿足。八月初四，唐順宗又被迫下詔禪讓皇帝位給太子，自稱太上皇。八月初五，唐順宗徙居興慶宮，改元永貞。至此，唐順宗正式結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僅僅八個月，成為唐朝曆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還沒等太子李純正式即位，宦官勢力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對革新派進行全麵清算。八月初六，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八月初九，太子李純在宣政殿即位，是為唐憲宗。接著一貶再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陳諫為台州司馬，淩準為連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是為“八司馬”。八司馬貶所都在邊遠之地。陸質先已病死，李景儉守喪在家，呂溫出使吐蕃未還，未及於貶。王伾因為早已經有病在身，不久就死在貶所。王叔文等人當政僅一百四十六天，永貞革新在激烈的鬥爭中徹底失敗，革新派以淒涼的結局收場。總的來說，公元805年是個極不平靜的年頭。唐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崩，唐順宗即位，至同年八月初四唐順宗退位，唐憲宗嗣位，皆用貞元年號，未改元。八月初五，唐順宗始以太上皇“誥”改稱永貞元年。所以，這一年有三個現任皇帝，兩個年號。好不容易過了年，永貞革新的餘溫尚未完全冷卻。正月初一，憲宗改元元和。正月十九日，唐順宗在孤寂中病死於興慶宮，年僅四十六歲。關於順宗的死因，時人頗覺可疑。正月十八日，唐順宗死前一天，唐憲宗突然莫名其妙地下了一道製書，宣稱太上皇“舊恙愆和”，意思是說舊病沒有治愈，而唐憲宗自己要“親侍藥膳”，所以暫時不聽政，結果第二天，唐順宗就被宣布死於興慶宮。因此有人認為唐順宗其實早就死了，唐憲宗先下製書，就是要掩蓋真相，但卻不料起到了欲蓋彌彰的相反效果。不久後，唐憲宗賜王叔文死。一個曾經胸懷扭轉乾坤大誌、有心力挽狂瀾的人物，默默地被處死在長江邊上的渝州（今四川重慶），時年五十四歲。柳宗元、劉禹錫等雖然被貶出京城，但對於失敗卻是很不甘心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詔回京。次年三月，劉禹錫寫了《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詩中表達出他雖被貶斥而終不屈服，蔑視權貴而抗輕祿位的品格，結果因此而得罪朝中新貴顯臣（主要是宰相武元衡）。他與柳宗元二月到長安，三月便宣布改貶。柳宗元改貶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劉禹錫為播州刺史。雖然由司馬升為刺史，但所貶之地比原來更僻遠、更艱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還要艱苦，而劉禹錫還有八十多歲的老母隨身奉養，便幾次上書給朝廷，要求與劉禹錫互換。後來因有人幫忙，劉禹錫改貶連州刺史，柳宗元這才動身向柳州。在患難之中，兩位大文學家表現出難能可貴的友情。劉禹錫後來又擔任過夔州刺史、和州刺史。這些地方都相當偏遠，在當時屬於蠻俗之地。正是在此期間，劉禹錫“依騷人之旨，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其中就有著名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情）卻有晴（情）”。後來，劉禹錫重新被召回，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長安，就寫了《再遊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誌。白居易曾讚劉禹錫為“詩豪”，評論道：“彭城劉夢得（劉禹錫的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