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娜的父親臨死的時候,我向他保證會照顧他的女兒。我倆是二十年的老夥計了。我和老伴沒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兒交給我。貝娜小的時候,要照顧她不是啥難事。女孩子長大了,麻煩也就來了。倒不是因為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個子矮,長得不漂亮,沒有哪個小夥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歲了還沒有男朋友,我就開始著急了。可我到哪兒去給她找個丈夫呢?這丫頭靦腆又不愛說話,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個男人。我發愁她會成為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後來,誰也沒有想到黃保文居然會向貝娜求婚。我實在整不明白,他倆之間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難道會是真心誠意的?我擔心他是在耍弄貝娜,因此堅持對他說,如果他真的想娶貝娜,那就趕緊訂婚。那天他來我們家,提著兩隻老母雞、四條人參煙、兩瓶“五糧液”和一個長茶葉筒,裡麵裝著烏龍茶。我對他表現出的誠意還滿意,對他帶來的禮物卻不以為然。兩個月後他們結了婚。廠裡的同事們恭喜我之後還不忘加一句:“老程,這可夠快的啊。”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對我們縫紉機廠的許多年輕女工來說,黃保文娶了貝娜簡直就是扇了她們一個耳光。你聽聽吧,什麼“肥母雞攀上了金孔雀”,什麼“蠢丫頭揀了塊金元寶”啦,說啥話的都有。在咱廠沒結婚的小夥兒裡頭,保文的相貌是數一數二的,這個不假。誰也不會想到又矮又胖的貝娜竟會贏得他的心。更讓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僅脾氣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學生呢。他不抽煙,不喝酒,也不耍錢,而且舉止得體,見人經常有禮貌地微笑,露出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他在某些方麵像個女人,五官精致,皮膚白淨,說話細聲細氣。他甚至會打毛線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負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會武功的人。在廠裡每年舉辦的運動會上,他曾經連續三次贏得武術冠軍,尤其擅長劍術和散打。他上小學的時候,常有大孩子欺負他,保文的繼父就把他送進他們家鄉的武術學校習武。一年以後,沒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時候,我忍不住會琢磨為啥保文看上了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難道他真的喜歡她那張像河豚似的圓臉?我和老伴隻是把疑問埋在心底,從來沒有對這場婚事說過一句不好聽的話。我們其實是擔心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隻要我聽說誰家在鬨離婚,心裡就一陣發慌。我在廠保衛科當科長,手裡大小也有點權力,多少可以幫助一下這小兩口。婚禮後不久,我就給他們搞了一套嶄新的兩室一廳公寓房。這下可把那些排隊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並不在乎他們跳腳罵娘,我要儘一切能力使貝娜的婚姻美滿,因為我相信:新婚夫婦隻要能熬過頭兩年,就能天長地久—一旦保文當了父親,想離婚也沒那麼容易了。但是,他們結婚都八個月了,貝娜還是沒有懷孕。我擔心保文很快會厭倦妻子,又去追彆的女人。雖然他已經結了婚,廠裡有好多年輕女工還在打他的主意呢,有個不要臉的甚至說,她每天晚上都給他留著門。還有那些浪瘋了的女人三天兩頭地給他送電影票和肉票,簡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貝娜的家庭。我看見這些賤貨,心裡的火就不打一處來。一想到她們就胸悶頭疼。幸好,保文還沒有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剛入冬的一天早上,貝娜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叔,”她顫著聲說,“保文昨晚上沒回家。”我的頭一下子就大了,但還是儘量把語氣放平穩地問:“你知道他去哪兒了?”“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著乾裂的嘴唇,摘下綠色的工作帽。她的頭發盤成了一個大髻。“你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啥時候?”“昨天我倆一塊吃的晚飯。他說他要去看什麼人。他在城裡有不少朋友。”“有這事?”我沒聽說過保文有許多朋友,“彆著急。你先掉頭間去乾活兒,跟誰也彆說。我打幾個電話找找看。”她拖著腳步走出我的辦公室。結婚以後她至少長了十幾斤,藍布工作服緊繃繃的好像要爆開。從後麵看上去簡直就像是一個大蘿卜。我給彩虹影院、勝利公園和城裡的幾個飯館打了電話。他們都說沒看見這麼個人。市圖書館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剛要給那裡打電話,電話鈴就響了。是市公安局打來的,一個男的在電話裡說他們拘留了我們廠裡一個叫黃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訴我究竟出了什麼事,隻是說:“他搞流氓活動,你們馬上來人。”這是個大冷天。我騎著自行車往城裡趕,呼嘯的北風不停地吹開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蓋生疼,凍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發作了,開始呻吟起來。我不停地罵保文這個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會出事。”我對自己說。我已經感覺到早晚他會去找彆的女人。現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裡,很快全廠就會拿他當話柄。貝娜怎麼能受得了啊?在市公安局,我驚訝地發現其他幾個工廠、學校和公司的十幾個乾部已經在那裡了。這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他們都是在單位裡負責安全保衛的乾部。一個女警察把我們引入了樓上的一間會議室,那裡的窗戶都掛著綠色的絲綢窗簾。我們圍著一張紅木長桌子坐下,等著公安局的同誌來通報案情。玻璃桌麵是新的,四邊還有點硌手。在其他人的臉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慮和困惑。我估摸著保文一定是牽扯進一樁大案子裡—要麼是集體猥褻,要麼是輪奸。我再仔細一想,又否定了保文會是強奸犯這個念頭。他本性善良溫和,絕不是那種用暴力欺負女人的畜生。天哪,千萬彆是什麼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徹底沒救了。我正在胡思亂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麼罪,一個中年男人走了進來。他繃著臉,眼睛半開半閉。他脫掉深藍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頭坐下。我認出他是市公安局調查科的苗科長。他長得圓臉高顴骨,穿著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讓我想起畫上畫的成吉思汗的模樣。他的腫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樣子,但是兩眼放出狡詐的目光。苗科長坐下後開門見山地說,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一個同性戀的案子。一聽這話,屋子裡立刻像炸開了鍋。我們以前聽說過這個名詞,但是都不知道它準確的意思。苗科長看著我們驚異的表情,解釋說:“這是一種社會疾病,就像賭博、賣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動著,好像犯了痔瘡。市立第五中學的一個年輕人舉起手問:“這同性戀都整些啥事啊?”苗科長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他說:“就是同性之間發生性關係。”“雞奸!”有人喊了一嗓子。屋子一下子靜下來,停了有十秒鐘的光景。又有人問同性戀算是什麼性質的罪行。苗科長又開始解釋:“同性戀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腐朽的生活方式的產物。根據我國的法律,這是一種流氓罪。我們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據犯罪程度的輕重和認罪態度的不同,刑期從六個月到五年不等。”屋外的街上,一輛卡車鳴著喇叭馳過,我聽著心裡一陣刺痛。保文如果進了監獄,貝娜就成了活寡婦,除非兩人離婚。他當初乾啥要同她結婚呢?他乾啥要這樣毀了她呢?事情是這樣的。一些社會上的職員、搞藝術的,還有學校裡的老師組成了一個像沙龍那樣的俱樂部,名叫“男人的世界”。每個星期四晚上,他們都在林學院行政樓三層的一個大房間裡聚會。公安局注意到這個俱樂部隻收男性會員,懷疑它是個帶有暴力傾向的秘密組織,就派了兩個警探進去臥底。俱樂部裡有些男人的確對其他成員舉動親熱,但是絕大部分成員隻是聚在一起聊聊電影、圖書和新聞。有時候他們也玩玩音樂、跳跳舞。據那兩個便衣警探報告,這些人的聚會實在是古怪肉麻。幾個男人成雙作對地出現,當著彆人的麵就勾肩搭背,摟摟抱抱,毫不羞恥。有的人還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我們男人終於有了一塊自己的地方。”一個戴著大耳環的中年畫家宣稱:“我現在才是個活人!隻有在這裡我不用生活在虛偽中。”每個星期都有兩三張新麵孔出現。等到這個俱樂部快發展到三十人的時候,公安局采取行動,把他們一網打儘了。苗科長介紹完情況後,允許我們同這些罪犯會麵十五分鐘。一個警察把我領進地下室的一個小房間。他遞給我保文的交代材料讓我先看看,然後轉身出屋去帶保文。我翻看著四頁由審問人員筆錄的保文的口供,知道他是剛剛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他一共參加了兩次聚會,主要是對那裡人們的談話感興趣。但是,他並不否認自己是同性戀。這個房間緊挨著廁所,屋裡有一股尿臊味。警察把保文帶了進來,命令他坐在桌子的另一頭,麵對著我。保文戴著手銬,躲避著我的目光。他的臉有些浮腫,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一條被電棒抽出來的寬大的傷痕有四寸多長,斜插過他的額頭。他的上衣領子也被撕破了,但是他的目光裡並沒有露出害怕的神情。雖然我有些可憐他,但他那種平靜的態度把我激怒了。我板著臉說:“保文,你知道你犯了罪嗎?”“我啥也沒乾,就是去那兒聽聽他們說話。”“你是說你沒有跟任何男人做那事?”我想澄清這一點才好幫助他。他看著我,然後垂下眼睛說:“我想過做點啥事,可是,說實話,我沒做。”“你這是啥意思?”“我……我喜歡俱樂部裡的一個男的,很喜歡。如果他提出來,我可能會同意的。”他的嘴唇向上微微翹起,好像對自己說的話很自豪。“你他媽的犯什麼病了!”我猛地一拍桌子。出乎我的意料,他說:“不必大驚小怪的,我是有病。你尋思我自己不知道?”我簡直被氣暈了。他接著說:“多少年以前我就想儘辦法治我的病。我吃的中藥都能堆成山了。我吃過炸蠍子、炒壁虎和燉癩蛤蟆湯。可是都不管用,我還是喜歡男人。我也不知道我為啥不喜歡女人。隻要我同女人待在一起,我的心靜得就像塊石頭。”他的話給我心中的怒火澆了一瓢油。我問:“那你乾啥要娶我們貝娜?拿她耍著玩,嗯?朝我臉上扣屎盆子?”“我咋能那麼沒良心?我們結婚前我就告訴過她,我不喜歡女的,不能和她生孩子。”“她相信你?”“信了。她說她不在乎。她隻是想要一個丈夫,一個家。”“她是個傻瓜!”我掏出手絹,擤了擤鼻子,接著問,“如果你對貝娜根本沒感情,為啥還要挑上她?”“這有啥區彆嗎?對我來說,她跟彆的女人沒啥兩樣。”“你這個流氓!”“如果我不娶她,誰還會要她呢?結婚對我倆都好,既掩護了我,貝娜也有了麵子。另外,我們還能分到房子—有一個家庭。您看,我是想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我從來也沒作踐過貝娜。”“你這是假結婚!你也騙了你媽媽,是不是?”“她老催我結婚。”警察朝我揮了揮手,示意時間已到。我強壓下怒火,對保文說我會儘力幫助他。他應該同警察老老實實地配合,表明他悔改的決心。我該咋辦呢?我心裡充滿了對保文的厭惡,但他是我家的成員,至少名義上是這樣。我沒有彆的選擇,隻有想辦法幫助他。回家的路上,我騎得很慢,我被紛亂的心思壓得喘不過氣來。漸漸地我理出了點頭緒,意識到也許我能使他不進監獄。我現在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我要堅持他在俱樂部裡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先把他同那些真正的罪犯區彆開來。第二,我必須證明他是個病人,這樣他就可以進醫院治療,而不是去蹲大獄。一旦他被當作罪犯判了刑,那他就被打了烙印,一輩子注定成為社會的敵人。什麼“改過自新,重新做人”都是鬼話。甚至將來他的孩子也會背黑鍋。我應該救他。幸好廠黨委的朱書記和劉廠長都願意接受保文是個病人的說法。特彆是朱書記很欣賞保文的武功,曾經提出要保文教他的小兒子耍三截棍。朱書記指示我們力爭先把保文從公安局裡弄出來。有一天在上廁所的時候,朱書記對我說:“老程,我們一定不能讓保文落個進監獄的下場。”我很感激他能說這話。在我們縫紉機廠,同性戀突然之間成了人們紛紛議論的話題。有幾個老工人說,舊社會北京的一些京劇男名角就是兔爺,每天晚上相互摟在一起睡覺,因為那年月婦女不能唱戲,演員都是男的,整天同男人打交道。朱書記看的書多,他說漢代的時候,皇帝就在後宮裡養著麵首。劉廠長聽說有個皇帝經常命令太監嘬他的雞巴,撫弄他的睾丸。有些人甚至聲稱,同性戀是上層社會有錢人的毛病,平民百姓玩不起。這些閒言碎語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因這個所謂的“女婿”抬不起頭來。我從不參加這些議論,隻是聽著,顯示我並不在乎大家說什麼。我料想到保文的事情廠裡會有各種謠言,果然被我猜中了。特彆是翻砂車間,那謠言傳得邪乎。有人說保文是陽痿,有人說他是陰陽人,否則他妻子老早就懷孕了。為了安慰貝娜,有一天晚上下班後我去了她家。他們把小家收十得很舒適,什麼東西都井井有條。屋子的四牆刷得雪白,窗戶兩側靠牆立著兩個書架,上麵擺滿了工業技術手冊、人物傳記、和醫藥書籍。客廳的一個角落放著一具衣帽架,上麵掛著保文在結婚前給貝娜買的紅色羽絨大衣。另一個角落裡擺著落地燈。在房間的另外一頭是一對同牆壁隔開、等距離分放的矮凳,上麵擺著兩盆盛開的鮮花,一盆是仙客來,另一盆是月季。靠近內牆是一張橘黃色人造革的長沙發,旁邊是一隻黃色的痰盂。靠著外牆立著一個柞木櫃子,櫃頂擺著一台黑白電視機。這個家庭整潔得令我吃驚,特彆是屋裡的磚鋪地板,整整齊齊的,還塗了鮮紅的油漆。就是我老伴也不能把家收十得這麼乾淨。貝娜是個邋遢女人,這些不用說都是保文做的。他不在家,這屋裡已經能看出貝娜沒有條理的生活習慣—一個角落裡散亂地扔著空麵袋和臟衣服。我喝著她給我沏的茶,說:“貝娜,我真替保文難過。想不到他這麼沒出息。”“不,他是個好人。”她的一雙圓眼睛直直地放著光,看著我。“你咋還說這話?”“他對我一直很好。”“可是他不能成為一個好丈夫,是吧?”“您這話是啥意思?”我隻好直說了:“他不經常同你過夫妻生活,對嗎?”“噢,他要練功,不能做那事。他說,要是他同一個女人睡覺,他這麼多年練的武功就全廢了。他師傅從一開始就叫他避開女人。”“那你也不惱?”我被她弄迷糊了,心裡說,真是個傻丫頭。“這有啥關係?”“再怎麼說你倆也同過幾次床吧?”“沒,我們沒有過。”“你說什麼?一次也沒有過嗎?”“沒有。”她的臉紅了一下,把頭扭過去,手指撚動著耳垂。我的頭“嗡”地一下暈眩起來。結婚八個月了,她竟然還是個處女!而且居然毫不介意!我端起杯子,灌下一大口茶水。一陣沉默。我們兩人都轉過身去看電視上的晚間新聞。我的腦子木木的,根本不知道女播音員在說些什麼,好像是關於中國和越南在邊境鬨衝突的事情。過了一會兒,我說:“出了這樣的事我心裡也不好受。要是咱們早知道就好了。”“叔,您也彆難過。他比那些正常的男人強多了。”“咋會呢?”“現在的男人哪個能離開漂亮女人,可是保文隻想有幾個哥們。這有啥不對的?這樣最好,我不用擔心咱們廠裡那些不要臉的破鞋去勾引他。他連看都懶得看她們一眼。他不會有生活作風問題。”我差點要笑出聲來,真不知道應該怎麼向她解釋:保文也能同男人發生性關係,他現在被公安局拘留恰恰就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但轉念一想,還是讓她繼續這樣想吧。她現在也夠煩心的了。接下來我們商量著幫助保文的辦法。我讓她寫份報告,強調保文是一個如何體貼她的好丈夫。她當然不能提他們倆沒有性生活。另外,從現在起,不管廠裡的同事們說的話如何難聽,她都不要回嘴,隻當沒聽見。當天夜裡我跟老伴說了貝娜的那些可笑的想法。她笑了,說:“同一般的男人比起來,保文確實不錯。貝娜可不傻。”我求苗科長和公安局的另外一個負責乾部對保文能夠從寬處理。我給他倆每人送了兩瓶“金獎白蘭地”和一張購買“蝴蝶”牌縫紉機的票證。他們倒是願意考慮,但是沒做任何保證。這些日子我急得晚上睡不好覺,老伴怕我又犯胃潰瘍。公安局終於在一天早上打來電話,同意我們廠的提議,把保文移送到西郊的精神病院進行治療,條件是由我們廠負責所有費用。我立即接受了這個處理意見,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我後來聽說,市裡的監獄根本沒有地方容納這二十七個同性戀犯人,因為不能把他們同其他犯人關在一起,需要單獨徒刑,所以最後隻有四個人被判刑進了牢房。其他人或是被送進精神病院(如果他們的工作單位同意付醫療費用),或是被送進勞改農場進行改造。這些同性戀犯人中有兩名共產黨員沒有被判刑,但是被開除黨籍。這種處罰也夠厲害的了,因為他們的政治生涯永遠結束了。我放下電話,馬上到組裝車間去找貝娜。她聽到這個好消息迸出了淚水。她立刻跑回家,裝了一旅行袋保文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然後和我一起去公安局。我騎著自行車,她坐在車後的架子上,懷裡像抱孩子那樣抱著旅行袋。去城裡正好是順風,自行車走得飛快,我們在保文去精神病院之前到了公安局。他正在大門口等車,身旁站著兩個警察。他臉上的傷已經好了,看起來又很精神。他衝我們微笑著,不好意思地說:“我想請你們幫個忙。”他瞟了一眼遠處,一輛深綠色的麵包車拐過街角,朝我們開過來。“你要說啥?”我問。“彆跟我媽媽說這事。她上了年紀會受不了。求求你們,彆告訴她!”“她要問起來我們說啥呢?”“就說我有點精神分裂,是暫時性的。”貝娜再也忍不住眼淚,大聲說:“你放心,我們不會讓她知道的。你要多注意身體,快點治好病回家來。”她把旅行袋遞給保文,他默默地接了過去。我衝他點點頭,表示我不會泄露這個秘密。他微笑地看著貝娜,又轉過臉對我笑笑。不知道為什麼,他臉上的表情竟變得十分甜美—嫵媚而誘人,好像那是一張神秘的女性的臉。我眨眨眼睛,心裡一陣迷惑:他真的是個男人?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如果他真的是個女的,一定是個美人—高個兒、苗條、骨肉勻稱,還帶點慵懶的神情。麵包車“吱”的一聲停在我們麵前,打斷了我的思路。保文爬上車,兩個押送的警察也跟了進去。我繞到車的另一側,握了握他從車窗裡伸出來的手,說我下星期去醫院看他。另外,他如果需要啥東西,就給我打電話。我們衝著開走的麵包車揮手告彆。車輪上的防滑鏈哢哢地碾過雪地,揚起細細的雪塊。司機按下喇叭,震得人耳朵生疼。車子左拐彎,就從冰雪覆蓋的街道上消失了。我剛跨上自行車,一陣勁風吹來,差點把我從車上掀下來。貝娜跟我走了二十多米,然後跳上自行車的後架,我們朝家騎去。她可真沉啊。老天爺,幸虧我騎了輛“大金鹿”,是那種最結實的自行車。第二個星期,保文給我打了一次電話。他說,他現在感覺好多了,不那麼焦躁了。他的聲音確實聽起來很平靜。他讓我來的時候給他帶幾本書來,特彆是他那本《百科知識全書》。這是一本20世紀50年代從俄語翻譯過來的大部頭的、發行量很少的工具書。天知道他從哪兒搞到的。星期四上午我去看他。他住的精神病院在木基市西南郊的一座山裡,離市區大約十公裡地。我騎車穿過城區的柏油路,西邊工廠區的鬆林後麵有幾根高大的煙囪懶洋洋地吐著白煙。馬路右邊的高壓線被積雪壓成圓弧,每當一陣風吹過,電線上就掉下紛紛揚揚的雪塊。每過一會兒,我就會超過一輛裝滿麥秸的馬車,車後跟著一兩匹馬駒。我騎車穿過一座石橋,轉進一個山穀。幾座磚樓出現在斜緩的山坡上。樓房之間由筆直的水泥小路連接在一起。再往坡上去,穿過磚房,是一座牛欄。二十幾頭奶牛在欄裡啃著稀疏的乾草,另外幾頭擠在一起取暖。這裡真寧靜,不知道內情的人會以為這裡是高級乾部的療養所,而不是精神病院。我走進九號樓,門衛把我攔住,然後帶我去一層保文的房間。正巧值班的醫生早晨查房,正在屋裡給保文做檢查。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高個子男人,手指尖削細長。他同我握了手,說保文的情況還不錯。他姓麥,細細的絡腮胡子給他添了幾分文縐縐的神氣。當他轉過身去給一個男護士下達醫囑的時候,我注意到他耳朵上長著一個大瘊子,像助聽器一樣堵住了耳道。他看起來像個外國人,我懷疑他是個混血兒。“我們給他做電浴療法。”麥醫生過了一會兒告訴我。“啥療法?”我嚇了一跳。“我們用電浴治他的病。”我轉身問保文:“你感覺怎麼樣?”“挺好,很有鎮靜作用。”保文微笑著,但是他眼睛裡有幾分火氣,緊閉著嘴。男護士準備帶他去做電浴。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療法,就問麥醫生:“我能去看看嗎?”“沒問題,你可以和他們一塊兒去。”我們三人從樓梯爬上二層。我想去看看電浴還有另外一個意圖—想弄清保文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廠裡流傳的謠言讓我不安,特彆是說保文沒有雞巴,所以他從來不去廠裡的公共澡堂洗澡。在走廊裡我們脫掉鞋,換上塑料拖鞋,然後走進一個小房間。屋裡的牆壁被塗成豆綠色,地上鋪著鑲木地板。屋子中央放著一個瓷澡盆,看起來像是可怕的刑具。澡盆的內壁粘著一圈黑色的、長方形的、有孔的金屬片。金屬片底下伸出三根粗大的橡皮管子,連在靠牆立著的一架高大的機器上。機器頂端是一個布滿按鈕、儀表和開關的控製盤。那位年輕的男護士身材結實,長著一張國字臉。他打開水龍頭的開關,冒著蒸汽的熱水開始在澡盆裡翻滾。護士走過去操縱那架機器。這小夥子叫龍福海,一副忠厚善良的樣子。他說他家在農村,畢業於吉林護士學校。從他身上能看出農民的淳樸氣質。保文衝我笑了笑,解開印著藍白斑馬紋的病號服的扣子。他現在看起來很正常—臉上的傷痕已經消失了,紅撲撲的臉龐很平滑。但是,那個澡盆實在令我心驚,活像是處決犯人的電刑床。哪怕我病得再厲害,我也決不會把我的脊背靠到那些金屬溝槽上去。萬一線路漏電怎麼辦?“疼不疼?”我問保文。“不疼。”他走到一扇哢嘰布屏風的後麵脫掉衣服。澡盆裡的水已經滿了一半,龍護士從抽屜裡拿出一包白色的粉末,用剪子剪開倒進水裡。這一定是鹽。他卷起袖子,彎下腰,用粗壯的雙手攪拌起來。讓我失望的是,保文穿著一條乾淨的褲衩走了出來。他利索地邁進澡盆躺下,好像跳入一個溫水浴池。我不禁感到驚奇,問龍護士:“你給他放電了嗎?”“放了一點,然後再慢慢加強電流。”他轉身又去擺弄機器上的旋鈕。“你知道嗎?你這個女婿是個非常好的病人,一向配合治療。”“那是他應該做的。”“這就是為啥我們給他做電浴。其他的病人有的得戴電手銬,還有的挨電棒,每次都疼得跟殺豬一樣叫喚,得把他們用皮帶捆起來。”“他啥時候能治好啊?”“我也不知道。”保文躺在通了電的水裡一聲不吭,他的眼睛閉著,頭枕著澡盆一頭的黑膠皮墊子。他看上去很安詳,相當放鬆。我拉過一張椅子坐下。保文不想說話,他在集中精神接受治療。我也就不開口,觀察著他。他的身體瘦長而結實,腿上沒有毛,褲衩前部鼓起一團。他看起來同正常男人沒有任何不同。過了一會兒,他發出一聲微弱的歎息。護士加大了電流,保文開始在澡盆裡蠕動起來,好像被什麼蜇了一樣。“你沒事吧?”我問,但是不敢碰他。“沒事。”他仍舊閉著眼睛,額頭上閃閃地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臉色蒼白,嘴唇噘起又鬆開,好像口渴似的。護士再一次加強了電流,保文的身體開始在水裡扭動,並發出一點呻吟。他無疑是在受罪,這種電浴絕不會像他說的那樣有鎮靜作用。龍護士用一塊白毛巾擦去他頭上的汗水,輕聲說:“我過幾分鐘把電降下來。”“不,再加大一點!”保文堅決地說,他的臉在扭曲。我感覺他好像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因為我在場,使得這次治療對他來說更加不舒服。他的雙手緊緊摳住澡盆的邊緣,彎曲的手腕在顫抖。足足有三分鐘,沒有人說話,屋裡靜得掉根針都能聽見。護士逐漸減輕了電流,保文也平靜下來。他的腳趾也不再抽動。我不想增加他的難堪,就走出屋子去找麥醫生,一方麵是想感謝他對保文的照顧,另外也想了解他什麼時候能夠痊愈。麥醫生沒在辦公室裡,我就到樓外去透透氣。太陽高照,雪地耀眼的潔白。我不得不閉上眼睛去適應這強烈的光線。我在一條長椅上坐下,點燃一支煙。一位年輕姑娘戴著貂皮帽子,脖子上掛著一雙軍用棉手套,手裡提著一隻空奶桶,從我身邊走了過去,嘴裡哼唱著“同誌哥,請喝一杯茶”。她很漂亮,清脆的聲音十分甜美。我不由得盯著她身後在風中晃動的兩條大辮子,看了好久。我內心充滿了對保文的同情。他是一個出色的年輕人,應該能夠去愛一個女人,創建家庭,享受正常的生活。二十分鐘後,我重新走進了他在一層的病房。他看起來很疲倦,仍然微微發抖。他告訴我,當電流增強的時候,他的皮膚好像遭受著幾百隻蚊蟲的叮咬。這就是為什麼他每次在澡盆裡從來不能超過三十分鐘。我心疼地說:“我回去告訴廠裡的領導你悔改的決心很大,並且積極配合治療。”“行啊。”他仰了仰濕漉漉的頭,“謝謝你帶書來。”“你還需要啥不?”“不需要了。”他的聲音中有幾分悲傷。“保文,我希望你能回家過新年,貝娜需要你。”“我知道。我也不想在這兒關一輩子。”我告訴他,貝娜已經給他媽媽寫了信,說他出差去了。這時候樓道裡響起了午飯的鈴聲。樓外麵的大喇叭裡開始播放《義勇軍進行曲》。龍護士走進來,一隻手拿著一雙筷子,另一隻手端著盛著兩個窩頭的盤子。他高興地對保文說:“我一會兒給你端菜來。今天吃酸菜燉豆腐,還有豆芽湯。”我站了起來,跟保文告了彆。回到廠裡,我向領導們彙報了保文在精神病院的情況,他們聽後很吃驚。光是“電浴療法”這個名詞就夠他們亂想一陣了。朱書記搖著頭說:“保文還得受這個罪,太遺憾了。”我並沒有解釋電浴比起其他療法還是輕的,我也沒有向他們描述電浴療法是什麼樣子。我隻是說:“他們每天都把他泡在電水裡。”讓他們去嚇唬自己去吧,這樣也好,等保文出院回廠的時候,他們會更同情他。到了十二月中旬,保文在精神病院裡已經待了一個月了。貝娜成天念叨著要去看看丈夫。她急於想在新年前把他接回家。在她車間裡仍然流傳著關於保文的閒言碎語。有的說電浴療法把他渾身燙得都是泡;有的說他的雞巴被治療得都快縮沒了;還有的說他現在變成了吃素的和尚,看見肉就嘔吐。那個說夜裡給保文留著門的姑娘剛剛結婚,到處跟人說她懷孕了。人們開始變得對貝娜友善體貼了,就像是對待一個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組裝車間的領導安排她隻上白班。我很高興財務科把保文算成病休,仍然給他發工資。也可能是他們不想得罪我才這麼做的。星期六,我和貝娜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保文。她不會騎自行車,我騎車帶她去又太遠,我們就乘公共汽車。兩個星期前她自己去看了保文一次,給他送了幾雙襪子和一條她織的毛褲。我們到達精神病院已經是下午了。保文很健康,精神也很好,看來電浴確實有效果。他看到貝娜很高興,甚至當著我的麵摟抱了她幾下。他給她剝了兩塊奶糖,知道我不喜歡吃甜的,也就沒給我。屋裡沒有彆的杯子,他給我們倆倒了一大茶缸麥乳精。我不知道同性戀是否會傳染,因此連茶缸的邊都沒敢碰。我很高興看到他能善待妻子。他認真地聽她講廠裡同事的故事,時時發出爽朗的笑聲。如果他沒有病,該是多好的一個丈夫啊。坐了幾分鐘之後,為了讓小兩口說說悄悄話,我起身離開了房間。我走到樓上護士值班室,看到龍福海正在桌子上寫著什麼。值班室的門敞開著,我敲了敲門框。他嚇了一跳,忙合上褐色封麵的筆記本,站了起來。“我可沒想要嚇著你。”我說。“沒有,大叔,我隻是沒想到會有人來。”我從包裡拿出一條“牡丹”牌香煙,放在桌子上說:“小夥子,我待不了一會兒。這個你收著,我的一點小意思。”我沒想要賄賂他,隻是真心感謝他照顧保文。“彆,彆,大叔,您彆這樣。”“你不抽煙?”“我抽。這麼著吧,您把這條煙送給麥大夫,比送給我有用。”我有點糊塗了。他既然抽煙,為什麼不想要這條貴重的香煙?他看我不知所措,就解釋說:“您送不送我煙,我照樣會對保文好。他是個好人。您應該多給大夫意思意思。”“我還有一條要送給他。”“在這兒一條煙哪拿得出手啊。您起碼得送他兩條。”我被他的細心周到感動了,於是謝了他,說了聲再見。麥醫生在辦公室裡。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讀一本《婦女生活》。雜誌的封底是一張江青受審的照片。她身穿黑衣,戴著手銬,站在兩名年輕的女警察中間。麥醫生放下雜誌,請我坐下。屋裡四圈靠牆都是高大的書架,擺滿了書和病曆。空氣裡有一股腐爛的水果味。他看見我好像挺高興。寒暄幾句之後,我拿出那兩條香煙遞給他:“新年到了,一點小意思。”我說。他收了煙,放在桌子底下,輕聲說:“多謝。”“麥大夫,您看保文在過年之前能治好嗎?”我問。“你說什麼?治好?”他好像很驚訝。“是啊。”他慢慢地搖搖頭,然後看看門是否關好。門是關著的。他示意我湊近些。我向前拉了拉椅子,把手臂支在他那張膠木辦公桌的邊上。“跟你說實話吧,這個病沒治。”他說。“什麼?”“同性戀不是病,怎麼治?你可不能告訴彆人這是我說的。”“那你們為什麼還要讓保文受那個罪?”“公安局把他送來我們怎麼敢不要?再說,我們也應該讓他感到對自己有信心,有盼頭。”“這麼說,他這根本就不是病?”“很抱歉,不是。老程,我再跟你說一遍:你女婿是沒法治的。同性戀不是一種疾病,隻不過是一種性傾向。這麼說吧,就跟左撇子一樣。明白嗎?”“可是那個電浴療法又是怎麼回事?”我還是沒有被說服。“書上說是要用電療治同性戀—這是衛生部規定的標準療法,我隻能照辦。你現在應該明白為什麼我沒有給他做其他更厲害的療法吧。電浴是最輕的。你看,我可是儘力在幫助他。我再告訴你:根據統計數字,電療目前治愈同性戀的比率隻有千分之一。也許吃魚肝油、巧克力,或是炸豬排能有更好的效果。好了,今天就說這麼多吧。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我終於明白麥醫生的話了,但我腦子木木的,坐在那兒一動不動。窗外一群麻雀在光禿禿的樹枝間飛跳,追逐著一隻嘴裡叼著一小根小穀穗的同伴。另外一隻麻雀的腿上拴著一根黃線,跌跌撞撞地飛不平穩。我站起來,感謝麥醫生說了實話。他把煙頭掐死在窗台上的一個煙灰缸裡,說:“彆擔心,我會特彆照顧你女婿的。”我下樓到保文的房間裡找貝娜回去。保文情緒不錯,滿臉喜滋滋的樣子。看來他們倆在一起待得挺開心。他對我說:“如果我不能很快出院,你們也不用太費心思把我弄回去。他們不會讓我在這兒待一輩子的。”“我看看情況再說吧。”我心裡惱火得要命。如果麥醫生的話是真的,那我可就幫不了保文了。如果同性戀不是病,他為什麼還會覺得自己有病,而且還想辦法治愈呢?難道他是在假裝嗎?好像不太可能。自從這次看望了丈夫之後,貝娜就開始忙著收十家裡的房間。她買了兩隻嫩嫩的公鴨子,準備做保文最喜歡吃的醉鴨。看到這些我心裡沉甸甸的。我很想讓他回家過年,可是他的毛病如果改不掉,我又拿不準會出什麼事。我不敢把這些想法告訴任何人,對我那個嘴上沒有把門的老伴更是不曾透露一星半點。因為她那張破嘴,現在全廠都知道貝娜還是個處女,還有人給貝娜起了個外號:原裝新娘。這陣子我心裡亂極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大家都說同性戀是種病,隻有麥醫生說那是天生的。我又不能把麥醫生的話說給彆人聽,好讓他們給我出出主意。廠領導們如果知道同性戀沒有救,還不跟我算賬?我們廠已經在保文身上花了三千多塊錢了。我隻有不停地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如果同性戀是一種正常現象,那為啥還要有男人和女人呢?為啥不能兩個男人結婚生個孩子?為啥老天爺不給男人身上也戳個洞呢?這些疑問讓我煩透了。我真希望能有一個值得信任的醫生再幫我確認一下保文的情況,真希望能找一個見多識廣、坦誠貼心的朋友談一談。還沒等我決定如何處理保文的事情,苗科長從公安局打來了電話。那天正好是過年前的第五天。他告訴我,保文又重複了他的犯罪行為。公安局的人已經把他從精神病院提出來,送往湯原縣的監獄。苗科長說:“這次他可是真的乾了。”“不可能!”我叫起來。“我們有人證、物證,他自己也供認不諱。”“喔。”我不知道說啥好了。“他必須馬上收監。”“您肯定他不是陰陽人嗎?”我心裡還有最後一線希望。苗科長乾笑了一聲,說:“他不是。我們已經給他做了體檢。生理上他是個男人,不但正常而且健康。很明顯這是思想問題,是一種道德敗壞的病態,就像抽大煙一樣。”我放下電話,感到頭暈目眩,心裡罵保文徹底把自己毀了。苗科長告訴我,他和護士龍福海之間發生了不正當關係。龍福海每次給他打飯的時候都給他雙份的魚和肉。保文還把貝娜給他織的毛褲拆了,給龍護士織了一件羊毛套衫。有天晚上,他們兩人摟抱著躺在護士值班室裡,正巧一個上了年紀的清潔工在樓道裡走過咳嗽了兩聲。龍福海嚇壞了,認為老清潔工一定是看見了他們乾的事情。一連幾天,不管保文如何勸說他不要疑神疑鬼,龍福海就是認定精神病院的領導已經知道了他們的事。他責罵保文把他引上邪路。他說,那個老清潔工每次見到他都不懷好意地衝他笑。後來,龍福海終於到院領導那裡做了徹底的坦白交代。保文被判了三年半的有期徒刑,而龍護士隻被停職反省。如果他今後工作更加賣力,能更嚴格地進行自我批評,他興許還能保住現在的飯碗。我當天晚上就去找貝娜,告訴了她保文的消息。我一邊說,她一邊哭。雖然這些日子她一直在收十屋子,但家裡還是亂糟糟的。盆裡的鮮花半死不活,廚房的洗碗池裡堆著肮臟的碗碟。她用一條粉紅色的毛巾擦擦臉,問我:“那我怎麼跟我婆婆講呢?”“實話實說吧。”她沒吱聲。我又說:“你應該考慮跟他離婚。”“不!”她的抽泣變成了號啕大哭,“他……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們起過誓,永遠不分開。彆人願意說啥就說啥,我知道他是個好人。”“那他乾啥要和龍福海睡覺?”“他不過是煩了要解解悶,這有啥呢?又不是通奸或者重婚,您說對不?”“可這是犯罪,光這一條就讓他下了大獄。”雖然我內心裡知道,除了有喜歡男人的這個毛病外,無論從各方麵來說,保文都是一個好人。但是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立場堅定。我在工廠裡負責安全保衛工作,如果我有一個犯了罪的女婿,在廠裡說話誰還聽啊?要那樣的話,我這個保衛科長還能乾得長嗎?如果我被免了職,誰還能保護貝娜呢?她早晚得被工廠開除,因為罪犯的老婆是不能享受同其他人一樣的就業機會的。貝娜仍然不說話。我又問了一遍:“你到底想要咋辦?”“我等他。”我從碗裡抓了一把辣味南瓜子,站起來,走到窗戶跟前。窗台下麵的暖氣管有點漏,噝噝地冒著熱氣。窗外,一個接一個的爆竹焰火在遠處深藍色的夜空中散發出簇簇火星。我轉過身說:“他不值得等,你必須同他離婚。”“我不。”她哽咽地說。“那好。我可不能有這樣一個進監獄的女婿。我已經受夠了。如果你要等他,以後就彆再進我的門。”我把瓜子扔回碗裡,拿起我的皮帽子,拖著沉重的步子走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