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從五四運動以來曾被認為是號召革命啟蒙、改造國民性的利器。在視覺文化和網絡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鼓勵學生學習文學經典，首先必須捫心自問的是：要如何談文學的重要性？事實上，文學之為我們所理解的“文學”並非古已有之。文學作為一種學科，其實始自二十世紀之交京師大學堂的“發明”，主要依據日本和歐洲的範本，而且一直到三十年代才大抵落實為文字想象和創作形式的總稱。這一形式強調獨立的學科範疇和純粹的審美要求，雖然蘊含其下的動機——從為人生、為藝術，還是為革命，到唯心還是唯物——從來眾說紛紜。這樣的文學定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已經飽受衝擊，何況麵對當代的新新人類。眼前無路想回頭，我以為跨過“五四”門檻，重新回溯文學在中國文明傳統中定義的流變，反而讓我們有了新的期待。學者早已指出，“文”的傳統語源極其豐富，可以指文飾符號、文章學問、文化氣質或是文明傳承。“‘文’學”一詞在漢代已經出現，曆經演變，對知識論、世界觀、倫理學、修辭學和審美品位等各個層次都有所觸及，比起來，現代“純文學”的定義反而顯得謹小慎微了。“鬱鬱乎文哉”：文學最終的目的不僅是審美想象或是啟蒙革命，也可以是興觀群怨或“心齋”“坐忘”或“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以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學是我們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傳統理想的文學人應該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轉換成今天的語境，或許該說文學能培養我們如何在社會裡做個通情達理、進退有節的知識人。一但是經典豈真是一成不變、“萬古流芳”的鐵板一塊？我們記得陶淵明、杜甫的詩才並不能見重於當時，他們的盛名都來自身後多年——或多個世紀。元代的雜劇和明清的曾經被視為誨淫誨盜，成為經典隻是近代的事。晚明顧炎武、黃宗羲的政治論述到了晚清才真正受到重視，而像連橫、賴和的地位則與台灣的曆史經驗息息相關。至於像《詩經》的詮釋從聖德教化到純任自然，更說明就算是著毋庸議的經典，它的意義也是與時俱變的。談論、學習經典因此不隻是人雲亦雲而已。我們反而應該強調經典之所以能夠可長可久，正因為其豐富的文本及語境每每成為辯論、詮釋、批評的焦點，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對話與反思。隻有懷抱這樣對形式與情境的自覺，我們才能體認所謂經典，包括了文學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審美技巧的取舍，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理和虛構的持續思考辯難。二以批判“東方學”知名的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一生不為任何主義或意識形態背書，他唯一不斷思考的“主義”是人文主義。對薩義德而言，人文之為“主義”恰恰在於它的不能完成性和不斷嘗試性。以這樣的姿態來看待文明傳承，薩義德指出經典的可貴不在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杆價值，而在於經典入世的，以人為本、日新又新的巨大能量。而為什麼又要著重文學經典？薩義德強調文學的基礎無他，就是對語言最細膩繁複的操作與理解。文學讓我們理解語言除了通情達意外，更是一個充滿隱喻象征的符號機器，層層轉折，拒絕化約成簡單的公式或真理。隻有在——而且是細讀——文學時，我們的注意力最終導向語言。在爬梳字句、解析章節的過程裡，我們認識意義的產生千頭萬緒，總是在虛與實、創造與再創造的緊張關係中發生。薩義德的對話對象各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基礎。相形之下，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論儒道根源，反而顯得順理成章得多。文學經典早早就發出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大哉問。屈原徘徊江邊的浩歎，王羲之蘭亭歡聚中的警醒，李清照亂離之際的感傷，張岱國破家亡後的追悔，魯迅禮教吃人的控訴，千百年來的聲音回蕩在我們四周，不斷顯示人麵對不同境遇——生與死、信仰與背離、承擔與隱逸、大我與小我、愛欲與超越——的選擇和無從選擇。文學經典將文本和生命內容化簡為繁，作為讀者，我們有必要從細讀裡體會想象的或存在的人生經驗，而且我們的詮釋絕不“從一而終”。在這個意義上，、批判社會、政治現象所肇生的各種“文本”又何嘗不是如此？我更要說，越是因為名嘴現象、博客文化等將我們的溝通、判斷能力簡化為順口溜或冷笑話，接觸經典越應該成為一種自覺的訓練，或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標。我們唯有掌握語言的有機性和綿密的衍生、想象特質，我們才能理解權威、知識和符號之間合縱連橫的關係，才能成為一種批判性的創造過程。明乎此，文學經典可以成為教育基礎的一課。高中語文所提供的文學經典選讀隻是淺嘗輒止，而且後續乏力。而今天的大學語文教學多半沒有深入訓練學生人文素養的遠見。這不禁讓我想起薩義德曾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八十年來引以為傲的“核心人文教育課程”，正是從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蒙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伍爾芙等大家所形成的西方文學經典課程。然而求諸台灣地區，高中學生將來要進入哪所大學才有這樣的機會呢？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我們是否又能期許個彆同學有獨立經典——哪怕隻是一部作品、一位大家——的野心呢？畢竟，擇善而固執，敢於與眾不同，不也是養成自我判斷意識的重要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