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世紀因緣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香港現代文學的濫觴可以溯至一九〇七年。這一年有兩份文藝期刊《世界》《新叢》分彆出版，前者已經緲不可尋，後者就現存的內容來看，多以翻譯取勝，而編輯的風格與晚清雜誌頗為相似。一九二一年《雙聲》雜誌創刊，主編之一黃天石發表《碎蕊》，寫才子佳人好事多磨，一片愁雲慘霧，儼然與民國鴛鴦蝴蝶派的《玉梨魂》《碎琴樓》等互通聲氣。與此同時，“五四”風潮已經吹向香港，再過幾年，新文學終將在這裡開出一片意外的天地。香港文學之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意外收獲，原因無他：位在南方之南，這塊土地曾是殖民勢力所在，政治的擺蕩，文化的雜糅，難以形成穩定的文學生產場域，更何況從經濟資本到文化資本的快速消費轉換。然而在新世紀回顧香港一百年來的文學，不由我們不驚歎有心人畢竟憑著他們的心血，打造出一則又一則文字的傳奇。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短篇百年精華》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近便的視角，反思香港百年文學的特色。這部選集搜集了二十世紀在香港寫出的短篇六十七篇，從前述黃天石的哀情《碎蕊》到潘國靈充滿世紀末憊懶情調《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在使人眼界一開。短篇雖然隻是文類的一種，但以其篇幅精簡、形式多元，很可以烘托這座城市的“敘事”悸動多變的風格。劉以鬯先生是香港現代派文學創作的領銜人物，由局內人擔任編選工作，尤其平添一層作者與作者對話的趣味。合而觀之，我以為“香港”的意義，在於對一座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麵向，做出寓言式的觀察和解讀。我所謂的“物理”是相對“天理”而來，指的是作為生命或無生命形式存在的客體世界，日常生活實踐，曆史可見或不可見的演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事物的秩序”（福柯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儘管充滿反傳統的喧囂，主流作品對“天理”的召喚其實未嘗或已。這“天理”由早期的革命、啟蒙，一路演變成主義、國家，不論呐喊彷徨還是感時憂國，無不強調內爍信仰的湧現，以及真理真相的無儘詮釋探索。相形之下，出現在香港的毋寧才是更“微物”的：是生活物質細節的記錄；是方言官話外語的網絡；是欲望形成或敗壞的見證；是個人與政教機器間永無休止的齟齬和妥協；是無中生有，開物成務的創造力量。試看左翼文學大師茅盾在香港時期寫下的《一個理想碰了壁》。兩個有誌青年立意改造一個下層社會女子，但事與願違，這名女子選擇隨波逐流，讓改造她的理想家碰了壁。擺在正宗“五四”傳統裡，這篇作品的道德教訓再清楚不過，但唯其故事發生在戰時的香港，反而使茅盾的立場發生矛盾。在亂世裡安身立命不容易，沒有了穿衣吃飯，哪裡來的理想？香港常被譏物欲橫流，但要在這樣的環境裡琢磨出一套“物理”的學問，艱險處恐怕更甚於“天理”的追求。在長洲玩命的船夫（《台風季》），在慧泉茶室打工的老嫗（《慧泉茶室》），在銀行上下其手的出納（《一萬元》），在廟街討生活的算命師（《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高升路上找出路的女傭（《來高升路的一個女人》），在跑馬場消耗欲望的大亨與情婦（《胡馬依北風》），各儘所能，各取所需。這些故事每以自然主義的姿態，白描香港各個層麵人物的生存形式，如果說作者行文少了一分血淚溫情，卻突出了麵對生命粗糲本質的坦然。我們當然可以談論橫亙在下的曆史因素：或是殖民政治的曖昧，或是戰爭和遷徙的創傷，或是貧富有無的差距，或是笑貧不笑娼的性彆經濟。但香港經驗毋寧使作家更明白，他們寫的不是大說，而是。擺脫了微言大義的論述，他們分解、記錄人與人、人與物的基本關係，以至於對生命情境的細微差距有了心得。香港的現實主義因此需要仔細的觀察。租借的時空，轉手的曆史，現實的無明狀態讓作家感同身受；現實可以細微瑣碎到完全沒有意義，但這種對生活底色的專注使他們發展出不同的視界。鐘玲玲的《細節》，顧名思義，正是為香港的唯物和微物學做批注。在職場最平淡的人際關係上做文章，抽絲剝繭，看出人性最幽微的辛酸。另一方麵黃勁輝反其道而行，告訴我們貌似繁複多姿的香港生活其實千篇一律，不過是重複的重複（《重複的城市》）。物的律動：時運不濟的男人猶如拋錨的汽車（《拋錨》）；女人的價值不如一匹種馬（《胡馬依北風》）；一對中產階級夫婦在要買房子還是要生孩子之間遭遇經濟學難題（《買樓記》）；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嬰兒享受租來的母愛（《出賣母愛的人》）；時間到了，所有的人塵歸塵，土歸土（《在碑石和名字之間》）。在這樣的“物理”世界裡，香港文人早早理解文字未必是通透現實的力量，而是一種晦澀多變的符號，有待持續拆解創造，也就可以思過半矣。劉以鬯和昆南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形成獨樹一幟的香港現代主義，他們的作品像《酒徒》《地之門》今天讀來仍然曆久彌新。但他們不是高蹈的形式主義者，正如劉以鬯《副刊編輯的白日夢》的夫子自道，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生產的限製下，窮則變，變則通，居然造就了新的文字奇觀。而昆南的《主角之再造》有言，“我便成無血無肉。我比計算機更為機械。七天之內上帝創造天地。一個早上到另一個早上，我再造了自己”。劉以鬯和昆南後繼有人，董啟章在九十年代崛起，《在碑石和名字之間》從墳場墓碑所銘刻的死者姓名、生卒時間和奉祀者的譜係，思考命、名和銘之間的浮動關係，死生的意義，隻是初顯身手。他的新書《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赫然就是對香港城市“物理”——從戀物到造物，從物化到物種——的龐大見證。香港有傳奇都會背景，從來不乏光怪陸離的創作材料。浮世的悲歡，洋場的升沉，希望與絕望，誘惑和創傷，形成一則又一則的都市告白。早期的文人描述下層社會“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像是李育中的《祝福》，充滿人道主義的情懷；日後的《來高升路的一個女人》《拋錨》《人棋》等則對不同時期的香港移民或居民做出同情觀照。不論是對逃難者或淘金者，香港並不友善，而就算定居於此的市民，也必須時時警覺。誠如阮朗的《染》所暗示，這座城市是個染缸，廁身其中，人人都得自求多福。李輝英的《爛賭二》更毫不留情地寫出一個賭鬼和煙鬼的絕望沉淪。偶爾發生的豔遇（《一件命案》），天外飛來的橫財（《險過剃頭》）總已包藏凶險。即使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活動——像是無數高樓大廈裡的電梯起降——也能成為出其不意的陷阱，讓人進退兩難（《吾老吾幼》）。然而不必隻被動地針砭社會病態，更不必提出濟世藥方。香港存在的本身就不妨視為一種“症候”，一種城市病理的隱喻。透過文字所架構的城市，或是陰森怪異，或是豔異迷離，才更召喚出香港的魅惑力量。世紀初期的香港，像是黃天石的《碎蕊》和謝晨光的《加藤洋食店》，已經各自演繹強大的欲力衝擊和挫折。《碎蕊》裡陰鬱絕望的愛情充滿歇斯底裡的、自虐也自憐的姿態，而《加藤洋食店》則是個雙重異國情調故事。在日本洋食店裡，愛欲和懺悔，偷窺和自戀交叉在男女之間，在在流露一股躁動不安、無所寄托的情緒。未收入選集中的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更寫儘了香港的浮世男女如何追逐愛情遊戲，甚至解構了戰爭和曆史。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香港作家在地主體性的認同感與日俱增，反而更激發出他們對香港愛恨交織的反應。前述劉以鬯和昆南各以實驗筆法，割裂、穿刺生活肌理，所形成的錯綜複雜的城市大觀，似真似幻。他們為一座城市打造了他的身世和病曆。自此以後，文學心理、社會分析的種種名堂，從憂鬱症到妄想狂，從都會奇觀到海市蜃樓，從毛骨悚然的怪魅到似曾相識的詭譎，用在香港敘事上儼然都順理成章。香港的文學形象是“不健康”的。尤其九十年代回歸之前的係列，從《狂城》（心猿）到《失城》（黃碧雲）。吊詭的是，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喬伊斯的都柏林，甚至巴爾紮克的巴黎，作家越是對香港發生病理學般的興趣，就越凸顯了有關香港的神話，或鬼話。香港到底是一種活色生香的誘惑，還是陰魂不散的蠱惑？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從殯儀館化妝師的自白寫一個香港女子的成長和戀愛經驗。夾纏在好生與愛死、戀屍與自閉的情結間，這位女子為香港的愛與死做了最聳人的表白。施叔青的《驅魔》描繪香港的慘綠男女飄蕩一如鬼魅，浮世繁華到頭像是一場空虛如無物的葬儀。身體的變形和疾病成為香港的隱喻。黃碧雲寫乖戾的人生際遇已成一絕，他的《嘔吐》遙擬薩特同名，個中的荒涼和怪異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有作家賦予香港擬人化的性格或身體，因而將城市怪誕美學推向極致。韓麗珠筆下香港的高樓大廈像是五官猙獰的怪獸，綿延其中的輸水管線猶如盤根錯節的豬腸（《輸水管森林》），小市民出入這樣的“森林”，演出一場又一場超寫實戲碼。陳慧的女子不斷地藉迷路找尋出路（《迷路》），謝曉虹光天化日下的人生卻怎麼也擺脫拖不開咒怨陰陰的糾纏（《咒》）。譚福基的“老金的巴士”載著乘客開向瘋狂（《老金的巴士》），也斯的李大嬸憑著一隻老掉牙的袋表在工廠發號施令，竟讓人人時空錯亂（《李大嬸的袋表》），而黃勁輝的城市男女猶如行屍走肉，在“重複的城市”裡演出乏味的生老病死（《重複的城市》）。即使潘國靈的社會學專家絕不相信怪力亂神，廟街的江湖相士的預言居然也似乎有靈驗的時候（《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香港無奇不有，不由得你不三思家所敷衍出的城市病理學。然而在麵對香港的“物理”和“病理”的同時，有心的作家更能擴大視野，叩問其中的“倫理”要義。他們所關懷的倫理沒有深文奧義，也談不上四維八德。所謂世路人情皆學問，這些作家理解不論生活有多麼不可測，做人的道理還是不能不講。他們的倫理所關乎的是人和我在都市叢林裡所經曆的考驗，所做出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所承擔的結果。香港在大半個現代世紀裡是個殖民與移民社會，人際關係的澆薄幾乎是環境的使然。唯其如此，見證種種生存境況，從相濡以沫到疏離冷酷，從爾虞我詐到有所不為，才更明白人生的“常”與“變”間的辯證何其曲折，哪裡是簡單的忠孝節義就可以衡量的？像是劉錦城的《人棋》寫底層社會裡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現實生活的艱難與誘惑打敗了男人的尊嚴，但不能奪走他們骨子裡找尋寄托的願望。女人周旋在三個男人之間，先後成了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寄托。這裡有生活最大的無奈和妥協，也有當事者之間不可思議的恩情與包容。而女性驚人的生存力量不過猶其餘事。與這篇類似的是徐訏的《來高升路的一個女人》，描寫亂世裡一個年輕女人和三個男人的友誼。女人最後憑著姿色成為主人的新寵，卻不忘拉拔她的朋友一把。這樣的情誼非關男女，而有了哥兒們般的義氣。而在陳少華的《漂泊》中，一個男子掩護一個風塵女子的非法身份，他的舉動固然出於同情，但既不帶來人性的光明，也不更暴露人生的黑暗。萍水相逢，如此而已。在所有倫理關係裡，香港對家——社會基本的結構——的向往和批判尤其動人。識者一般強調香港文學的都會特征或（後）殖民地情調。我卻以為香港政經背景的複雜性固然解構了傳統家庭元素，也同時刺激作家想象家的種種可能。上述的三則故事都點出安家立業的渴望。世道蒼莽，老套倫理早就派不上用場，但在作者貌似抽離的文字裡，我們仍然感覺到一股對親情、對家常關係的默默牽引。四篇處理父子關係的作品可以為例。伍淑賢《父親》裡女兒眼中的父親病弱無能，父親卻竟然能藉病裝病，用小小詐騙為原本暗淡的生活帶來非分——卻也無傷大雅——的片刻解脫。許榮輝的故事裡，父親為了謀生總也不在家，但有一天父親永遠不再回來，永恒的缺席還是留給兒子最深的創傷（《父親遺下的創傷》）。一九二四年鄧傑超《父親之賜》裡的兒子因為父親賣國深以為恥，引刀自殺，“一死自了，代我父親……謝罪”。到了一九八八年顏純鉤筆下，父與子的家常對話成為父與子無法對話的寫照，最微小的事物都能引爆代溝的導火線（《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足球賽……》）。但顏筆下的父子再沒有六十年以前鄧傑超式的誅死衝動；父親明白父子的難題無解，但走出家門，還有更多的人生問題等著他們。家的另一種意義係於名分問題。五十年代的秦牧就寫過赴港謀生的丈夫和在家鄉的妻子漸行漸遠，但妻子仍然一廂情願地守候家門（《情書》）。平可的《第三任太太》還有皇甫光的《模糊的背影》各以夫妻間的猜忌寫出家庭關係的脆弱，是在這些情節裡，香港作家展現了他們世故的一麵。名分之外，經營一個家畢竟還得落實在物質的所在。香港居，大不易，白洛的《買樓記》突出了胼手胝足建立家庭的小夫妻，必須在買一個居住單位或是生一個孩子之間，做出抉擇。而羅貴祥的《兩夫婦和房子》則描寫在局促的居住空間裡，一對夫婦如何上演千萬人家其實平淡無奇的家庭生活。“然而兩夫婦的敘事將會世世代代地持續下去，像那些宏偉的家族史詩般，隻要他們停止服食避孕藥丸。”從家的局限輻射而出，香港在更廣義的空間探勘感情——不論是親情或愛情——的界限。金依《吾老吾幼》的龐大屋邨裡，一個老婦和一個小孩陷在故障的電梯裡，求救無門。他們的孤絕狀態未嘗不是他們日常生活的戲劇化，而一老一小竟然因此產生意外的親情。但危機一旦解除，人間疏離的關係立刻“恢複正常”。夏易《出賣母愛的人》處理一位照顧嬰兒的保姆過分儘忠職守，她的母愛引起了正牌母親的妒忌。看似社會花邊掃描，卻觸及“母愛”是天職，是移情的對象，或僅隻是市場交易項目的價值衝突。也因此，辛其氏的《索驥》記述一位作家尋找她多年以前照顧她的保姆，不計一切代價追蹤到底的故事，就更令人深思。以呼喚保姆的名字始，以憑吊保姆的遺物止，不再隻是簡單的尋人故事，而是一個尋找流逝的、“代理的”母愛的故事。而香港人為何迫切地找尋失落的親情記憶，裡麵就更有文章。香港的倫理敘事最後還是得反求諸己，展開個人自我的省思。這未必是自傳或懺悔敘事，而可見諸作者聲東擊西的刻畫。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藉一個“蜑家老”的漂流經驗，體悟香港的滄桑改變，有如一頁一頁寫在水上的曆史；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則敷衍預知失戀/屍戀紀事，道儘香港女人作為一個情愛主體患得患失的心情。最耐人尋味的是吳煦斌的《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側寫一個留美學生在校園裡與一個印第安人的短暫邂逅，乍看與香港毫無瓜葛，但在作者不動聲色的敘述中，種族、殖民、語言、文化、離散的問題緩緩托出，終於產生了物傷其類的感傷：在後現代的（香港）社會裡，誰的心頭沒有一個孤單的印第安人？一部選集也許不能讓我們對香港文學做出全麵觀察，但不失為一個有效起點，督促我們省思香港敘事裡“物理”“病理”和“倫理”的錯綜層麵。現有的香港文學研究，尤其是香港以外對香港的研究，往往強調“物理”“病理”層麵，而香港作家們也有意無意地相與呼應。但我以為除非我們對香港敘事的倫理層麵多做思考，否則便不足以理解香港敘事的物理和病理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學有彆於其他華語文學的特色。香港本身從無到有，原就是一頁傳奇，而由物理、病理和倫理看香港，出虛入實，以小博大，竟也成就另類的香港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