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鑒於美國是個如此年輕的國家，根本沒有一個世襲的等級和封爵製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榮譽的傳統，甚至連一條眾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會階梯也沒有。因而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更加依賴自己的大學體係，指望這個機構培養人們的勢利觀念，建立社會等級機製。在彆的國家，人們不僅僅依賴大學來實現社會地位，還有其他的傳統途徑。而在美國，尤其本世紀以來，隻有高等院校這樣的組織，可以成為實現所有最高榮譽的來源。或者說，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實現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徑。我曾聽說過一個人，在名校獲得一個學士學位、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就是為的日後人們簡單的一句話：“他可是一路從那魯學出來的啊！”毫無疑問，在美國，這句話的確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麼說，被授予社會地位這件事，並非基於什麼令人討厭的差彆標準，而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流傳下來的碩果。隻要想想汽車後窗的大學標貼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即便是不那麼知名的學校居然也值得向人炫耀，仿佛這樣一來就可以給他們的身份增添神聖感似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由於每個人都以自己受過教育的高等學校為榮，大學的聲望早已高過教會了。比如沒有人會在他的後車窗貼上“密歇根州波特休倫市聖名慈善會”，或者“埃爾米拉市第一浸禮教會”之類的標貼。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這個做法，不用說，你就可以計算出當今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享有的榮譽了。不過這樣一來，當哪個機構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過歪門邪道和欺世盜名來拔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時，無不把自己裝扮成一所學術機構。《紐約時報》每天不僅刊登高尚的教學方法之類的東西，而且還有它的“每周新聞有獎問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從事教育事業似的。其他的報紙也會一本正經地刊登以下內容，比如在《時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麵上可以讀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錯誤地報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實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確數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同出一轍的是那些經紀人、掮客和房地產商，他們也舉辦所謂的“研討會”。連華盛頓那些最為露骨的院外遊說集團，儘管眾所周知是在從事賄賂和施加壓力的各種活動，也喜歡稱他們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們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科學研究所，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藝術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們在這個國家的首都華盛頓還會發現諸如煙草研究所、酒精飲料研究所、鬆脂油與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謂的“研究所”甚至還堂而皇之地設有“講座教席”和“教授”職位，由於某個資助者在一份雜誌上的聲明，我們偶爾得知，一個不學無術的家夥競擁有“美國企業研究所德懷特·華萊士傳播學講座教授”的職務。隨處可見的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所有的階層都把自己緊貼在大學、學術團體、“科學”等事物上。諸如此類的什麼都可以，但絕不能是商業。製造業和“市場”。有例為證，摩根圖書館為了招徠項目資助者，便授予他們“研究員”(Fellows)的稱號，而不是捐資者（Donors）或資助者(Beors)。而且還根據捐錢的多少分成各種等級，最高的級彆是“終身研究員”（意思似乎是說你可以享受大學教授終身製的地位，或者能在當地的墓園裡受到永久關懷）；下一個級彆是“榮譽研究員”；再下一個是“常年研究員”；最後才是普通的“研究員”。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享有的榮譽如此之高，以致它們容不得任何批評和忽視，至少從四十年代以來便是如此。因為有GI法案，它們被作為戰後公共福利製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販賣給了大眾。這些年來，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參議員麥卡錫和六七十年代的激進學生以外，沒有人敢於大膽地指出大學的種種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結果是，對大學的這種極為荒謬的偏愛非但沒有受到責備，反而大行其道，因為誰也不願意冒被指責為“反知識主義”的風險。這麼說仿佛意味著，知識僅僅是一種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應該隻被少數幾個高等學府所擁有。如果有人試圖積極地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種特殊的懼怕和憤怒。指向美國大學裡的等級製度，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級製度一樣令人惱火。有意思的是，人們對愛德華·B·費斯克1982年所著的《1982－83年度紐約時報美國大學選擇指南》的反應。美國全國自稱是四年製教育和可以授予學士學位的學校大約有二千多所（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書時的數字。據統計，目前美國共有可授予學位的大學三千餘所。一譯者注），就費斯克估計，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會想到這個數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們自己說的那麼好的學校怕是不多。在一個“研究機構”失去了其意義的世界裡，“學院”也會失去意義，這顯然是個合乎邏輯的推斷。費斯克因此著手劃分“最好的和最有價值的”美國大學，並得出總共隻有265個的結論。為了對這些學院的教育質量進行評估，費斯克根據學術質量、社會影響和“生活素質”等方麵的要求提出了一套從五星到一星的評級標準。根據這個標準，他把五星級評給了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斯但福大學、史密斯學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學術質量上大體與評定烹飪等級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級的三星標準相當的學校，這些學校在教育上的質量相當於在烹飪上達到“法國國家最佳烹飪”水平。緊接著，他把四星級授予了貝爾羅伊學院，伯都因學院、衣阿華大學、文德比爾特大學、和其他一些大致與《美食林指南》由於“出色的餐桌”獲得二星烹好級彆相似的學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爾斯學院、科爾比學院，新罕布什爾大學和康涅狄格學院，以及其他一些相當於《美食林指南》由於“規範餐桌”而定為一星水平餐食的學校。當他用比較的方式無所畏懼地剖析整個美國高校景觀時，費斯克無法忽視的是，某些學校在學術質量上比三星級的學校還要差。像任何一個誠實的評論家一樣，他隻好從其他方麵來進行評判，比如藏書量，或是學校劇院的水準，甚至校區裡餐館的質量，他按照這些方麵的評判給出了級彆。一些二星的學院包括新奧爾良的塞維埃爾大學(Xavier)、圖斯基奇大學(Tuskegee)、坦普大學(Temple)、塞頓·哈爾大學（Seton Hall）、聖路易斯大學、羅得島大學，以及俄亥俄韋斯萊安大學。還有些大學，如果從其學術質量上評估，費斯克發現隻能給它們一星，比如像圖爾薩大學（Tulsa），俄克拉荷馬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不管怎樣，這些大學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夠發現一些值得誇獎的地方。但是我們發現費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裡：內華達，南北達科它（這兩個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學）、懷俄明、西弗吉尼亞（這個州有17個學校候選），連一個在學術質量上值得一提的學校也沒有發現。同樣，理查德·尼克鬆獲得優異成績的加州懷蒂埃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和羅納德·裡根的母校伊利諾斯州的尤裡卡學院（Eureka College），也同樣不值一提。任何對大學哪怕是中肯的評價，也會引起憤怒的軒然大波。我們可以設想內華達，懷俄明、南北達科他和西弗吉尼亞諸州的州長們會下令對費斯克的惡毒誹謗群起而攻之，大聲譴責這個偏執的、有眼無珠的、假充內行的、維護東岸即定權力的費斯克（他是《紐約時報》教育版的編輯），存心蔑視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應缺陷使他根本不適合呆在報社的批評部門裡，在他們的領地內發動宣傳攻勢推廣他們的州，是州長們長期以來的重要任務之一。看到州長們拚命維護其領地的教育榮譽，我們大可不必感到吃驚。但是，我們想不到一個執教於某個級彆較低的學校的教授，會對費斯克發動攻擊。因為我們假設一個教授還是懂得批評性質的，知道批評構成觀點，而且觀點越多。越激烈，越活躍越好。由於你的大學被某家報紙的雇員判低了等級而卷進公開論戰，說明你乾的是公共關係而不是和知識有關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這簡直是在暗示，你對自己執教的學校的社會地位也沒有多大信心。我這裡指的是大衛·H·貝內特先生，他是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y)的曆史學教授。無疑他希望自己執教的大學在學術質量上被評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卻發現，費斯克竟然隻給了錫拉丘茲大學二星，這使他大驚失色。得出這個級彆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學生們填寫的調查問卷，另一部分基於對學生們的個人訪談。根據學生們提供的信息，費斯克寫道：“文理學院的文科和理科課程……混亂不清”，“授課班大而無當”，“注冊登記一團糟”，“圖書館……資料不足”，“錄取標準看上去並不嚴格”，以及“大學體育隊異常龐大”。同時，費斯克還發現，大多數教學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擔當的。受訪的學生們幾乎沒什麼道德感，他們告訴費斯克，“甭管是誰，隻要付學費都可以進來。”麵對這麼糟糕的調查結果，費斯克於是給了這所大學二星。然而，貝內特教授的反應不是去糾正這些不足，例如整頓注冊混亂，或是改革助教的課程安排（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現象），而是去責怪費斯克對學校弊病的揭露，並對這個在他看來不過是壞消息傳播者的人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寫了一封信給“壞消息傳播者”的老板，《紐約時報》出版商業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報紙在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威”被費斯克“值得懷疑的野心”濫加利用了。他在寫給索爾斯伯格的信中繼續說：“……如果不是掛了貴報的名字，《紐約時報大學選擇指南》就會被當作一個可惡的玩笑給丟棄了。”對於這一事關錫拉丘茲大學名譽的事件，同時還牽扯了愛德華·費斯克通過調查得出的使大學蒙受傷害的級彆這樣的重大問題，亞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忙不迭地向貝內特教授保證，費斯克的書已經被修改，修改內容馬上會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來。不過，在他的回複中，索爾斯怕格接著稱讚了費斯克和他的助手們，要人們注意這個體現了大量職業查詢的公正和真實的報告，他最後還是指出，儘管如此，他還是做出了費斯克的書“將來重印和再版”時，不會再用紐約時報的名字作書名的決定。我猜想，索爾斯伯格聲明將來會讓報紙和書名脫勾，無疑是在向人表明，從職業上講，一個“高級”文化機構不大可能去批評另外一個“高級”文化機構。整個這件事，使人了解到學術機構已經獲得了多麼巨大的榮譽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們對輕視或批評的敏感，以及它們對榮譽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對地位降低的極端敏感，正說明了大學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替代了過去騎士甚至紳士的階層。費斯克真正令人惱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選擇”一詞，本是溫文爾雅的事情，他卻嘲弄說，好像隨便一個什麼東西說它自己是一所學院或是一所大學，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煩說明，“他可是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話很多年前也許有相當的份量，但是今天幾乎沒什麼意義了。其實在五十年代情況就已經變了。人們為了謀求社會地位而蜂擁衝進大學去讀書，結果這一現象壓倒了“金錢”概念。“金錢”這個詞沒什麼變化，而現實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有種假設被深裸織人了美國神話，那就是：“有一張大學文憑”就意味著某種成功，而不間是從哪一所學校得到的。這種神話很難破滅，甚至在與美國高等教育的複雜的等級製度發生衝突時，也不會消失。舉例說，已經到了1959年，萬斯·帕卡德在他的《社會地位的追求者》一書中仍然相信這樣的觀點：“一張大學文憑”這一說法的意義，足以體現出某人屬於“文憑精英”的階層。其實大謬不然。你如果想更準確地表述這一事物，就必須設計一個“精英的文憑精英”階層，因為持有一個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或是那魯大學的文憑，無論如何也不能混同於一個得自東肯塔基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學院，阿肯色州立大學、或伯比·瓊斯學院的學位。當帕卡德說：“一個上過大學的姑娘同一個沒上過大學的姑娘相比，嫁給上過大學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顯然混淆了事實，因為這種說法的致命錯誤在於，它忽視了這樣的現實：某個畢業於達特茅思學院（常青藤大學之一。一譯者注）的家夥幾乎不可能娶一個從佛羅裡達勞德代爾堡的諾瓦學院畢業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還在大談特談他為之陶醉的平等觀點，可他犯的還是同樣的錯誤。在《陌生人的國家》中，他喜滋滋他說：“1940年，大約有百分之十三的適齡青年進了大學；到了1970年，進大學的人已經達到適齡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上大學的人的比例還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過是叫法上被稱為大學的地方罷了。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變的美國式的追求，不過他們追求的不是知識，而是尊敬和社會地位。愛德華·費斯克提出的“選擇”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進了大學的年輕人的數目，將總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會地位。當我們將自己置身於美國高等教育的環境中，馬上就會發現，萬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騙性語義蒙騙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處都是。在約翰·布魯克斯的著作《美國的炫耀》中，他也讚成那種較比令人舒服的說法。他劃分出“兩種基本的美國人階層：上過大學的和沒上過大學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領域裡，隻有區彆大學畢業還是所謂的“大學”畢業才是有意義的。理查德·伯那和大衛·薩瓦喬在他們卓有見地的《1981年各地評級年鑒》裡評價一所中學時說：“高中畢業班的大多數學生都能上大學，這沒有什麼值得關注的。關鍵問題是：他們被哪些學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學和學院呢？還是那些入學要求很低的學校廣今天，處境最糟糕的社會階層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拚命“迸大學”的那百分之三十。儘管他們認為自己已經進了大學，卻發現他們社會地位低下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僅在知識上、藝術上或社會上，而且在經濟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國的社會立場》一書中，科爾曼和萊因沃特發現，進一所好大學，或者照我的說法是真正的大學，可以便一個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進一所像費斯克選出的五星級貨真價實的大學，收入可以在那上麵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們發現，如果你畢業於一所“不可選擇”的大學，也就是費斯克禮貌地沒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學校中的一所，那麼你獲得的就是“無收入優勢”。全無收入優勢可言。某些時候，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都看穿了學院的騙木(原諒我這麼說)，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認識一個女人，她畢業於一所學術要求不高的大學，而且成績中等偏上。當她開始在紐約這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工作時，受到的隻是同事們“不當回事”的粗暴對待。她鼓起勇氣（我稱之為蠻勇），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大學校長，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過，人們就是明白了“大學與社會地位”這一偉大的騙局，也通常不說出來。這是一種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疼痛，覺得什麼地方出了錯，卻不知道錯在哪裡，而當事人通常會因此受到很深的傷害。正如一個人告訴科爾曼和萊因沃特的，進入某個不入流的學校證明了如下事實：“本來進大學是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裡待了四年以後他發現自己全然沒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為他上的是一所沒名沒氣的大學。儘管進大學的門是敞開的，但是，正像保羅·布盧姆伯格觀察到的，真相是“現存的教育體製已經成功地取得了上層階級的好感，因此變成一個再造等級結構和不平等的工具。”一個原因是，上層階級的孩子上大學的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們上的一定是好大學。比如他們上斯沃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美國著名四年製學院。－譯者注），而貧民階層的孩子上匹茲堡的卡爾羅學院。其結果是，對中上層階級司空見慣的事，卻會使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膛目結舌。“那些剛來的、精力充沛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列昂納德·魏斯曼寫道，“在攀登社會階梯的戰鬥中已經汗流夾背了，突然吃驚地發現，通向被上層社會完全承認和接受的門仍然是關著的。”當然，玩世不恭的人會說，這一製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向所有人開放高等教育的美麗幌子下，穩定階級之間的嚴酷界限。一個如此明目張膽的社會等級騙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還是偶然的？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發生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們所說的欺騙正是在歡呼“開放教育機會”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應充足，通過簡單地付錢就可以買到的話，這個計劃就會成功。可遺憾的是，知識、學習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隻是宣稱說“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輕而易舉使一個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機會”的開放依靠的是一個語言膨脹過程，一個“升級”的辦法，也就是把數不清的普通學校、師範學院、地方神學院。貿易學校。商業學校、文秘學校的名稱和地位提高到“大學”，授予它們一個身份，而實際上它們根本不具備辦大學的條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辦。這個過程和高中畢業生最終被一股腦塞進大學沒什麼兩樣。此兩種辦法可以統稱為“自然提升法”。60年代所發生的一切，簡單講就是一個在這個國家司空見慣的變本加厲過程，膨脹，浮誇，狂妄自大。這一點清楚地在一個公民70年代喜出望外的表達中體現出來：“英國有兩所大學，法國有四所，普魯士有十所，而俄亥俄一個州就有三十七所。”這裡每一所學院都想成為一個大學，就像每一個雇員都想成為“管理者”，而每一個管理者又都想當上副總裁一樣，簡直就像大經地義的事。結果呢？全國的州立學院和師範學校一下子都命名為大學了，而且它們懷著甩掉貧困的世上最良好的動機放手乾起來。南伊利諾斯州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它地處伊利諾斯州的卡本代爾，是一個既沒有學術影響、又沒有文化傳統的窮鄉僻壤，以前隻不過是一所師範學院，但是現在竟招收了二萬六千名學生，而且還有自己的“大學出版社”。而真實情況是，絕大多數獲得南伊利諾斯州立大學頒發的學士學位文憑的學生，還在從事“教育”領域裡的工作，這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曾經是師範學校的標誌。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幾百個其他地方，像貝爾州立大學、肯特州立大學，懷特州立大學（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城）和北依阿華大學。觀看過最近一場全國籃球錦標賽的許多電視觀眾一定像我一樣，對與北卡羅來納大學比賽的“詹姆斯·邁狄遜大學”的身份疑惑重重。這所學校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哈裡遜伯格，不久前還是邁狄遜學院，一所平庸的師範學校，現在它聽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個可以和英國牛津大學和法國索伯恩大學（巴黎大學各分校中最好的一所學校。一譯者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可它的專業還是集中在小學教育方麵，而它的新生在學術能力考試中的語言能力分數，位於大學入學平均分數線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國籃球大賽上沒有參賽的大學，也許可以順便（並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個學術質量高的學校指南。起碼，也許可以通過追蹤那些總是出現在大賽中的球隊得出相反的結論，比如代頓大學、德保羅大學、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懷俄明大學（還記得費斯克對懷俄明大學的調查發現嗎？）、塞頓·荷爾大學，還有布萊德利大學。體育節目評論員稱這些大學為“學校”（他們會說“某某是個籃球極棒的學校”），這種對此類機構的稱呼一般比各州政府來的準確得多（正是各州政府賦予了它們大學的地位）。至於在私立學校裡，我們有新澤西州的費爾萊·迪金森大學。四十年代以前它是一所兩年製學院，實行GI法案以後，退伍軍人的錢極大地刺激了它的發展。再者，西雅圖一所商業學校從學院到取得大學地位，中間隻用了短短九年。這所創建於1972年的“城市學院”，1982年時宣布已經成長為大學。可悲的是，世上有許多無辜的人會真的相信這家學校是一所大學。有時，這些學校的誕生和被人認可，是通過下麵這樣的推理實現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學都是根據其所在地進行命名的，像牛津和劍橋，如果存在著像巴黎大學和倫敦大學這樣的機構，為什麼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學校也標在地圖上？發明出諸如薩斯維爾大學、達拉斯大學、休斯頓大學，或者路易斯維爾大學之類的學府，並且神氣地授予它們同樣的地位呢？一個地方沒有學習精神有什麼關係？人們不知道求知欲和鑽研有什麼關係？如果知識分子的嚴肅精神和高深思想隻能引起彆人的緊張不安，要它們有什麼用呢？把“學院”提高到“大學”，這種做法和美國人長期形成的習慣頗為一致，即人們習慣用增加詞的音節的辦法來“抬高”對一件事物的描述。例如，學院（college）隻有兩個音節，神學院（seminary）也隻有四個音節。可是大學（uy）有五個音節，再加上以示區彆的名字，就有了下麵的：阿拉巴馬蒙特瓦羅大學（Uy of Montevallo，Abama）阿拉巴馬薩姆弗德大學（Samford Uy，Abama）加利福尼亞西海岸大學（West coast Uy，Carlifornia）加利福尼亞伍德伯雷大學（Woodbury Uy，carlifornia)上依阿華大學（Uppor lowa Uy）肯塔基特蘭西爾維尼亞大學（Transylvania Uy，kentucky）北卡羅萊納舍奧大學（shaw Uy，North Carolina）俄克拉荷馬卡梅隆大學（Cameron Uy，Okhoma）俄克拉荷馬非利普斯大學（Phillips Uy，sity，Okhom）得克薩斯中西大學（Midwesiem Uy，Texas）得克薩斯泛美大學（Pan Ameri Uy，Texas）以上這些例子不過是僅僅擦著了一點皮毛而已。這些學校中的許多，是從福音布道者名字命名的小教會學校開始起家的，然後再把自己提升為一個神學校，接著再授其名為“大學”。當然，這些學校遠不是最糟的，還存在大量比這種學校地位還低的東西，它們才是真正的底層。那裡人們聽也沒聽說過大學，隻知道明目張膽地欺騙，用錢買一紙偽造的“博士”文憑和“個人簡曆”，由於在這個國家辦一所大學如此容易，顧客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才成。甚至在首都華盛頓特區，就有一所叫做馬哈裡施國際大學自然法學院的學校。事實上有錢人和窮人一樣容易上當受騙。最近看到一所學術上根本沒聽說過的東北部大學。它的學費每年（1980年）為7100美金，名列美國最昂貴學校前十位之中，真讓人震驚，居然與那魯。麻省理工學院、斯但福、普林斯頓和哈佛等學校並駕齊驅。想弄清楚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如何落地生根，如何又變得名聲遠揚的並不太難。在我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大塊地，不知怎麼逃脫了在上麵建造大片“花園公寓”的命運，除了中間有幾棟建築外，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地空著。多年以前，路邊有塊牌子，標明那些建築屬於“康索拉塔神父”所有。過了幾年，一座帶拱頂的大磚建築開始拔地而起，與毗鄰的一棟建築連在一起，看上去很像一個“學生宿舍區”。現在牌子上寫的是“康索拉塔傳教會”。人們擔心很快又要有大動作。我這樣預見下麵將要發生什麼事，而且會很快：又有幾棟建築將要竣工，而且一座氣派的大門就要出現，上麵將大書：“康索拉塔學院”。幾年之後，有了更多的建築，招牌將在一夜之間更名為“康索拉塔大學”。現在，這個機構可以證明它的稱號名副其實了，因為它有了自己著名的橄欖球隊，鼓樂隊、團體操隊。以及隨處可見的輪椅坡道和為殘疾人設立的特彆課程。接著將會有花樣繁多的海外課程：康索拉塔帕勒莫分校，康索拉塔庫撒迪西分校，康索拉塔海德裡巴德分校。然後，在你還沒有聽說過它之前，就會在《紐約書評》上看到了康索拉塔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有著《結構主義與喬治·艾略特的悖論》、和《薩纓爾·瓊森寫作中缺少的馬克思主義維度》一類的書名。然後，康索拉塔大學將一本正經得像其他大學一樣，因而再不會有人把它當作曇花一現的笑談了。由於形跡可疑的低等大學正在不斷增加，這使得少數頂尖學校作為學術機構的等級標準更顯必要和有價值。它們在大學的總體中是少數，課程設置遵守學術自由原則，因而比較令人放心，學術標準也更有保障。正因為它們頑固的不妥協特點，因此才能經得起比較。這點可以從你在新英格蘭和東部各州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得到佐證：“他上的學校可不是常青藤的。”（常青藤聯會是由美國東北部八所名牌大學組成，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布朗、康奈爾、賓夕法尼亞和達特茅思，後成為美國名牌大學的代稱。－譯者注）不過頂層階級大體上是在大學之外的，因為他們並不需要這枚等級徽章。我們可以說，他們對子女的期望就像道格拉斯·薩瑟蘭所說的英國紳士，他們的子女“被指望在一切方麵都循規蹈矩，學業優異通常不被看作是一個區彆於常人的標準。此種態度完全和這個階層從來不去賺錢的清高相輔相成，他們隻喜歡以業餘身份做事情。”從事任何職業性的工作都是丟人現眼的。因此，薩瑟蘭說，“一個紳士絕不在汽車裡朝他的儀表盤下麵看，因為他對引擎一無所知。”由於數不清的理由，看不見的頂層和上層階級經常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形跡可疑的學院，部分是出於心甘情願的元知，部分是以守為攻，知道他們的孩子進不了好學校，再就是出於沾沾自喜的怪僻和固執。科尼利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再次證實了這個例子。他的女兒和她的朋友們上的不是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位於紐約上州的著名女校。一譯者注)或者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位於波士頓附近的著名女校。一譯者注），甚至也不是東北大學或惠頓學院，而是佛羅裡達的伯卡·拉頓學院(Boca Raton college)。而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反常，他還故意說他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歡去艾姆布裡一裡德爾航空大學轉悠。“去年12月份我在那裡取得了榮譽博士學位，”他接著報告說，在那裡吃午飯的時候，“人們把我們介紹給其他人時都稱惠特尼博士和惠特尼博士，這後一個是說我夫人瑪麗，她已經被瑞士雷辛的美國大學（Aineri Uy）授予了人文博士學位。”另外一方麵，曆史悠久的好學校，像普林斯頓和那魯，常被像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美國著名家。一譯者注）和約翰·奧哈拉（美國家。一譯者注）這樣典型的中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用來作為社會地位的標誌和證明。他們倆誰也沒能從他們選擇的頂尖大學畢業，奧哈拉甚至都沒去上他本可以去上的那魯大學，他終生都在翻閱1924級的學校年鑒夢魂牽繞這件事。這二位都把他們的大學提到了神聖的位置，或者把大學看作一個可以通過歸屬感救贖自己的神聖會社，而且肯定都會把他們最崇尚的學校標誌貼在他們的汽車後窗上。像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一樣，他們倆都是“team pyer”(意為有合作精神並依賴於團隊的人。一譯者注），除非歸屬於某一團體，否則他們很難想象自己的身份。好學校所包含的社會影響力，在菲利普·羅思的《再見，哥倫布》（1959）中有很好的記述。書中的主人公在回憶時，對比了貧困的紐沃克的街道和中上階層聚居的紹特黑爾的街道，後者都是根據名校的名字命名的，像阿姆赫斯特。貝都因、康奈爾，達特茅斯，哈佛等等。《社會名流紀事》雜誌發現，由於如此經常地提到同樣的那些學院，為了方便工作，以致不得不使用一張縮寫字母表。常青藤聯會的學校當然都在上麵，不過也有霍巴爾德學院。裡亥大學，紐約市立學院，蘭斯裡爾綜合技術學院，以及拉特格斯大學。可以確信，如果不是中上層和中產階級的頑強記憶，常青藤學校的榮譽早就在普通大眾中銷聲匿跡了。如果今天有兩條船來往於舊金山和洛杉磯之間，經營它們的公司不太可能像半個世紀以前那樣，用耶魯或哈佛來為船命名以便使它們更上檔次。可是，常青藤學校對中上層階級依然發揮著一種不可抗拒的號召力，如果你沒能去讀它們，最好是“遠離”它們，而且要有相當的距離，除非你碰巧就住在坎布裡奇（哈佛大學所在地。－譯者注）、紐黑文（耶魯大學所在地。－譯者注）、普林斯頓、普羅維登斯（布朗大學所在地。一譯者注）、漢諾維爾（達特茅思學院所在地。一譯者注）一類的地方就另當彆論了。但是那些推遲了上常青藤學校雄心壯誌的人，正是居於更上層的階級。正如裡特·米爾觀察到的情況，“去讀哈佛或那魯或普林斯頓已經不算什麼了，隻有去讀那些排外的寄宿製預科學校才真正算數……”除非一個人上過哈奇基斯、戈羅頓、黑爾、聖馬可、安多維爾、伊克塞特，或者米爾頓（均為美國以收費昂貴著稱的預科寄宿學校。－譯者注）等預科學校，不然整個拚命往常青藤學校裡鑽的做法從社會角度講都像是一種浪費，因為他們還是取得不了上等人的地位。獨具慧眼的《大學預科生手冊》知道，上一所好的預科學校有多麼重要，特彆是一所有實力把學生“喂”進常青九*九*藏*書*網藤的預科學校。選擇正確的學校是關鍵，因為“你打算……儘可能上最好的（學校），那樣，你就可以在揮動手帕告彆或拍打著胸膛唱某首歌的最後一節之後一勞永逸了。”“僅有成功還不夠，”戈爾·維達爾說，“還必須有人失敗。”光有一個威廉姆斯學院還不夠，還必須有一個南密西西比大學來襯托前者的價值，這樣，雙方才能在偉大的美國高校等級體係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很猾稽是不是？無可置疑，美國人為了令人厭倦的地位競爭目的，必須依賴高等教育體係。同樣滑稽的是，為了維護這一目的，必須有像貝內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來保衛中上層階級的尊嚴和榮譽，使其免遭揭露和低毀。如果這類事還帶有喜劇性，那麼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一點也不滑稽。由於這些大學在分配社會榮譽上擁有不同凡響的力量，為了獲得社會地位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廝殺，給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為了社會地位而碰得頭破血流希望破滅的人，在高校校園裡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進取心的學生，也包括那些本來計劃要進哥倫比亞大學，到頭來卻被俄亥俄韋斯萊安錄取了的孩子們。甚至教授們也是如此。我雖然從來沒聽說過有哪個教授，由於沒能在“最優選擇”的大學執教而被迫去了一個“高優選擇”或僅僅是“值得選擇”的學校，因而為失去社會地位而自殺或殺人的。但我卻知道有許多大學教師，被羞愧和對自己無能的負咎所摧垮，並且從那時起，懷著苦澀的心情把他們的一生傾注到對社會地位的忌恨上，而不是用在培養智慧和做學問上。無論對於學生還是老師，美國的大學和學院就是貴族沙龍、王室接見會、封建朝廷的現代翻版。任何不明白這一點的人，都應該更努力地研究研究這一現象。實際情況是，儘管根據憲法這個國家沒有哪一個機構有權授予貴族頭銜，但大學似乎是個例外。或者它們乾的很像這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