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天氣更熱了，我也不能再拖延不去見監獄長穆爾斯了。我任冷山看守期間有過三任監獄長，哈爾·穆爾斯是最後一任，也是最好的一任。他平易近人，誠實，直率，甚至缺乏柯蒂斯·安德森的基本才智，但他具備了政治技能，足以在那幾年艱難時期維持住自己的位置……他也很正直，經得住誘惑。他不會再提升了，但這樣似乎也不錯。他那時58歲，要不就是59歲，臉上的皺紋很深，像條警犬，大概就是波波·馬錢特很熟悉的那種。他滿頭的白發，雙手因為痙攣之類的原因顫抖著，不過他還是很強壯的。前一年，當一個監獄犯拿著一根由板條箱的板條削成的棍子向穆爾斯衝來時，他站在那裡，抓住那惡棍的手腕，一把折斷他的骨頭，發出了乾樹枝著火後斷裂的聲音。那惡棍忘了所有的憤慨，跪倒在地上，尖聲叫娘。“我不是你娘，”穆爾斯用他很有修養的南方口音說道，“不過我要是的話，我會拎起裙子，用生你出來的家夥朝你撒尿的。”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立刻站了起來，我一擺手讓他坐回去，然後在他桌子對麵坐下，先從他妻子說起……這隻有在我們那裡，彆處你可不會這麼做。“你那漂亮妞怎樣了？”我就是這麼問的，好像梅琳達才十七芳齡，而不是六十二、三歲了。我的關心是真誠的，她是那種我若有緣分自己也會愛上和迎娶的女人，但我並不想故意把他從工作上扯開。他深深歎了口氣，“不太好，保羅，確實不太好。”“頭痛更厲害了？”“這禮拜隻痛了一次，不過是最糟糕的一次，前天她基本上整天躺著，現在她右手乏力的情況更嚴重了——”他舉起自己那隻滿是肝色斑點的右手，我們兩人看著它在記事簿上顫抖了一陣子，接著他又把手放下了。我知道，他極其不願意說出上麵這番話，而我寧願沒聽見。梅琳達的頭疼病是春天開始的，整個夏天醫生一直說這是“精神緊張引起的偏頭痛”，也許是因為擔心哈爾馬上要退休。我老婆曾告訴我，偏頭痛是年輕人的病，不是老年人常得的，到了梅琳達·穆爾斯的年紀，病情通常會好轉，而不是惡化。現在她的手又出現乏力症狀，我看這可不像是精神緊張，而像是倒黴的中風。“哈維斯特羅姆醫生想讓她去印迪亞諾拉住院，”穆爾斯說，“做點檢查，他的意思是拍X光片，誰知道還有什麼，她都怕死了。”他停住了，然後點點頭，“說實話，我也很害怕。”“是啊，可你都看到她的情況了，”我說，“彆再等了，如果真有什麼的話，X光能照出來的，沒準是他們可以治療的。”“是的，”他應著。過了一會兒，我們的眼神對視了，並停在那裡。據我回想，這也是我們這次見麵的唯一一次，那是一種袒露而徹底的相互理解，一切儘在不言中。沒錯，也許就是中風，也可能是惡性腦瘤，如果真是的話，印迪亞諾拉的醫生也差不多無能為力了。要知道，這是1932年，當時就算尿路感染之類相對簡單的病症，不是用磺胺類藥劑讓人惡心，就是忍痛熬著。“謝謝你這麼關心，保羅，現在，讓我們談談有關珀西·韋特莫爾的事。”“今天上午我接到州裡的電話，”監獄長平靜地說，“電話裡很生氣，我想你也能想象的，保羅。州長有如此的姻親關係，他沒法不感情用事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話。他的妻子有個哥哥，哥哥有一個兒子，那人就是珀西·韋特莫爾。昨晚，珀西給他老爸打電話，而珀西的老爸又打給珀西的姑姑，還要我把下麵的事情全講了嗎？”“不用了，”我說，“珀西告發我，就像學校的孬種告訴老師，說他看見傑克和吉兒在衣帽間裡親嘴。”“沒錯，”穆爾斯應道，“差不多就這碼事。”“你也知道，德拉克羅瓦進來的時候，在珀西和他之間發生了什麼吧？”我問，“珀西還拿著他那該死的胡桃木警棍？”“知道，不過——”“你也知道他有時候是怎麼拿著它在監獄裡顯擺的，他純粹為了找樂子。他很卑鄙，又愚蠢。說實話，我都不知道還能忍他多久。”我們彼此認識五年了，對於相處得好的人，這時間算長了，尤其是我們的一部分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我的意思是，他能理解我。倒不是說我會撂挑子不乾，大蕭條正在監獄外頭徘徊，就像危險的罪犯，而且還不受我們掌管，不受牢獄控製。比我更能乾的人不是流落街頭，就是得逃票乘車。我知道自己算是幸運的，孩子們成年了，還有房貸，那兩百磅重的大理石塊，兩年前也終於不再是胸中塊壘。可人總得吃飯，還有老婆要養。而且，隻要有能力，我們也習慣了給女兒和女婿寄上個20塊錢（即使有時候一時沒錢，如果簡寫信流露出異常的窘迫，我們也設法寄去）。女婿是失業的中學教師，如果這樣的情況在那年頭還稱不上窘迫的話，窘迫這個詞也就沒啥意思了。因此，人們絕不會放棄像我這樣有穩定收入的工作……絕不會鐵著心冷冷地放棄的。不過那年秋天可沒那麼冷，外麵的溫度不合季節地高，尿路感染在我體內肆虐，把我身體的溫度弄得更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哎，有時候，人的拳頭就會隻聽從本能。一旦你對著像珀西·韋特莫爾這種有後台的出了拳頭，你就可能會繼續揍下去，因為沒有退路了。“要挺住，”穆爾斯平靜地說，“我叫你來就是為了這個。據可靠消息，實際上，今天給我打電話的人告訴我，珀西向布萊亞那邊遞了申請，而且申請會被接受。”“布萊亞，”我應道。即荊棘嶺，兩個州立醫院之一。“這家夥在乾嗎？巡遊州立機構嗎？”“是份管理工作，薪水更高，隻是催催文件，而不是在大暑天整理醫院床鋪。”他撇著嘴朝我笑笑，“你要曉得，保羅，頭兒過來的時候，你要是沒把他和範哈伊一起派到配電室的話，你可能早就擺脫他了。”有那麼一會兒，他的話讓我費解，不知他到底在說什麼。也許我也不想聽懂。“我還能把他派到哪裡？”我問，“老天，他幾乎不知道自己在這裡乾的是啥！還要讓他參與執行隊的工作——”我沒把話說完，也說不完，頭緒亂糟糟的，無從說起。“不管怎麼說，你最好讓他接手德拉克羅瓦的事。如果你想擺脫他，就得這樣子。”我垮著臉，看著他。過了一會，我終於收起臉說：“你說什麼？難道他想親身經曆這個場麵，想聞聞彆人腦袋燒焦的味道？”穆爾斯聳聳肩。一談起妻子，他的眼神曾是那麼的溫柔，可現在卻如此冷酷。“不管韋特莫爾乾還是不乾，德拉克羅瓦的腦袋終歸要燒的，”他說，“對吧？”“對，不過他會搞砸的，事實上，哈爾，他準得搞砸，在三十個左右的見證人麵前……在那些專程從路易斯安那趕來的記者麵前……”“你和布魯特斯·豪厄爾得保證不讓他弄砸了，”穆爾斯說，“如果他還是搞砸了，會被記錄在案，就算他州議會的親戚早不在了，那記錄還會存在。你明白嗎？”我懂。這讓我感到惡心，感到擔心，但是我懂。“他想留到執行柯菲死刑。不過，如果我們幸運的話，他從德拉克羅瓦那裡能獲得滿足。你得確保讓他參與這一次。”我本來計劃好再讓珀西呆在配電室，然後讓他下隧道，推著安放德拉克羅瓦的滑輪擔架，把屍體送到監獄外路對麵停著的運屍車那裡。但是我想都沒再想，就把所有這些計劃拋到腦後。我點點頭，我有種感覺，覺得這是一場賭博，不過我不在乎。如果這麼做能擺脫珀西·韋特莫爾，我連老虎屁股都敢摸。他可以參與處刑，推合上夾鉗，朝鐵窗望望，告訴範哈伊推到兩擋；他還能看著那個小個子法國佬渾身觸電，而那電就是他珀西·韋特莫爾從瓶子裡放出來的。就讓他得到那些惡心的快感吧，如果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州裡對殺人犯的處罰。讓他去荊棘嶺好了，他會在那裡有自己的辦公室，還有納涼的電風扇。如果他姑夫下一次選舉失敗了，他就會知道，在這個艱難、破舊、酷熱的世界裡，什麼才是工作；他就會明白，在這世上，不是所有的惡棍都會關監獄，有時候連你自己的腦袋也會挨揍，這樣更好。“行，”我說著站起身，“我會讓他參加德拉克羅瓦的處刑的，讓他打頭陣，同時，我會維持場麵。”“好，”他說著也站了起來，“另外，你自己的情況怎樣了？”他悄悄地指指我下身。“好像好點了。”“嗯，這樣就好。”他目送我到門口，“還有，柯菲怎麼樣？會惹事嗎？”“我想不會吧，”我說，“他安靜得像隻死公雞，真是古怪，古怪的眼神，不過很安靜。總之我們會留心的，不用擔心。”“當然，你知道他曾乾過什麼。”“那是。”他看著我走到了辦公室外，老小姐漢娜坐在那裡，讀著她那本叢林故事，好像自上個冰川世紀結束時，她就在讀這本書了。能離開那裡我很開心，總之，我覺得好像很輕鬆就脫身了。畢竟，很高興能知道還有機會擺脫珀西。“代我向梅琳達致以最真切的問候，”我說，“也彆再自尋煩惱，很可能最後診斷結果不過是偏頭痛而已。”“確實，”他說。他心事重重，垂著眼睛，嘴角卻露著微笑。兩個表情夾雜在一起，可真是慘不忍睹。我回到E區，開始了新的一天。有文件要看要寫，有地板要拖，有飯要做，還要製定出下周的值勤表，一大堆事情呢。不過大部分時間是等待，在監獄裡總是有很多等待，從來沒完的時候。等著德拉克羅瓦走綠裡，等著威廉·沃頓噘著嘴唇、帶著野小子比利的刺青來這裡，更重要的是，等著珀西·韋特莫爾走出我的生活。德拉克羅瓦的老鼠是上帝帶來的神秘物之一。那個夏天之前，我從沒在E區見過老鼠，那個秋天之後，我也再沒見過老鼠。就是那個秋天，在十月的一個炎熱的、電閃雷鳴的晚上，德拉克羅瓦在我們的陪伴下走了，走時的樣子令人無法形容，連我都不敢回想。德拉克羅瓦說，是他訓練了那隻老鼠，讓它以汽船威利（是當時“米老鼠”的彆稱。）的身份在我們中開始了自己的生活。不過，我認為情況其實恰恰相反。狄恩·斯坦頓也認同我的觀點，布魯托爾也是。老鼠第一次出現時，他們倆都在那裡，正如布魯托爾所說，“那東西早就受過訓練，比那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國佬可聰明多了，那人還自以為是主人呢。”狄恩和我在辦公室裡，正仔細檢查著上一年的記錄，準備給五次處決的見證人寫後續報告，還要為自1929年以來另外六次處決的後續報告寫後續報告。我們主要想知道的就是一件事：他們對我們提供的服務是否滿意？我知道這聽上去很怪異，但這可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作為納稅人，他們是我們的顧客，隻不過很特殊。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他（她）願意在午夜出麵觀看處決，準會有特殊的、迫切的原因，有特殊的需要，如果處決是一種合適的懲罰，那麼它就得讓人滿意。他們曾有過噩夢，處決的目的就是要向他們展示，讓他們明白，噩夢已經過去。也許這麼做還真有效，有時候真是這樣。“嗨！”布魯托爾從門外喊著，他正在大廳最前頭的桌子前，“嗨，你們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