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旅遊的地方，一處山頂的祭天台上，她張開雙手，大口呼吸從漆黑的樹林裡排出的濕氧，閉著眼睛，大喊：“我是勾捏。”“什麼？”“我說我是勾捏。”在號子裡我能想見的重獲自由的場景就是這樣。充滿儀式感。她為最終能掙脫出工作的苦役而振奮，正隆重地享受這解放的時光。我能感覺出其中的偽裝與故意，心中為此難受。快感，在她對老板驕傲地說出那句話——不給最好，那押金我不要了，留給你們自個兒花吧——並傲然地走出酒店時，達到高峰，並幾乎在這同時便結束了。現在不過是捕捉些餘味。上山的路不見一名遊客。她躺下，張開雙腿。我們就著斑駁的樹影做起來。並在微微的厭倦之中沉沉睡去（說起來這些天我們不知道做了多少愛）。睡覺可以使不想麵對的現實推遲到來，然而醒來時，所要麵對的注定也會比之前更糟糕：隨著暮色漸濃，人和自然那種和諧的關係也要走向終止。黑夜將接管這裡。到處是來自山野與土地的攆逐聲。而此時的自己疲乏至極，因為受冷還打著噴嚏。嘴也特彆臭。心中對一切都充滿厭惡。隻要是望一望漫長來路，隻要是望一望，我便陷入絕望。我是騙子，我看著她時心裡這樣想。當我對她說“我給你自由”時，想的是“你給我身體”，然而在她給我身體之後，我卻並沒有給她一個愉快、美好同時充實的新生活。我以自己的無能為力輕易讓她看見自由那極其無趣的另一麵。我想她正深陷懊悔之中。在今天早些時候，她還是一名有工作、受一種恒定的規律（這個規律大到能確保宇宙有序地運轉）保護的人，而在傍晚，她就跟我一樣，變成一名徹底無足輕重的流浪者。她穿上衣服，雙手將袖口捉在一起，弓著背（以使自己暖和點），不打招呼就走在前頭。起碼有三四裡路，我們就這樣走著，地上隻有鞋碾過砂粒的聲音。我將耳朵支得高高的，生怕沒聽見她說話。而直到快走下山，她才麵無表情地說：“燒了。”“什麼？”“把這座山燒了。”“這怎麼行？”“你燒不燒？”我不再說話，用撿來的帽子攏齊鬆針與落葉，折下幾根暗黑的細枝，點起來。它們冒出很大的煙。我一邊咳嗽一邊流淚，費了很大勁才算是將火苗養大。我以為她還要參觀一會兒，可她卻帶著我一起沒命地跑。你真燒啊你這傻子你還真燒，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們跑得異常口渴，就像咽喉那兒擱了一把粗鹽。等我們跑到山下的柏油路，濃煙已從那陡峭山腰的稠密鬆林中冒出來，山間充滿人類的呼哨聲與跑步聲。她放肆地笑起來，然後在一坐進路過的小客車後便拉下臉（我想到下班的售票員將麵前的小鐵窗猛然拉下來）。她一遍遍拍打著前邊座位的靠枕，極為無聊。按我的本意是跟隨這台車去縣城，然而她卻在中途不打招呼就下來，我隻能跟著跳下來。我們隨便吃過飯，找間旅社住下。從晚上九點起，我們就被迫待在這陌生的房間裡發呆。衛生間天花板上的積水，每隔四五秒照著地板滴一下，我們的心臟雖早做好準備，卻還是跟著緊縮一下。我們隻能再次做愛。我們不是真要做愛，而隻是想用這種形式來打發漫長的時間。中途她推開我，我為此大為生氣。其實我也不想繼續做下去，隻因為是她開的口，我便覺得傷了自尊。她沒有理我，盤腿坐到桌子上。窗戶是開的，外邊有一盞昏黃的路燈，風吹起她隨便穿著的白色襯衣。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煙灰撣在她手裡端著的蓄著一點殘茶的杯子裡。“我並不感到後悔。”她眯著眼說。“我們會好起來的。”我說。“你叫什麼？”“我叫飛眼。”“我叫勾捏，我愛你。”“我也是。”清晨，我醒來。門是虛掩的，鳥兒叫得很歡，嘎嘎嘎嘎，就像鴨子那樣地叫，床上留著她睡覺的痕跡以及幾件衣服。她和她的包不見了。我走到窗前，看見地麵隻有幾張著了露水的篾簟，水在溝中流，嘩嘩地響。我為背叛來得這麼早而惱怒。可是幾分鐘後，我又看見她提著給我買的一塑料袋油條、包子和豆漿，用肩膀頂開門。“你去哪裡了，你急死我了。”我快步走過去，對著她喊。到這會兒我算是知道，我可不願丟掉她，哪怕是一會兒。她站著，一隻手提著滴水的塑料袋，一隻手過來撫摸我的頭發。“你讓我擔心壞了。”我說。“擔心什麼？”“你一個人——”我說。她好像很享受這個，吧嗒吧嗒地吻我的額頭。按照她的決定，我們搭大客車去了省城。繞過登邑大市場（它用更大的字寫著“原徽客隆大市場”），穿過一段水泥路、柏油路、泥路，我們走進一間足有一塊足球場那麼大的院子。牆邊蒿草有半人高。到處是車輛進出的痕跡，一箱箱的貨物隨意堆放著，有些蓋著藏青色的篷布。勾捏撥通手機，說：“我來了。”從二樓的一間房子裡衝出一位矮胖姑娘，咚咚咚，跳著下了樓梯。她們又摟又抱，互相審視對方，試圖找出一些變化的痕跡。啊，我實在是找不出比這還醜的姑娘：臉像被醃製過，鼻翼結滿要剝落的死皮，幾乎沒有脖子，同時有著一對像幼象那樣敦實的下肢。我不知道勾捏怎麼看得下去。然而她們不但互相觀看著，還對著親了好幾口。工人們懶洋洋地乾著活兒，沒幾分鐘便找到一個理由歇息。隻是到十點半，他們便摘下手套，聚在一起聊天。不一會兒他們覺得快要吃午飯了，打起牌來。醜陋的姑娘帶著我們在二樓的圍廊裡轉悠，鐵皮樓板上撒落著很多黃沙。她說：她有一個哥哥，現在在檢察院上班，曾經，在他也住在這裡時，他一直喜歡但從未向其表白過的女孩，在她母親的帶領下突然出現。儘管他知道是走投無路將她們送到這裡來的（落魄使她們家中的電視櫃隻能擺出一台貼著彩色透明紙的黑白電視機以及一台蓋著布的二尺寬老式收音機），但他仍將她的到來視為是屈尊駕臨。他一直跟在身後，聽她母親為生活困難作出種種辯護。實際上也沒人質疑過她們。她們的衣著仍保留著尊嚴，她穿著一件素白的裙子，她母親則穿著一件紅色燈芯絨睡衣（是的，隻有這一件還像點樣子），腳蹬一雙平底黑色皮鞋。她們到來的意思是多麼明顯啊，可是彼此都無法將話說明。直到那老女人，那燙著關牧村一樣發型的母親，看見圍廊轉角處堆積的一堆黃沙。她拿起鏟子就鏟，同時粗暴地命令女兒，還愣著乾嗎呢，還不去拿隻簸箕。他捉住鏟子，卻還是擋不住那位母親熱火朝天地乾起來。“我實在看不過去。”老女人說。他看著心中的女神滿麵通紅地走下樓，去院中間撿來一隻沾滿石灰的簸箕。他嘟噥一句，聽見這位母親說：“做得完的，怎麼做不完？”因為這事，他和他暗戀的人再也沒有聯係。說者無意——醜陋的姑娘並不是為了敲打我什麼，而隻是簡單地想用它來取悅她的死黨勾捏——可聽者有心。我覺得寄宿在此地特彆彆扭。有時候我長時間站著，直到這醜陋的女孩發出明確的邀請：“坐啊。”我才授權自己坐下來，對著漆黑一團的電視發呆。她們簡直是回到了童年，在房間裡鑽來鑽去，有時扭打在床上，有時是地上。我記得有一次，勾捏在躲避時，不慎碰倒一隻比她還高一個頭的青瓷花瓶。我、勾捏以及那醜姑娘的眼睛都直了。所幸它並沒有摔碎，就是一點裂紋也沒有。我摸過它的質地，至少值十幾萬元。那姑娘後來說，她隻是害怕聽見東西咵地一聲碎裂的聲響，錢倒無所謂。我相信確實如此。我到大市場轉了一圈。人們的身上到處是錢。有一夥老板，就將七八捆錢放在旁邊的煙箱上，湊在一起打牌。我遲遲不敢下手，倒不是因為難偷，而是害怕失手所帶來的萬劫不複的結果：我將徹底失去勾捏。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這樣？警察帶走我，我就永遠地失去勾捏了。後來，當我不得不瞞著勾捏重操舊業，以弄到足夠的錢好流浪下去時，總是感覺悲壯。因為有這個負擔（我不再是那個光禿禿的自由的人而是一個擁有一個女人的人了），我變得笨手笨腳。果斷與機智從我身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猶豫。有時我跟隨一個人走了差不多有十幾分鐘，卻仍無法將他幾乎是插在外邊的錢包——我們管它叫皮子——弄走。有時在出來前，我會向勾捏說：“如果在約定的時間我沒回來，你就不要等我。”她說：“不是有手機嗎？”我不再解釋。看起來我們在這朋友的院子裡想待多久都可以。那些既是工人也是仆人的人親熱地和我們打招呼，我也學會將腳擱在茶幾上。然後，在一個時刻，工人們大呼小叫，拿起工具奔向各自的崗位，假裝杭育杭育地乾起來。而她，那像是醃過的姑娘，麵色慌張地推起勾捏的背，說：“走，你們快走。”我們當時正在刷牙呢，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推出來。我們倉皇跑向大門時，一台奧迪從對麵的方向開進來。副駕駛位置坐著一位器滿意得、目空一切的中年男人。他瞟了眼我們。正是這有如審視異物的眼神，使我和勾捏辛酸莫名。我們明白這些天來自己其實不過是偷偷摸摸地借住於他家。是寄人籬下。不是彆的。這位同學給了勾捏五千元。她們曾一起輟學，並在途中找到算卦先生，想起一個凶神惡煞的名字混江湖。他翻出一本手抄的書，說：你呢，就叫勾捏；你呢，叫則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