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朝著西邊走。“走多遠你自己會知道的。”這是曲先生指的路。我付給他五十元，他找給我四十元，我又從他身上盜取一百元，他給我算命一次合計支付我九十元。但我相信他不會亂算，因為結論是在付賬前給出的。我隨便感覺著，差不多就行了，和勾捏在一個叫六安的小鎮下車，租下一間房子。每天，我都帶著一種想當然的激情出門（“好，你來給我乾這個。”我認為隻要推開一間辦公室的門，那坐在旋轉椅上的人就會站起來對我說），然後在初昏將至時帶著扒竊來的一些錢與食物（我會說它是買來的）悲哀地歸來。有時，我害怕早歸，便坐在草坡上發呆。漆黑的柏油路從眼前延伸至天際，一台車亡命似地奔馳，逐漸變小，直徑巨大的混凝土煙囪立在路邊，慢騰騰地吐出最後一口白煙。“遊手好閒乃諸惡之源”，我不知道是哪位穿製服的跟我這樣說，他當時意味深長，一道煙吐得很遠。臨走時還拍拍我肩膀。其實不用他說我也知道。我不是不想改變，而是體內總有一股懶惰而深刻的力量將我拉下去。我的父親管我的這種習性叫“癱屍”。勾捏總是抱怨頭痛。整日地不得不去睡覺，然後就是看電視，怎麼可能不頭痛。沒過多久，時間作為一種刻度，從我們身上消失。起初消失的是幾月幾號，接著是星期幾（有時勾捏依靠電視節目的播放規律判斷是星期幾），最終我們隻知道天亮了又黑了。我們像躺在舴艋上，任其在無邊的海洋飄蕩。有時整一天不說話。有時飯也不太願吃，成天就想著發明一種營養高度濃縮的丸藥，吃了經年不餓。有好幾次，當我躺在草坪上，差不多要為自己隻有吃喝拉撒這麼點使命而哭泣。我被淘汰回動物了，我是這麼想的。不過細想下去，又覺得其實不存在淘汰不淘汰，人本身就是動物。動物操心的是食物與交配，我們人類何嘗不是。難道我們就有彆的追求嗎。這麼想著，我忽然振奮起來，想找筆將腦海裡迸發的思想火花鄭重地抄下來：我們每個生靈，無論豬、老鼠或人，都是幾千萬年下來頑強生育所留下的惟一結果（這一脆弱的鏈條隨時會因為災疫、戰爭、製度甚至是陰道內一點黴菌的損害而斷裂），都背負著極其古老的家譜與曆史，並且還要朝下頑強地繁衍。那麼我們——包括祖先以及我們自己——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或者說，我們究竟是在等待什麼？我一整天地望著蒼穹。想到先朝一定也有人這樣不解地望著。有那麼一會兒工夫，我覺得在天空深處隱含著一種躁動，也許會從那裡飄來一位以雲彩為車輦的白衣聖者，他曾經是我們中的一個，現在要召喚我們去一個新的、不死的、享福的地方。很快我意識到這隻是一種無意義的想象。我和勾捏開始用互相踐踏來打發時間。有時僅僅為著體現一種職業精神，我才能在這互相傷害的遊戲中保持住凶惡的架勢。有時我沉沉睡去，將自己交給對方處理。終於到了一天，勾捏走來走去，扔下她看見的每樣東西，將房間弄得比垃圾場還要淩亂。“夠了，受夠了，我他媽受夠了。”她衝著那些東西喊叫。我尷尬地抬起頭，看著她走進臥房。我儘力了，我想。另外我還想，這次她也許真的要走了。如果走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呀，我反複對自己說。然而她從房內走出來，說的卻是：“我們總得找點兒事做。”我害臊極了。接著，她又說：“你知道嗎？”“知道。”我說。“知道什麼？”“我們得找點兒事做。”“你到底去找了嗎？”“這不，一直在找。”“你找哪裡去了？這麼久，事情呢？”我重新低下頭，聽到她說：“我們的錢快用光了。”“我知道。”“你什麼都知道，可是錢要用光了你知道嗎？”“我在想辦法。”“我們得搞錢。”“是啊，搞錢。”我攤開手，我想這個動作的意思是“怎麼搞，你告訴我”。“你得動腦子啊。不管怎麼搞，總之得搞，我們不能爛死在這兒。”“這兒也蠻好。”“你說它還好？”“總會有辦法的。”“辦法在哪裡，你倒是告訴我啊？”我坐直身體，緊盯著她，冷靜地說：“你要聽細水長流的，還是一票大的？”“怎麼說？”“細水長流就是我每天出去偷點，乾大的就是搶劫。”我想她應該震驚一下。所謂人鬼殊途，道不同不相為謀。她確實在發怔。她在消化這個事實，雖然她一直懷疑我是小偷。她在確認這些天來和她同吃同睡的是一名道上的人。她重新開口時，聲音低下去：“我說呢。”“我就是乾這個的。”我說。開誠布公多少使人感到寬慰，隱隱還有些無恥的自豪感。“沒事，”她說，然後蹲下來，一下下劃著沙發，隨即又仰起頭問，“那是不是得用刀？”“也可以不用，但得用一樣東西。”我真正的搶劫經驗隻是替人望了幾次風。其中一次，哥們兒走了很久，我還在口子上守著。直到受害人摁著傷口像隻呆鵝走出來，我才知道搶劫結束了。“開始吧。”勾捏說。“什麼開始？”“搶劫啊。”“怎麼開始？”“現在就開始啊。”後來這一天，我都在壓製她蠢蠢欲動想立馬出去乾一票的念頭。她一會兒握住雙手並攏兩根食指，側著腦袋瞄準我，一會兒拿礦泉水瓶（假裝那是刀）架我的脖子，一會兒戴上墨鏡，將手插在牛仔褲前兜，看鏡子裡的自己。她將它當成是一場好玩而刺激的遊戲。因為明白這遊戲注定會帶來流血，會徹底撕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比之下，偷竊總是會注意保留最後一絲溫存），我開始後悔說出這主意。說起來我隻是被她逼得沒辦法，想要一點麵子。因為要麵子，很多人去乾他從不打算乾的事情，現在我是其中一員。她不會知道，幾乎就在我們想怎麼搞點錢時，法律，那嚴格而死板的商人，就已經站在不遠處等著，好和我們做一場公平交易。此前，我都是依照可能麵臨的風險來選擇自己的行為，我選擇偷，是因為隻有偷夠一萬元才能帶來三年徒刑，而搶劫，無論你搶的是多少，刑期至少都是三年。中間因對方掙紮，動動刀子，十年二十年就賠進去了。“要玩就玩點大的。”她說。我看著她，心想，那倒是把我們自己玩死了。可我說的是：“好吧。”我一直在算計：一、搶劫至少會帶來三年徒刑；二、我不想服刑三年及三年以上。結論：必須瞞過法律。而瞞過法律的辦法不多。諸如在黑夜中作案、不留指紋鞋印、不留與對方聯絡的證據、避免被旁人目擊，都在考慮之列（她還加了必要時將對方眼睛刺瞎、使對方失憶甚至毀屍滅跡等極端手段），但究竟不能做到萬全。我們的對手，那占有通訊網絡、交通網絡、監控網絡以及情報網絡的強大國家機器，隻要起了抓捕的心，就一定能抓到你。勾捏說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收買，我的答複是你都有收買的背景與實力，何必出來搶呢。在我腦海裡想的是，我們惟一能作為的就是受害人這塊。我希望他既不反抗，也不聲張，還跟著我們一起掩蓋這事情。勾捏不信有這樣的事。我說不止是理論上存在可能，實踐起來也有很大可行性，我現在就是在想整個流程，隻有每個步驟都想清楚，事情才能成功，而且往後還可以依樣複製。這種事前人已做出示範，後人還會效仿。她不感興趣。她一手拿卷起的雜誌（刀）一手拿手機（錘子），和虛擬的敵人比劃著。“我說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啊？”她說，“不就是拿刀威脅一下嗎，他敢報案，我就一刀捅了他。”我看了看她，覺得自己作為領導者，有責任將局麵控製下來。“我們來演示一遍：你敲了彆人的錢。”我說。“好。”她說。“你有沒有罪？”“當然有。”“怕不怕警察抓？”“怕。”“好，假設是你被敲詐了，你有沒有罪？”她以為是玩智力遊戲，說，有，沒有，有，我提示她說沒有。她說：“沒有。”“你怕不怕警察抓？”“不怕。”“但是你怕警察知道這事。”“為什麼？”“因為警察知道了，你家人也會知道。”“那有什麼關係？”“你嫖娼呢。”“哦。”“你還敢報警嗎？”“不敢。”“因此我們要找年紀大點的，結過婚的，但不能太大。五十啷當歲，皮厚得出奇，就無所謂。年過花甲的也可以，花甲老人特彆怕自己的形象被摧毀。”“嗯。”“這是最關鍵的，我們要找的對象必須有點錢，有穩固的家庭（隻要細心觀察，家庭穩固的人和鰥夫還是很容易區分的），有正當的職業，同時性格懦弱，怕惹事。”“也就是說，是你拿著刀出來而不是我？”“是。”“我去引誘他？”“是。”“好吧。”“這樣至少會讓我們安全一點。”傍晚，我們走進集市。那些商人打著豐滿的哈欠。他們從早上起就站在這兒，和城管玩了一天貓捉老鼠的遊戲，正打算熬過這最後的十幾二十分鐘。光陰暗沉，我們像隱身人挑走口紅、高跟鞋、坤包、口罩、手套、白酒和錘子。她對水果刀有著強烈興趣，被我阻止。一則容易折斷，二則過於招搖。我們轉過幾個攤位，發現有一款男衣和一款裙子幾乎每家都在賣，本地人穿的也多，因此各買下一套。我們一穿上就覺得自己是鄉下人。我們買了點吃的帶回來。我往坤包裡放進去一隻避孕套，說：“現在你就是一名小姐了，你知道怎麼做小姐嗎？”“不知道。”“一旦我們確定目標，你就裝作和他擦肩而過，挨一下他，說：先生，要那個嗎？”“哦。”“不，應該說，先生，要保健嗎？”“先生，要保健嗎？”她隨意地說。“什麼保健？”我咽著口水。“有泰式的，港式的，全套的，價錢不一樣。”“全套的是什麼？”“你當然知道。”這位宏梁老弟真是明知故問啊，你怎麼不知道。“隻要那個男人停下腳步，就意味著他上鉤了，”我對勾捏說，“上鉤的男人智力會嚴重下降，臉部充血，呼吸粗重，像頭驢悶頭悶腦地跟著你走。”我們喝了很多酒，最終我眼眶濕潤地說：“這個世界沒人會幫我們，隻有我們自己，我們要互相依靠。”“嗯。”她莊重地點頭。“永遠不背叛對方。”“嗯。”“你愛我嗎？”“我愛。”“那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